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永生:以傳統工業時代思維無法進行碳中和時代的城市綠色轉型

張永生:以傳統工業時代思維無法進行碳中和時代的城市綠色轉型

風力發電。圖/pixabay

新京報訊 (記者 柯鋭)9月7日-10日,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以下簡稱國合會)2021年年會在北京召開。10日,年會進行專題政策研究成果介紹,中國社科院生態文明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張永生代表“區域協調發展與綠色城鎮化戰略路徑”專題研究組,作了主題為“全球碳中和背景下中國城鎮化的綠色再造”的報告。

張永生表示,城市的綠色轉型不是想象的那麼簡單,不是一個簡單的技術問題、能源問題、規模問題,背後是發展方式的根本轉型。正如愛因斯坦所説,“我們無法用過去導致這些問題的思維去解決這些問題”。同樣地,我們也無法用傳統工業時代的舊思維,進行碳中和時代的城市綠色轉型。

綠色發展包括“兩個轉變”

在討論“全球碳中和背景下中國城鎮化的綠色再造”這個題目前,張永生表示,首先要了解“全球碳中和背景”的含義。

目前,有130多個國家和地區已經承諾實現碳中和目標,佔總數的70%左右。其中,70%以上是發展中國家。這麼多的發展中國家承諾實現碳中和目標,意味着它們不再像工業化國家那樣走“先污染、後治理”的老路,而是走一條低碳的經濟起飛道路。因此,全球範圍的碳中和共識與行動,標誌着傳統工業時代的落幕,一個新的綠色發展時代開始。

張永生認為,綠色發展主要包含兩個方面:一是生產方式的轉變,二是消費方式的轉變。

在生產方式上,主要體現在新能源、新技術等引發的一系列產業革命,很多產業都要推倒重來。但是,僅有這個轉變還不夠,還需要有消費方式的轉變。

消費方式怎麼變?形象地説,就是吃飽喝足以後,經濟再怎麼發展。對此,張永生表示有兩條路可走。一條路是過度消費,即吃更多,長胖、生病、污染環境,然後減肥、治病、治理環境。這是一條惡性循環的道路。這些活動都產生GDP,但相當部分GDP並不是好的東西。現代經濟就是建立在消費主義的基礎之上,相當多的經濟活動,本質上都是凱恩斯意義上的“挖溝填溝”活動。GDP中的這些內容,對人的福祉提高意義不大。這已為大量福祉經濟學的研究證實。

另外一條路就是,吃飽以後過健康的生活,不僅有適度豐裕的物質生活,還有體育、文化、知識、體驗和旅遊等具更高品質的生活。這是一條可持續,但同樣高增長的道路,但經濟增長的內容不一樣。

張永生:以傳統工業時代思維無法進行碳中和時代的城市綠色轉型

奧林匹克森林公園,市民在公園內跑步健身。 新京報記者 李凱祥 攝

工業革命後建立的傳統工業化模式,更多的就是在第一條道路上,具有“高增長、低福祉、不可持續”的特點。全球範圍的碳中和共識與行動,就是對工業革命以來發展的根本目的和手段的反思和重構。

現有的城鎮化模式,無論是城市承載的經濟內容,還是城市自身的組織方式,很大程度上,都是傳統工業時代的產物。當作為城鎮化基礎的發展模式因為不可持續而發生根本轉變時,相應的城鎮化模式,也要發生根本性變化。

綠色城鎮化的三大任務

課題組在前一期的研究中,提出了中國綠色城鎮化的三大任務板塊。

第一個任務是,現有在傳統工業時代形成的城鎮,如何按照生態文明的理念進行重新塑造。2020年,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3.89%。

第二個任務是,未來有超過1億多人口要進行城鎮化。這些人口如何以新的綠色發展方式進行城鎮化。預測中國城鎮化率未來還有10個百分點左右的提高空間。

第三個任務是,鄉村如何綠色振興。鄉村和城市是一個問題的兩面。

張永生介紹,課題組本期的研究,就是圍繞這三大問題進行,但與前期的研究相比,背景發生了重大變化。這個重大變化,就是全球碳中和。

目前,城市碳排放佔總排放的70%-80%,因此城市是減排的主戰場。我國現在有290多個地級市,每個城市的情況不一樣。這些城市如何依次實現碳達峯和碳中和目標,是中國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

根據一些學者對290多個地級市碳排放的測度,中國大概有11%的城市已經實現了碳排放和經濟增長的強脱鈎。

所謂強脱鈎,就是碳排放的量在絕對下降,但經濟同時在增長。張永生表示,“這是很大的成績,但是對於碳中和而言,還遠遠不夠。”

高碳城市居民對“雙碳”支持度最高

張永生強調,目前,我國城市降碳比較突出的問題是,其低碳轉型更多的還是持傳統轉型的概念,就是強調產業升級,升級到所謂“微笑曲線”的兩端。“從1980年代起,中國就在強調發展方式轉型,強調從粗放型到集約型發展,從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產業升級。”張永生指出。

“產業升級當然很重要,但是,現在碳中和要求的綠色轉型,同過去的轉型概念具有本質的區別。綠色轉型是從發展理念、生產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全面而深刻的轉變,不只是生產端的產業和技術問題。” 張永生説。

張永生:以傳統工業時代思維無法進行碳中和時代的城市綠色轉型

資料圖。圖/pixabay

張永生表示,仔細分析這些碳排放下降的城市就會發現,其更多的是在生產端實現碳排放的下降。如果用消費端去測度,就會發現這些城市的消費結構,同其他沒有脱鈎的城市並沒有太大區別。這些城市消費的高碳產品,很多是由其他地方生產。所以,這些城市的轉型路徑,就難以擴大到全國或全球,不可能以此實現全局範圍的碳中和目標。

此外,張永生介紹,通常人們以為,那些高碳的城市,或者高能源、高排放城市的居民,可能會不太支持“雙碳”目標,但是,其團隊基於大數據分析結果發現,中國最支持雙碳轉型的城市居民,反倒是來自那些高碳的城市。

這意味着,這些高碳城市的傳統發展模式,雖然帶來了GDP的增長,但可能並沒有讓老百姓福祉得到相應的提升。

城市更新不是大拆大建

在綠色城鎮化三大任務的現狀方面,張永生表示,目前大範圍的城市更新,提供了對城市進行重新塑造的重大契機。

中國城市更新取得了很大成績。現在比較突出的問題,是要避免用傳統工業時代的舊思維,進行生態文明時代的城市更新。舊思維最典型的表現,就是大拆大建。

傳統工業化模式以物質財富的生產和消費為中心。在這種思維下,人們更重視有形的、物質的東西。對人文的、無形的東西,比如生態環境、文化、創意等不夠重視,也沒有相應的商業模式支持。所以,在這種思維下,一講到城市更新,很自然地就想拆了重建,或者將城市更新當成城市維修。

張永生表示,“如果是這種思維,就不會出現像北京798藝術區這樣的成果。因為按照傳統工業化模式,798這些破廠房,是要拆了起‘現代化’的高樓才對”。這些“破廠房”的文化價值,在強調物質生產的工業化思維裏,是很難被理解和認識的。因此,大拆大建實際上是對很多寶貴無形資源的破壞。

住建部前不久專門發出通知,要求在城市更新中防止大拆大建。這個非常正確。

有些地方在城市更新中也考慮到綠色轉型,但更多的是在小區修一個公園或綠地。對綠色城鎮化的理解,就停留在這樣的層面。但是,綠色城鎮化不只是“在城市裏建公園”,更是“在公園裏建城市”。這兩種做法有本質區別。如何在不破壞環境的條件下,進一步地利用自然力量,建立起繁榮的城市經濟,讓城市居民有更高品質的生活,就需要有不同的城市發展思維。

所以,現在需要對城市進行重新定義。在數字時代和生態文明的視角下,發展理念,資源概念,福祉概念,生產力、可持續的含義,社區的概念,經濟發展的空間含義,都會發生深刻的變化。

尤其是,隨着數字時代的來臨,人們吃穿住行和娛樂、工作、生活的方式,均在發生重大變化。這些都會反映在城市空間的變化上,所以也應該在城市更新中得到體現。通過城市更新,我們是要打造數字時代和綠色發展時代的未來城市和未來社區。

中國城鎮化呈現本地化趨勢

關於第二個任務,未來新增的城鎮人口大概有1億多,要怎麼實現城鎮化?張永生表示,一些人認為,城市就是要講規模效應,中國要走大城市戰略。但這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可能都不是太現實。

經過幾十年的城鎮化,中國I型以上大城市的人口(含6個超大城市、9個特大城市、13個I型大城市),只佔全國人口的15%左右。這些人口在所有城鎮化人口中,也只佔23%左右。

中國目前的城鎮化,更多的是呈現本地城鎮化的趨勢。根據國家統計局調查,從2010年左右開始,外出農民工的比例持續下降,本地農民工的比例持續上升。所謂本地農民工是指在自己鄉鎮範圍內流動。如果把範圍擴大到縣域,會看到更加明顯的本地化的趨勢。現在農業人口的城鎮化,也不是在往大城市走。

調查顯示,2010年左右,省內流動就已經超過跨省人口流動,大部分人口都是在省域範圍內流動。

因此,人們要跳出傳統工業時代關於城市大小的爭論。當然,這不意味着“逆城鎮化”,而是要用生態文明思維對城市的功能進行重新定義。

而一旦對城市功能進行重新定義,城市發展就不再是一個簡單的規模問題。

城鎮化的基礎是工業化。中國工業化從空間分佈來看,大部分的工業都不是在大城市,而是在中小城市和縣域,分佈在城市羣裏。尤其是,大量的產業集羣,都是在中小城市。此外,鄉村也存在大量的工業,其量級之大,超出很多人預料。

第三個任務,就是鄉村振興。張永生表示,當前,鄉村振興最大的問題,就是很多地方在用傳統“三農”的概念推動鄉村振興。這樣是很難做好的。

黨的“十九大”提出的是鄉村振興,不是農村振興。這兩個概念有本質的區別。在傳統的發展概念下,農村就是提供糧食、勞動力、原材料,為工業品提供市場。這是一個非常工業化的視角和城市視角。這個視角限制了鄉村的發展潛力。

因此,一定要跳出傳統工業化模式的概念,對鄉村進行重新定義。鄉村是一個新型地理空間概念。在數字和綠色發展時代,鄉村除了農業活動以外,還可以進行大量的非農活動,包括旅遊、文化、健康、教育、藝術、體驗和手工等。

中國未來的城鎮化發展戰略應該怎麼走?張永生表示,其實沒有那麼複雜,就是回到發展的初心。經濟發展的目的是為了促進人們福祉的提高,而城市出現的根本目的是為了促進經濟發展。因此,城市出現的根本目的,也是為了提升人的福祉。

張永生團隊瞭解的數據發現,雖然大中小城市的人均GDP差距懸殊,但他們之間的福祉差距並不大,甚至發現縣城居民的滿意度往往更高。

張永生:以傳統工業時代思維無法進行碳中和時代的城市綠色轉型

人民幣。圖/unsplash

“這意味着,城鎮化的發展方向需要轉變,從過去GDP驅動的城鎮化,向福祉驅動的城鎮化轉變。” 張永生説。“人們選擇在城市、郊區或鄉村工作或居住,是為了更高的福祉,GDP並不是福祉的全部”。這種不同的城市發展導向,就會產生不同的空間含義。

城鎮化綠色轉型的5個建議

對於城鎮化的綠色再造,課題組提出5項政策建議。

一是,將“雙碳”目標作為綠色城鎮化重要的戰略抓手,推動城市有序實現碳達峯和碳中和目標。尤其是,那些率先碳達峯的城市,應該從生產方式的轉變,轉向消費方式的轉變,以實現徹底的綠色轉型。如果只是靠過去的產業升級方式,難以實現全國和全球的碳中和目標。消費方式的轉變,需要政府和市場同時發揮作用,通過新的環境規制、税收、價格等政策,以及新的價值觀念、新的市場供給來共同促進。

二是,將城市更新作為綠色城鎮化轉型的重大契機,避免用傳統工業時代的舊思維進行生態文明新時代的城市更新。城市更新不是城市維修,更不是大拆大建,也不只是簡單地在城市裏建公園和綠地。綠色城鎮化的底層邏輯是不一樣的。

其三,要跳出傳統工業時代的城市大小之爭。對城市和鄉村要重新定義,大中小城市和鄉村的功能是不一樣的。不同性質的東西,沒法簡單地用規模進行比較。

再者,避免用傳統的“三農”概念和城市的視角推進鄉村振興。鄉村是新型的地理空間,可以進行很多經濟與非經濟活動。尤其是,隨着城市圈、互聯網、高鐵的興起,對城市和鄉村的功能進行重新定義,就可以激發城市和鄉村新的發展潛力。

最後,綠色城鎮化遠不只是零碳。如果不改變現在的生活方式,不改變現代經濟消費主義的基礎,還是按照“吃胖、減肥”這個惡性循環模式走的話,就難以可持續發展。

因此,城市的綠色轉型不是想象的那麼簡單,不是一個簡單的技術問題、能源問題、規模問題,背後是發展方式的根本轉型。

文|柯鋭

編輯|張笑緣校對|李世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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