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6億人月均收入1000元！媒體：為何不向這6億人發消費券？若每人發2000元，總額不過1.2萬億
貫徹穩消費主導，需要向以促進消費復甦和消費升級為目標的新決策模式。目前部分地方政府發放消費券，對於消費有一定提振作用，可以全國範圍推廣。假定向6億人發消費券2000元，不足地方專項債規模的1/3，穩消費效果可能更顯著
圖/視覺中國
文 | 滕泰
二季度以來伴隨着國內疫情的影響逐漸褪去，中國經濟正在逐步恢復。然而經濟恢復過程中體現出呈現出明顯的結構性不平衡特徵，主要表現為：需求的恢復速度滯後於供給，服務業的恢復滯後於製造業，外需的恢復滯後於內需。受到消費、服務業、外需復甦緩慢的影響，中國經濟上半年負增長已成定局。
應高度重視年中決策的時間窗口，針對重點行業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户的扶持政策須儘快落地。半年時間經濟負增長所帶來的部分行業市場主體退出風險正在加大，各地餐飲、賓館等服務業的個體工商户店鋪關閉、轉讓的情況正在增加，考慮部分服務行業依靠自身力量“吃老本”的可持續性不強，相關行業的救助和扶持政策即便不直接帶來經濟增長，也應該及時出手。
為了貫徹穩消費為主的宏觀調控政策共識，經濟決策部門應儘快從督促上新項目、審批項目等為主要特徵的投資驅動模式專向以促進消費復甦、消費升級等穩消費為主導的宏觀調控新模式；對地方政府的經濟考核指標，也應儘快從考核上基建項目、重點考核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等投資主導的傳統指標，轉向重點考核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增長、調查失業率等穩消費、穩就業為主導的新時期經濟指標。
經濟恢復不平衡，上半年負增長成定局
中國的疫情防控取得了明顯成效，目前處於經濟全年恢復的關鍵階段，呈現出三個結構性不平衡特徵。
第一，需求的恢復滯後於供給。據工信部統計，截止到5月18日，規上企業開工率率接近99.1%，中小企業的復工率達到91%；截止到5月23日，全國高爐開工率70.4%，產能利用率升至88.1%，已經恢復到2019年的水平。而需求面的恢復則明顯滯後，1月—4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16.2%，降幅較一季度僅收窄2.8個百分點，4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7.5%，仍為負增長。
第二，服務業的恢復滯後於製造業。4月中國製造業增長5.0%，其中，高技術製造業和裝備製造業增加值分別增長10.5%和9.3%；與此同時，4月全國服務業生產指數同比下降4.5%，其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同比增速分別為-5.0%、-6.6%、-33.7%，服務業的恢復速度遠遠落後於製造業。
第三，海外需求的恢復滯後於內需的恢復。4月中國PMI指數為50.8，已經恢復到榮枯線以上，但進口和新出口訂單指數仍處於低位，其中4月新進口訂單PMI 43.9，較3月下降4.5個百分點；新出口訂單PMI為33.5，較3月下降幅度高達12.9個百分點。
考慮到服務業在GDP中的佔比遠遠高於製造業，以及總需求不足的嚴重影響，中國經濟二季度應該能從一季度的負增長轉為正增長，但增長幅度不會太大。考慮到一季度經濟增速為-6.8%，二季度小幅正增長，不僅中國經濟上半年經濟負增長已成定局，而且上述結構性不平衡還會影響下半年經濟復甦。
年中是重要決策窗口，“保市場主體”有挑戰
面對上半年總量負增長、結構性不平衡以及外部環境的高度不確定性，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户大批退出的壓力很大，與此相關內容的企業虧損面擴大、失業率提高、債務鏈等相關問題應高度關注。
對於是否需要出手救助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户，有兩種不同的思維模式：一種是“未發現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户企業大批退出的證據”；一種是“不排除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户大批退出的可能”。雖然，上述兩種思維模式反應的是同一個事實情況，但往往會引導出完全不同的決策結果。這有些類似於年初武漢面對疫情的決策難點——面對同樣的事實，決策者聽到“未發現人傳人的證據”和“不排除人傳人的可能”，往往會導致不同的決策結果，而在面臨巨大的公共風險的情況下，顯然應該採用後者的思維模式。
如今，我們千萬不能等到大批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户大批退出的事實出現以後再採取行動，而且最好這樣的情況永遠不要出現！一旦出現了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户企業大批退出的“證據”，再“亡羊補牢”恐怕為時已晚。因為無論是民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户，任何市場主體在經歷過艱難的成長和發展之後，決定關閉都是企業家最痛苦的決策，一旦做出這樣的艱難決定，關閉後短時間就不會再開始了。
在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中，無論是土地、勞動、儲蓄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還是宏觀上的投資和消費需求，都只是經濟增長的條件，而要形成真實的經濟增長都離不開企業和企業家精神。任由疫情衝擊下大量企業主體消失，不僅打擊投資和消費需求，更重要的是消滅企業家、打擊企業家精神。一旦市場主體大批量退出，中國的經濟增長所遭受的將不再是短期衝擊，而是長期影響。
雖然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未設定具體的GDP目標，但保就業必然對應着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有學者從“保就業”的底線思維出發，推算出中國經濟全年經濟增速須在3.5%左右。事實上，考慮的就業結構的複雜性，不僅經濟增長與就業率的關係未必是簡單線性掛鈎的，而且“保市場主體”的救助需要也不能與經濟增長目標直接掛鈎。很多救助企業、保市場主體的資金，即便不帶來直接的經濟增長，也必須大規模投入。
比如：一個酒店哪怕幾個月沒有客人入住，這個酒店的所有者依然須用之前的積累來支付房租、支付員工工資和償還企業貸款的本金和利息，但持續一段時間後這個酒店所有者決定關門“止損”，這個“企業主體”就消失了；此時若政府通過房租補貼、代付部分員工工資、待支付部分銀行貸款利息等方式幫助這家酒店，雖然減少了該酒店虧損，使酒店所有者有信心經營下去，但是救助資金並不能帶來任何經濟增長，因為酒店的入住率並不能因為救助資金而提高，酒店也不會因為救助資金而支付更多的房租、工資和利息，這就如同給一個病人輸液——不輸液可能會死，輸液後他也就是躺在那裏不活動，不活動哪裏有GDP,但是明知道不產生GDP，救還是不救？
總之，只有新增最終消費或新增資本形成，才帶來經濟增長。很多救助企業的資金只是維持企業的持續經營，避免出現大規模的企業退出，但是並不產生新消費和新增資本形成，這也是為什麼海外很多國家直接投入相當於本國GDP10%到20%以上的救助資金，但經濟增長仍然可能為負的原因。
疫情造成中國一季度的經濟損失仍近3萬億元，二季度的損失至少也在1萬億以上，大部分中小企業、民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户都受到了嚴重的衝擊，但為什麼面對疫情的嚴重衝擊，中國的規模性政策佔GDP的比例遠遠低於歐美？
一方面是因為我們疫情控制取得了良好的局面，確保了製造業、供給面、內需的較快恢復：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我們的企業在依靠自身的力量“吃老本”，但是半年時間經濟負增長所帶來的市場主體退出風險正在加大，各地個體工商户、餐飲、賓館等關閉轉讓的情況正在增加，建議高度重視年中的重要決策窗口期，針對部分重點行業的企業救助和扶持政策，即便不產生直接的經濟增長，也應該及時出手。
穩消費為主導：從決策共識到機制保障
除了企業救助，歐、美、日本、新加坡、韓國等各國的經濟救助計劃無一例外地着眼於消費補貼，這是由疫情衝擊的特徵和經濟結構特徵決定的。以美國經濟為例，2019年美國GDP增長2.34%，其中個人消費支出對美國GDP增長的拉動達到75%，如果計算上政府消費，消費拉動超過80%，在這種情況下，歐美各國的救助和經濟刺激措施瞄準企業救助和居民消費無疑是符合其本國國情的。
當前中國的經濟結構特徵，與十多年前也已經有了本質上的變化。在中國2019年的經濟增長中，最終消費的貢獻率為57.8%，而新增資本形成的貢獻率只有31.2%。在這種情況下，推動經濟復甦主要靠消費。因此總理在全國“兩會”後答記者問時明確説：“中國經濟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消費其主要拉動作用，我們推出的規模性政策不依賴基建項目，70%是支撐居民收入的。”
那麼如何穩消費呢？任何一個國家的消費總量都是有收入、利率和邊際消費傾向三個基本因素決定的，因此這三個影響居民消費的關鍵要素，也是穩消費的三大着力點。
首先，可通過給中低收入人羣發放消費券的方式，提升居民的收入。中低收入人羣的儲蓄率一般較低，抗風險能力差，給中低收入人羣發放消費券對刺激消費的效用最大。目前部分地方政府已經開始發放消費券，對於消費有一定的提振作用，可以在全國範圍內推廣。既然已經明確中國還有6億人的月均收入在1000元人民幣，那麼何不向這6億人發消費券？假定每人發2000元，總額不過1.2萬億元，不足今年地方專項債規模的1/3，但是穩消費、穩增長的效果卻可能更顯著。
其次，應儘快大幅降低存貸款利率。利息是社會平均利潤率的一部分，疫情影響下很多行業的社會平均利潤率都已經大幅下降甚至為負，此時若繼續特立獨行、在全球全部大幅降息的背景下仍然不大幅下調存、貸款利率，是嚴重違背經濟規律的。消費=收入-儲蓄，因此要刺激消費，就必然要鼓勵居民減少儲蓄；如何鼓勵居民較少儲蓄呢?自然是降息。因此，從儲蓄理論和社會平均利潤率等不同角度看，儘快大幅降息都應該是正確的貨幣政策選擇。
第三，加大新消費的補貼力度，提升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由於老消費的需求剛性，只能期待儘快恢復到原有增速，難以期待有額外的增量消費；而新消費的增量彈性空間更大，對於經濟拉動的乘數效應更顯著，因此消費補貼應側重新消費。比如，假定以5G手機和新能源汽車為主的新消費，不僅符合未來經濟結構升級的方向，而且上下游產業鏈長，乘數效應大，若安排1萬億資金補貼5G手機和新能源汽車消費，預計可帶動3萬億元以上的新消費增長。
最後，儘管中央決策層面已經形成了以穩消費為主的決策共識，但是長期形成的宏觀調控決策慣性和各部門、各級地方政府的執行傳導機制還是指向投資。貫徹穩消費為主導，不僅需要從增長結構的理論上提高認識，更要從宏觀調控的決策機制和各級部門機構設置上做出調整。
中央宏觀決策部門應從以基建項目為中心的調控和決策模式，轉向以促進消費復甦和消費升級為目標的新決策模式，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都應該把調控目標指向如何通過提高收入、降低儲蓄率、提高邊際消費傾向等經濟槓桿來穩消費；而地方政府也應該從上項目、搞基建投資、重點考核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等老的經濟指標和考核模式，儘快轉向以促進居民收入提高、促進就業、促進社會商品零售總額持續增長等以穩消費為中心的新時期經濟指標。
來源：《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