金融界：2020年我們遇到了百年未有之大疫情，它也帶來了新一輪的大變局。那麼站在歷史的角度，新基建承擔着怎樣的歷史使命，對我國經濟發展又有何意義，請您為我們解答一下。
滕泰：首先，無論是決策體制上來看，還是從決策模式或者是拉動內需的習慣上看，過去十幾年，我們中國的政府穩增長的措施都比較偏重於投資。不論是2003年非典，還是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我們都是通過擴大投資來穩增長、穩就業，尤其是2009年4萬億的投資規模，當時GDP只有30多萬億，4萬億佔比將近10％—15％。靠投資拉動消費已經有很大的慣性。但是目前經濟發展階段，已經不是十年前、十五年前、十七年前了。在當前的中國經濟增長中，投資佔比已經降低到31％，而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高達60％。在這種情況下，繼續靠傳統的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的話，是否符合當前增長階段結構的特徵？這是學界和決策者都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但決策模式確實有這樣的慣性，從國家決策部門發改委、財政部，到各級地方政府，都是通過投資來拉動相關的預算、融資、投資或者是項目審批，依靠科學的流程、有完整的部門設置。所以一説穩增長，我們的拿手好戲就是搞投資。但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就是靠投資拉動的階段已經過去了。快速城鎮化的階段已經過去了，後面還有10％，現在是60％的城鎮化率，假設中國能達到70％的城鎮化率，未來十幾年，每年也就不到1％的城鎮化新增的速度，所以説城鎮化的快速成長階段高峯已經過去了。過去十幾年裏，傳統工業化也已經做得差不多了。新的產業革命正在開始。老基建如鐵公機，在中、東部很多地方已經飽和了，西部可能還有空間。現在想搞基建穩增長，不能搞老基建，所以提出了新基建。但是到底什麼是新基建，其實還是有爭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