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似乎比以往更愛存錢了。
央行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人民幣存款增加了18.82萬億元，比去年同期多增了4.77萬億元；這當中，來自住户部門的存款增加10.33萬億元，而去年同期為7.45萬億元，同比增幅高達38.7％。在近期市場流動性增加、各大銀行存款利率明顯下調的背景下，居民存款卻不降反升，而且增加幅度如此之大，着實是有些不同尋常。
而背後的深層次原因，值得我們細細品味。
一
在我看來，主要原因有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居民預防性儲蓄意願明顯增強。
眾所周知，今年以來奧密克戎變異株在國內多點開花，由於病毒潛伏期縮短、傳播速度快，使得上半年國內疫情面廣頻發，防控難度大大增加。在“動態清零”總方針的客觀要求下，多地都採取了強有力的封控措施，致使人流物流受阻，很多具有出行、聚眾屬性的線下服務類消費場景減少。
與此同時，在疫情衝擊下，很多企業難以正常開展業務，生產經營壓力不斷增大，部分公司甚至面臨着裁員倒閉的風險。疊加本輪疫情的長尾效應和未來的不確定性，很多居民的收入和工作崗位不再穩定，不安全感日益上升，尤其是那些以工資為主要收入來源的中低收入羣體對於未來的預期更加偏謹慎態度，避險心理得到強化，由此引發了預防性儲蓄的攀升。
事實上，央行於今年二季度進行了一輪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傾向於“更多儲蓄”的居民佔58.3％，比上季增加3.6個百分點；傾向於“更多消費”的居民佔23.8％，比上季增加0.1個百分點；而傾向於“更多投資”的居民僅佔17.9％，比上季減少3.7個百分點。這些數據可以反映出居民預防性儲蓄意願的增強，也是上半年居民存款大增的最主要原因。
其二，資本市場遭受重創。
今年以來，受美聯儲加息、俄烏衝突等因素影響，全球資本市場普遍遭受較大沖擊，很多國家都經歷了股債雙殺，投資者風險偏好下降，避險情緒上升。就我國而言，上半年人民幣貶值致使外資迴流，國內疫情大面積反彈導致經濟運行受阻，加大了市場對於經濟增長前景的擔憂，其結果就是資本市場波動加劇，股市更是出現暴跌。其中上證指數由年初的3651點跌至4月底的2863點，同期的創業板指則是從3349點跌至2122點，跌幅分別高達21.6％和36.6％，使得2億投資者普遍損失慘重。
不僅如此，資本市場的波動加劇還引發了一連串連鎖反應。例如，很多基金類產品回撤巨大甚至出現虧損，由此引發贖回潮，繼而又造成了股市的下跌，就連銀行理財產品都出現了“破淨”。在此背景下，絕大多數普通投資者的財富都出現了縮水，資金流入資本市場的意願不強。相比之下，銀行存款的安全性更高，收益也更為穩健，故而越來越多的人都選擇將錢存入銀行，將其視為資金絕佳的避險場所，由此讓存款金額不斷增加。
此外，房地產行業的不景氣也是不可忽視的又一個原因。根據《中國財富報告2022》的相關數據，2021年我國居民資產中近70％是實物資產，其中房地產佔絕對主導地位。不過今年以來，房地產行業持續不景氣，尤其部分民營房企陷入融資困境，個別地區保交樓出現問題，由此導致居民購房意願大幅度降低。其中不乏一些人將原打算用於購房的錢存入銀行，這同樣在一定程度上推升了居民存款。
二 是好事還是壞事？
人們比以往更愛存錢了，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我們可以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解釋這個問題。在此不妨先來講一個小故事，是由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伯納德·曼德維爾於300多年前創作的《蜜蜂的寓言》：
在一個蜜蜂王國裏，起初所有的蜜蜂都想追求奢華的生活，它們在辛勞釀蜜之餘，整日大吃大喝，揮霍浪費，日子過得非常愜意，整個王國也變得非常繁榮興旺。然而隨着日子一天天的過去，它們逐漸意識到揮霍浪費不是好的行為，於是就轉變了生活態度，開始崇尚節儉：吃的比以前少了，用的也比以前省了，而因為不用花銷太多，大家幹活也沒那麼起勁了。結果原本生機勃勃的蜜蜂王國日益凋敝，國力也逐漸走向衰落。
曼德維爾提出的這一觀點無疑是驚世駭俗的，因為當時的古典經濟學家眼中，無論是從經濟層面還是道德層面，都應該反對奢侈浪費，提倡節儉和節慾，如此便可增加全社會的儲蓄，銀行也可以因此而開展更多的投資活動，有利於刺激經濟增長。正因為這一思想在18世紀初期佔據着主流，《蜜蜂的寓言》一經問世就引來了各種批判，曼德維爾本人甚至還遭受了不少人身攻擊。
然而，隨着經濟社會的發展和時間的推移，曼德維爾的理論逐漸被人們所接受。到了1936年，現代宏觀經濟學的開山之作《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出版發行，作者是世界聞名的經濟學宗師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在該書中，凱恩斯提出了一個觀點：勤儉節約對於個人或家庭來説是美德，但對整個社會來説卻不然，因為消費的變動會引起國民收入同方向變動，儲蓄的變動會引起國民收入反方向變動，節約意味着支出減少，會導致社會總需求不足，繼而引起經濟的降速甚至衰退；換言之，儲蓄雖然可以為個人致富鋪平道路，但若是整個國家都加大儲蓄，將不利於經濟社會的繁榮壯大。
這便是著名的“節儉悖論”，它可以説是對於曼德維爾思想的繼承和發揚，該理論也深刻地影響到後來各個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的制定。
事實上，對於任何一個經濟體來説，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所需要的發展導向也是有所區別的。具體而言，在生產力水平較低、經濟基礎較為薄弱的時期，全社會物質相對匱乏，市場供給遠遠無法滿足需求，此時的確應當崇尚節儉，鼓勵居民多儲蓄，以此來實現資金的積累，繼而擴大投資規模，提高生產能力。
不過，伴隨着經濟社會的發展和進步，生產力水平大幅度提升，物質財富也越來越豐富，逐漸出現了供過於求的現象，而收入水平的提高讓居民對於消費有了更高的要求，這時就需要通過促進消費、擴大需求來帶動產業端的升級，從而讓供需雙方在更高的層次上實現新的動態平衡，如果消費不振，勢必會對各行各業的生產造成制約，從而影響到國民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的步伐。
當然，促進消費和鋪張浪費並不是一個概念，經濟發展需要消費的助力，但不等於提倡過度消費或者炫耀性消費，經濟的發展與個人的全面進步，從來都不該相互脱節或是背離。
三 如何將居民存儲轉變為消費？
話説回來，今年上半年我國居民部門存款的大幅度增加，其另一面是消費的低迷，是消費對於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並未得到很好發揮，這對於推動國民經濟復甦、暢通“國內大循環”來説都是不利的，因此才更應該引起重視。
那麼，如何才能將居民儲蓄轉變為消費呢？
誠如前文所述，既然居民存款增加的最主要原因在於預防性儲蓄意願的增強，那麼預防性儲蓄何時能減弱便成為了解決問題的關鍵。
為了便於解釋預防性儲蓄的變化，這裏不妨借鑑安信證券的研究思路，以2003年北京城鎮居民在“非典”時期的表現作為參考。從下圖中可以看到，2002年以來北京城鎮居民的儲蓄率整體處於上升的趨勢中，但在“非典”疫情最嚴重的兩個季度，儲蓄率要顯著高於長期趨勢水平，反映出居民為了應對風險和不確定性而積累了預防性儲蓄。儘管“非典”在當年6月下旬就消失了，但北京市民的預防性儲蓄並未得到即時性的緩解，9月份以後才逐漸迴歸長期趨勢線，而2004年“非典”疫情已經確定消失的三個季度後，北京城鎮居民儲蓄率才出現反向的補償性下降。
如果按照這樣的節奏，那麼在新冠疫情反覆和常態化防控的背景下，居民的預防性儲蓄恐怕在短時間內很難下降。事實上，從近期消費者信心指數的走勢也可以看出，當前居民消費信心明顯不足，今年以來就業、收入、消費意願等分項指數也都顯著下滑，側面解釋了上半年居民存款為何大幅度增加。
正因上述種種，想要真正將將居民儲蓄轉變為消費，繼而為國民經濟發展提供動力支撐，當務之急便是要進一步強化與創新城市管理機制，採取更加科學精準防控疫情手段，儘可能平衡防疫與羣眾正常生產生活的平穩有序，以此來穩定人們對於未來的預期，降低不安全感。
與此同時，我們還需要加大力度穩就業，讓國人能擁有穩定的收入來源，繼而提振消費信心，考慮到中小微企業是吸納就業的重要載體，故而需要從穩定中小微企業着手，通過減税降費、發放補貼、減少裁員、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等多方面措施來穩定企業運行，要抓好重點羣體就業，針對就業市場中的弱勢羣體來制定相關的就業政策，完善靈活就業人員勞動權益保護、保費繳納、薪酬等政策制度，更好開闢消費和就業新空間。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疫情對於中低收入人羣的影響要比高收入人羣更大，因為前者的主要收入來源是工資，後者則是財產性收入居多（見《人們為什麼不愛消費了？》）。而且由於房貸、車貸等各項支出的影響，不乏一部分中低收入者處在低儲蓄甚至零儲蓄狀態。再考慮到高收入人羣的邊際消費傾向要低於中低收入人羣，而中低收入人羣又佔總人口比重的大頭，故而想要通過提振消費來促進經濟回暖，長期來看勢必要着力提升中低收入人羣的收入水平，儘可能擴大中等收入羣體比重，形成“橄欖型”橄欖型分配格局。
具體需要把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作為調整收入分配的重點，並在再分配過程中，通過財政、税收等措施，調節各收入主體之間的收入差距，注重公平。此外，還應不斷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進一步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面，在醫療、衞生、教育、住房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使體制更合理、機制更規範，切實減少廣大居民的後顧之憂，從而真正讓人們敢於消費、願意消費。
【注：市場有風險，投資需謹慎。】
本文源自星圖金融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