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一錘定音，中國叩開了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大門，也吹響了我國全面融入經濟金融全球化的號角。
20年間，中國已從入世之初的跟隨者轉變為世界經濟的領跑者。20年來，中國履行了加入之初的承諾，穩步推進金融領域改革開放：中國國有大型商業銀行先後完成股份制改革和公開上市；取消和放寬外資持股比例，對外資實現“准入前國民待遇”；匯率市場化改革不斷提速，人民幣國際化也取得積極進展。
20年的實踐證明，開放合作是實現金融繁榮發展的必由之路，特別是疫情發生以來，在國內外環境如此不穩定的情況下，中國經濟仍然展現出強大韌性，中國經濟逆勢增長。2020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首次突破100萬億元大關，比上年增長2.3%。
股份制改革讓銀行業“涅槃重生”
加入WTO後，銀行改革成為金融改革的起點。中國銀行業迎來了發展歷程中的一次重大變革——大型國有銀行先後完成了股份制改革和公開上市，實現了“涅槃重生”。此後，中國銀行業邁入了發展新階段。
作為大型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革的見證者和親歷者，中國工商銀行原董事長姜建清近日回憶稱，回顧20年前，銀行作為國民經濟改革發展融資的主渠道，間接金融體系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強大的推動力。但由於當時處於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階段，不良貸款率上升、資產質量下降問題嚴重，中國的銀行業被西方認為“技術上已經破產”。
正式加入WTO時，金融業作為保護類產業，存在5年過渡期。其間，市場各界對中國銀行機構的競爭前景普遍擔憂，銀行體制改革滯後問題引發關注。2002年起，工農中建四大行開始着手股份制改革，由此開啓了中國銀行業現代化的進程。
“實踐中，幾家國有銀行‘因行施策’，選擇了不同的股改方案，但基本都達到了打造‘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的改革目標。”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曾剛對第一財經表示，在這一過程中，國有商業銀行實現了組織形式的變革、不良資產處置、吸引國外戰略投資人等多項重大改革步驟，逐步建立起了現代商業銀行的公司治理架構和經營管理體制，資源配置效率得到了極大的提升，有效地支持了我國入世之後的經濟快速發展。
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給中國銀行業帶來了脱胎換骨的變化。通過比較工、農、中、建四大行與美國、歐洲、日本等國家或地區的13家全球系統性重要銀行發現，近年來四大行的競爭力明顯增強，與發達國家銀行的差距明顯縮小。
變化之一，體現在銀行資產規模的高速增長。據銀保監會數據，2003年12月末，我國銀行業機構資產總額為27.66萬億元，而到2021年10月末，銀行業整體規模已經達到332.97萬億元，增長了12倍，在近20年的時間中維持了15%左右的年均複合增長速度。
數據還顯示，2003年，銀行業整體利潤為322.8億元，2020年則增長到2.26萬億元；與此同時，銀行業所有者權益從2003年的1.06萬億元增加到了22.63萬億元。在撥備方面，2002年末，中國銀行業撥備覆蓋率為6.9%，風險抵補能力極低，但到2021年9月末，該指標為196.99%，遠高於國際平均水平，並處於歷史較高水平。
在曾剛看來，加入WTO前後，我國銀行業的發展變化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規模高速增長；二是盈利能力大幅提升；三是風險抵禦能力顯著增強；四是資產質量持續改善。
曾剛強調，中國銀行業巨大變化的發生根源於行業內部和宏觀環境兩個層面。內部來看，股份制改革和上市，優化了銀行的公司治理，建立起了市場化的經營機制，全面提升了銀行的管理能力和水平。而在宏觀環境方面，由入世所觸發的中國經濟騰飛，導致了巨大的投資和消費需求，為銀行業的規模擴張和效率提升提供了巨大的市場空間。
金融開放潮流滾滾向前
當然，加入WTO給中國銀行業帶來的不僅僅是機遇，更多的是挑戰。隨着金融業對外開放的信號不斷釋放，金融開放的潮流正滾滾向前。銀行業作為改革開放的重要領域之一，開放程度一直備受關注。
稍早前，我國金融對外開放的步伐一直非常謹慎。但隨着我國金融發展環境的變化以及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推進，自2018年以來，我國銀行業的開放進程進一步加速，在實現“准入前國民待遇”方面取得了巨大的進展。
取消和放寬外資持股比例，放寬外資機構業務准入條件，隨着金融開放配套實施細則的不斷出爐，市場對待開放的態度也由曾經的“狼來了”到如今的“互利共贏共同發展”。
近年來，外資銀行保險在華機構數量穩步增長。截至2021年上半年，外資銀行在華共設立41家外資法人銀行、115家外資銀行分行和139家代表處，營業性機構總數達930家，外資銀行總資產3.73萬億元。
外資銀行保險機構投資力度不斷加大，也彰顯出對中國市場的積極展望和信心。2020年以來，摩根大通、英國巴克萊銀行、美國紐約梅隆銀行分別向其在華機構增資15億元人民幣、7.1億元人民幣、6億元人民幣。
外資銀行業機構的進入，進一步豐富了我國的銀行業市場結構。曾剛表示，儘管外資機構佔比不高，對國內銀行並未形成大的競爭壓力，但外資機構較為成熟的經營理念、較為突出的風險控制能力以及在局部市場(如零售銀行、交易銀行、財富管理、跨境銀行服務等)的經驗和能力，也給國內銀行業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事實上，在外資銀行走進來的同時，我國銀行業“走出去”的國際化進程也明顯加速。相關數據顯示，截至目前，約22家中資銀行在全球60多個國家和地區開設了超過千家分支機構。
曾剛表示，更高水平的金融開放將為中國銀行業帶來全新的發展機遇。為了滿足國內居民部門金融資產配置全球化的需要，以及國際投資人對人民幣資產的需求，我國在不斷推進QFII、QDII、“港股通”、債券通等創新基礎上，近期還推出了“跨境理財通”，進一步拓寬了銀行理財客户雙向投資的通道。所有這些，將為銀行業的財富管理業務創造巨大的市場空間。對此，中國銀行業應主動抓住中國居民財富全球資產配置需求的機遇，提升全球資產配置和管理能力。
人民幣國際化進展積極
在“入世”初期，市場對“入世”後人民幣匯率是否會完全走向市場化存在諸多質疑。20年來，我國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發生了重大變化，市場化程度顯著提升。
時間追溯至2005年7月，人民銀行啓動人民幣匯率改革，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自2005年7月我國實施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中間價形成機制不斷完善。此後，在經歷了2007年、2012年和2014年連續三次調整，人民銀行基本退出外匯市場常態化干預，人民幣匯率彈性顯著增強。
在匯率市場化改革不斷提速的同時，人民幣國際化也在不斷取得積極進展。目前，人民幣已成為全球第五大儲備貨幣、第五大支付貨幣和第三大貿易融資貨幣。
2009年至2015年期間，人民幣國際化大幅提速，併成功加入SDR貨幣籃子。國際金融危機後，人民銀行順勢而為，逐步放鬆了人民幣在跨境使用中的限制，與33家央行或貨幣當局簽署雙邊本幣互換協議，在20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人民幣清算安排，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一期成功上線。2015年，人民幣成功加入SDR貨幣籃子，標誌着國際社會對人民幣儲備貨幣地位的認可。
近年來，人民幣國際化重點轉向資本市場的互聯互通，並不斷完善跨境支付的基礎設施。在2014年推出“滬港通”的基礎上，2016年和2017年又分別開通“深港通”和“債券通”。
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三季度，境外主體持有的境內人民幣股票和債券分別達到36萬億元人民幣和3.9萬億元人民幣。同時，2018年CIPS系統(二期)上線，2021年11月CIPS系統參與者達到1253家。
談及對人民幣國際化未來展望時，中國人民銀行國際司司長朱雋9日於“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與展望研討會”上指出，一是，人民幣國際化要繼續發揮離岸市場的作用；二是，人民幣國際化需要進一步開放資本項目；三是，人民幣國際化需要我們做好家庭作業，進一步改善營商環境。
作者：杜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