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受到近幾年大量發行國際債券和新冠肺炎疫情的疊加影響，贊比亞有可能成為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非洲第一個主權違約國。據此前報道，針對贊比亞的債務重組問題，中國與西方國家的基金管理者陷入了爭執，債務豁免計劃的投票會議被迫推遲。對此，一些西方媒體又將所謂的“債務陷阱論”搬了出來，還以此聲稱中國不願配合全球債務減免計劃。
相關報道可以説是漏洞百出。例如，一些媒體將矛頭指向中國的民間債權人並公佈了大量中國向贊比亞提供的主權貸款數字，謬誤顯而易見，民間商業性質的貸款與要求借貸國以主權擔保的貸款屬於不同範疇，且不説商業貸款是否能夠參加多邊債務重組協調，光是混合的數字本身就有足夠的迷惑性。一些媒體刻意誇大非洲國家對中國的債務，以此來渲染中國造成非洲國家的債務負擔。實際上，即使根據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中非研究倡議”（CARI）項下的“朱比利債務行動” 項目在2019年發佈的報告，中國在非洲外債中比重最多佔20% ，相比而言，多邊金融機構佔比35%，私人部門佔比32%。
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西方國家的大幅放貸就在非洲造成了嚴重的債務危機。當時中國對非洲的優惠貸款才剛剛啓動，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以非洲債務國向中國借貸為由，對他們的債務重組條件一拖再拖、不斷施壓。現如今，在中國正在積極推動落實二十國集團“緩債倡議”的背景下，西方國家又開始擔心自己對非洲進行免債會被用來償還中國的貸款。儘管荒謬，但卻直接反映出，未來開展發展援助國際協調前景黯淡。
對於贊比亞的債務問題，中國已經表態會支持贊比亞政府根據“債權人平等對待”等原則處理好債務問題，願同包括私營債權方在內的有關各方一道，為緩解贊比亞債務壓力做出積極努力。但是隨着疫情對經濟的持續影響，面對未來可能會出現的更多債務問題和糾紛，我們還需要不斷做好自身的能力建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提高援助的透明度，這樣才能更好保障我們自己的正當利益。此前由於種種原因，中國對外援助數據長期未能及時公開，由此導致外界對我們進行了過度解讀和臆斷。一些西方媒體，如彭博社做了中國對非洲貸款的彙編，早些年美國的威廉瑪麗學院推出了“援助數據”（AidData），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也組織了一些留學生通過截取媒體報道彙總整理了中國對非援助數據庫。由於中國官方公佈數據的不足，導致這些“舶來”數據逐漸佔據了主流，被一些國內外學者引用，儼然變成了“權威”。為此，中國對外援助急需建立公開數據庫，類似“債務陷阱”的抹黑必然不攻自破。（作者是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