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建國：更積極推進高水平開放 對標高水平國際規則倒逼改革

2021年是中國正式加入世貿組織二十週年。20年來，中國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貨物貿易國。如何看待中國加入WTO後20年來的表現？中國入世給世界帶來了哪些變化？圍繞這些話題，新京報貝殼財經邀請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副會長霍建國、商務部進出口公平貿易局前調查專員宋和平、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所國際貿易室主任東豔進行解讀。

霍建國指出，加入WTO對於中國經濟發展最主要的作用是，中國通過入世談判，不斷推進國內的經濟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取得的成效釋放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潛力。

入世後中國通過改革釋放經濟潛力 未來要更積極主動地推進高水平開放

霍建國表示，20年來，中國在經濟發展和貿易投資發展方面出現了很多驚人的數據，上升到了全球第一或第二。很多人認為是入世使得中國出現了一個快速的發展階段，但實際上更嚴謹的判斷應該是，中國通過入世談判，不斷推進國內的經濟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取得的成效釋放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潛力，使得各種活力上升，所以最終應該歸功於改革開放。

中國入世20年，除了堅定履行了入世承諾之外，還推進了很多自主開放的舉措。現在中國進口關税總水平已降至7.4%，低於入世時承諾的9.8%，這是我國為了進一步擴大開放市場、擴大進口，自主降税實現的。實際上如果按照加權平均計算，加入一些雙邊自貿協定中的零關税安排，我國的關税水平更低，應該已經到了4%左右，接近歐美國家的水平。

霍建國指出，中國的很多改革、新舉措，其實都是與對標國際高水平開放相聯繫的。今年9月我國已經正式提出申請加入CPTPP，CPTPP作為一個高水平的國際貿易規則體系，這説明我國正在接受高標準的規則，我們可以通過接觸、瞭解、熟悉、對標，來倒逼國內的改革。

“十四五”規劃提出，堅持實施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霍建國認為，更大範圍指的是地域，更寬領域指的是產業，更深層次指的是一些制度性的安排。我國最近強調比較多的就是要在規則上對標國際規則，加快制度性開放的進程。今天我們需要的是考慮國際上哪些標準代表了未來的發展方向，要選擇哪些標準去對標，去引入這些管理體制和機制。因為實際上任何市場的開放都是有條件的，背後的監管體制很嚴，我國可能有些領域無法一步到位開放，是因為我國的監管水平沒有跟上，所以實行漸進式開放，比如服務業領域的開放，特別是金融領域，隨着監管水平的提高，近幾年金融開放的步伐加大了。

霍建國提出，未來中國應該更加積極主動地推進高水平開放。國際上以CPTPP為代表的一系列標準體系，我們要熟悉和研究，有些能在國內落地的，或者通過修改國內的法律法規能夠與之對接的，我們應該創造條件主動往前走。在加入CPTPP的過程中，我們不應該邊談邊改，或者通過談判帶回來任務再去改，我們應該更主動地推進國內的改革，來適應當前國際上開放的新要求和一些可能形成的新標準，這樣才會更加主動。

產業鏈調整更多由跨國公司決定 各國比拼的是投資環境

近幾年，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全球產業鏈發生重構，各國更加註重產業鏈的安全性。在這一背景下，中國應如何處理開放與產業鏈安全之間的關係？

霍建國指出，產業鏈重構的話題是歐美率先提出的，歐美國家發生了工業製造的空心化過程，所以開始強調製造業迴流。但是現實的情況是，全球的產業鏈結構是很多年以來貿易投資發展形成的結果，用人為動員的方式讓企業去分離，是很難實現的，因為跨國公司優先考慮的還是投資的效益。從中國現在的產業結構來看，可能會出現個別產業流出的現象，比如紡織、玩具，這些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調整是必然的，因為中國的勞動力工資水平和整體的生產成本實際上在上升，這些產業沒有那麼大的利潤空間了。現在我國的部分企業也在主動把一些勞動密集型的生產環節調整到越南、柬埔寨等國家，這種變化更多會由跨國公司的發展傾向來決定，而不是由政府出面號召，更不用説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

中國在20年的發展中，已經形成了獨立的上下游配套體系，大部分產業都具備了很完整的產業鏈。雖然在高端技術領域，有部分中間品中國還需要進口，但是即使是在高端製造業，也需要配套合作，不可能完全迴歸到歐美國家。因為在不同的領域，各個國家有其自身優勢，比如中國在全球的汽車產業鏈上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汽車很多關鍵的零部件都是在中國生產的。

霍建國提出，疫情期間，由於物流的中斷，實際上已經暴露出一些產業鏈中的紊亂現象，未來還是要強調全球合作，還要尊重跨國公司的選擇。各國之間最後比拼的是投資市場環境的優劣，如果投資環境很好，做到了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公開透明，同時經濟保持增長，那麼像中國這樣一個14億人口的大市場，還是具有吸引力的，會吸引企業的投資。

霍建國表示，這一輪疫情下的產業鏈調整，歐美國家更多關注的是醫藥行業，很多原料藥、衞生用品是由中國生產的，他們認為不安全，全部依賴中國供應不放心。所以很多國家強調一部分產品要自己生產，隨着疫情過去之後，這種現象很可能就會平淡下來。

現在我們更需要關注的是在高端技術領域的調整，比如美國限制高通向中國的芯片貿易，這將會是一個兩敗俱傷的結果，不利於全球技術的發展和進步。在高端技術領域，一定要有下游市場，因為只有當一種技術在市場上可以迅速變現的時候，這一技術才會持續不斷地更新。這種人為的產業鏈中斷，不僅不利於當前投資貿易的發展，而且會影響到全球技術水平的發展和提升。

中國已經意識到這些問題，通過自主創新完成一些核心技術的突破，這也是必須的，因為中國是一個大國，要有安全意識。但是從長遠看，為了全球的貿易投資發展和全球市場的繁榮，還是應該以合作為主，通過合作充分把各自的優勢調動出來，形成效益的最大化。

中國將會更主動參與WTO改革 關注發展中國家利益

中國加入WTO後，不僅改變了自身，也在積極參與WTO的改革。二十年間，中國在WTO中的角色和地位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霍建國表示，入世20年，中國在規則方面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我們從最初的熟悉規則、掌握規則的階段，走向利用規則來有效維護我國的一些產業利益和國家安全，應該説是一大進步。

在當前的形勢下，WTO亟須改革。WTO現有的幾個職能得不到充分發揮，比如談判職能無法推進，雖然WTO的貿易審議機制還在工作，但實際上它的強制性手段很少，真正通過審議達到修正的效果比較弱，WTO應有的功能無法發揮，權威性也受到一定的影響。現在各界對於WTO應該改革基本上達成了共識，認為必須要通過改革來加強WTO的功能，但是在怎麼改的問題上存在爭議。美國認為應該強調市場化的因素，要反對補貼，反對國有企業的壟斷經營；歐洲也特別關注產業政策、中性競爭等方面。中國立場很明確，要從積極的角度出發去改革，同時改革不應該傷害發展中國家的利益。這其中存在一些矛盾，導致WTO的改革停滯不前。

WTO還面臨着一個新的任務，就是當前全球湧現的新型經濟形態如何規範和管理，比如數字經濟，以及未來可能大量出現的低碳產業，這需要出台一些新的全球規則和制度。WTO最好把這兩個層面分開來處理，大家先討論如何加強WTO，到WTO能夠發揮作用的時候，就可以牽頭去推動一些相關領域的談判。

對於中國在WTO改革中所能發揮的作用，霍建國提出，中國一直是積極的參與者，包括多邊談判、專項談判，中國一直都積極參與和推動。中國也特別關注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支持發展中國家在WTO中能夠得到有效的發展。未來隨着中國經濟體量的擴大，以及進一步高水平的開放，中國在WTO改革中會變得更加主動。

霍建國表示，WTO的164個成員中，2/3以上是發展中國家，像美歐國家的一些提案，過度考慮了發達國家的利益，不一定能通過。所以未來WTO可能會兼容高水平的標準和中低水平的標準，更適合發展中國家的標準。中國可以在未來的規則制定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 顧志娟 侯潤芳 編輯 白華兵 校對 危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