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媒體在報道日本經濟時常使用的一個詞彙是“失去的二十年”。2012年5月機械工業出版社出版了日本學者池田信夫所著的《失去的二十年》。該書從日本的現狀、歷史、經濟學角度出發分析了日本經濟停滯的二十年的原因。日本媒體所謂的“失去的二十年”是指上世紀90年代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後的二十年。在1997-2017年的20年間日本實際經濟增長只有16.5%，年均增長率只有0.77%。
如果純粹從經濟增長率數據而言：用經濟停滯來形容日本近20年的經濟發展狀況並不為過。同一時期我國經濟的年均增長率是9.5%，越南也接近於8%，韓國的經濟增速也大體保持在日本的3倍左右。令人困惑的是日本經濟在經歷二十年的低增長後依然還是世界主要發達國家之一，經濟發展水平依舊處於世界前列。1996年新加坡前領導人李光耀就曾對日本未來的國運有過預言。
當時李光耀預言道：“日本在未來仍將在國際體系中扮演重要角色，但相比鄰國將日漸趨於平庸”。李光耀認為日本註定將走向平庸，因為日本無法解決自己所面臨的人口問題。在日本日益嚴重的人口老齡化現象已造成國內市場的萎縮、經濟的下滑、創新的停滯。人口的萎縮必將導致日本經濟的衰退，年輕人會由於不堪重負而選擇離開日本。李光耀據此預言：“中國的經濟總量將在2030年超過日本”。
李光耀這一分析是完全正確的，只不過中國的發展速度比他預計的更快，所以中國的經濟總量在2010年就超越了日本，這比李光耀所預計的還提前了20年。然而迄今為止日本依然是僅次於美國和中國的世界第三經濟大國，德、英、法等國的經濟總量至今仍無法超越日本。當然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間日本經濟並非沒增長，不過日本經濟的增長速度的確相當緩慢。
長期以來日本的GDP就一直在5萬億美元上下徘徊，然而日本在進入經濟停滯期之前就已達到相當的高度。泡沫經濟破滅前夕的90年代初是日本經濟的巔峯。這時日本人均GDP達到了4萬美元左右，排名進入全球前5的日本甚至高於美國。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世界格局被總結為“政治上兩極、經濟上三極”：所謂政治上的兩極當然是指美、蘇兩個超級大國，至於經濟上的三級則是北美、西歐、日本。
日本能以一國之力與美國主導的北美自貿區以及歐洲共同體抗衡。這時日本作為國土面積只有30多萬平方公里的二戰戰敗國在經濟總量上已超越了2200萬平方公里的超級大國蘇聯，這時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英國與法國的GDP總量加起來才勉強接近日本。在世界500強企業中日本佔據了近一半，三菱、豐田、松下、日立、索尼、本田、日產、東芝等國際知名龍頭企業全部進入世界企業前50。
當時的世界10大企業中日本就佔了8家並席捲前三。當時的東京是世界500強企業總部最多的城市，東京的GDP總量是紐約的3倍，比我國一年的國民生產總值還高。由於日本經濟早已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所以即使是年均0.77%的增速實際上也會帶來很大的增量。即使日本經濟在20年左右的時間內增速緩慢，但仍足以使自己的人均GDP保持4萬美元左右的水平。
201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張季風在當年的《日本學刊》第6期發表《重新審視日本“失去的二十年”》一文。該文的主旨思想在於：國內媒體在直接引用日本媒體所謂“失去的二十年”這一説法時客觀上存在誇大現象。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間日本經濟增長率偏低、財政狀況不斷惡化、通貨緊縮長期化、個人顯性工資沒有增長.......這些的確都是不爭的事實。
2018年上海譯文出版社翻譯出版了日本管理學家大前研一的《低慾望社會》一書。這本書揭露了日本目前所面臨的現實處境：越來越多的日本年輕人在日益沉重的社會競爭壓力下失去了上進心和慾望。人們對明天不再抱有希望，也不再談論對家庭和社會的責任，甚至已懶得結婚生孩子。少子化、老齡化、相對較高的自殺率、失去上進心和慾望的年輕人越來越多......
儘管日本作為一個發達國家在之前的長期積累已使國民持有大量的金融資產，企業也有高額的內部準備金，然而卻未能有效運用資金。無論是貨幣寬鬆政策或公共投資都無法提升消費者信心。這是日本媒體使用“失去的二十年”這一概念形容日本經濟的根本原因，然而這就是日本經濟的全貌嗎？事實上國內媒體往往在沒對這個問題深思的前提下就直接引用了日本媒體的片面説法。
日本經濟所謂“失去的二十年”其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是經濟轉型過程中出現的陣痛和付出的“必要代價”。事實上在泡沫經濟破滅前後的90年代日本就已展開對21世紀發展戰略的研究：1990年日本通產省提出《2000年的產業結構》政策展望報告；1991年和1994年日本經濟研究中心兩度發表了題為《2000年的世界與日本》預測報告；1995年12月日本政府《1995~2000年度新經濟計劃》正式出台......
1996年初日本經濟研究中心進一步提出題為《新產業論》的2010年日本中長期遠景並協助通產省完成了關於21世紀產業結構的報告。這些報告和計劃均提出一個共同觀點：以信息和通訊一體化為特徵的新技術革命可能使以往的產業和社會組織發生根本性重組。21世紀日本將面臨老齡化社會與國際大競爭時代，因此有必要對日本的產業結構、經濟體系進行調整與改革。
事實上日本經濟在經歷多年的高速增長後進入相對放緩的時期是一種必然趨勢，只不過泡沫經濟的破滅加劇了這一趨勢。事實上日本政府和經濟界對日本經濟的放緩趨勢是事先有準備的，在泡沫經濟破滅前日本經濟的轉型其實就已開始佈局。由此可見泡沫經濟的破滅的確令日本經濟從上世紀80年代那種突飛猛進的增長狀態沉寂下來，但如果就此認為日本經濟在所謂“停滯的20年”完全沒任何發展就與事實不符了。
無論是經濟學方面的專著或是研究日本史的專著大多把日本傳統的發展模式解釋為日本處在追趕階段、工業經濟時代，充分利用後發優勢所採取的“追求一國繁榮主義”的發展模式。這種發展模式的主要特徵有：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機制；出口主導型發展取向；引進技術趕超模式；主要依靠內部積累的高儲蓄；重視教育和技術開發......此外日本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干預程度也要比歐美國家更為深入。
日本傳統的經濟模式實際上是介於西方的市場經濟模式和蘇聯的計劃經濟模式之間的一種政府主導下的市場經濟模式：在這種模式下日本將人、財、物、技術這些生產要素或經營資源作為國家資源集中起來使用，在強有力的官僚統治下實現有計劃的發展。日本為什麼會形成這樣一種經濟發展模式呢？首先二戰後的日本作為一個在政治上受到美國控制的國家不可能照搬蘇聯式的計劃經濟模式。
那麼為什麼日本也沒全面借鑑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模式呢？這主要是因為日本是一個經濟上的後發國家。日本儘管也是世界主要發達國家之一，但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日本經濟的發達程度是遠遠不及歐美髮達國家的。戰前的日本被稱為“貧窮帝國主義”：儘管是亞洲率先實現工業化的國家，然而與歐美列強比起來就完全不在一個量級上。當時的日本為實現擴軍備戰的目標就把所有資源投入到軍事方面。
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導致日本國內經濟、民生水平其實遠遠落後於歐美髮達國家。直到二戰後日本才開始了對歐美經濟的追趕。在這種形勢下國家財力的集中保障了大規模社會基礎設施的建設和整個國土的均衡發展；國家的行政指導和各種規制有效保護了日本國內市場和“產業”；終身僱傭制等僱傭制度培養了員工對企業的忠誠心，保障了企業技術隊伍的穩定和整個社會就業的穩定。
然而任何經濟模式都是特定時代的產物。在特定條件下行之有效的經濟模式隨着時間的推移與環境的變化完全可能會失效和過時。日本在經過戰後三十多年的追趕之後實際上已不再是一個經濟上的後發國家，而是已取得與歐美髮達國家等量齊觀的地位。加之知識經濟的到來和經濟全球化的進展使“日本模式”不得不開始適應新時代的新形勢。泡沫經濟破滅對日本的打擊固然是沉重的，但並沒破壞日本經濟的基礎。
1994年12月日本政府發表的《尖端基礎科學技術研究開發方針》中提出了日本在10年內十大重點攻關領域：利用電腦進行物質解析技術；觀測及記錄生物構造與機能技術；細胞培養與物種保存技術；以原子和分子為單位的超微製造材料技術；從原子到地球規模的測量解析技術；模糊方式解析實驗數據技術；接近人類感覺的傳感技術；耐久與安全測評技術；促進思維的模擬技術；微空間醫療技術。
自20世紀80年代起日本就確立了“技術立國”戰略，如今日本在新材料，能源、生物、人工智能等高新技術產業領域日本可謂獨領風騷。目前美國尖端武器的電子裝置中使用所用的陶瓷部件95%都是日本製造的。迄今為止日本已誕生過28位諾貝爾獎得主，位居全球第6位。近5年來世界各國的發明專利數量數據如下：美國28.9萬件、日本22.4萬件、中國16.9萬件、德國9.13萬件。
日本是亞洲率先實現工業化的國家：當其他亞洲國家還在為爭取民族獨立奮鬥時日本已是一個工業化國家。如今日本已建立了涵蓋電子、汽車、半導體、造船、鋼鐵、軍工、化工、醫藥、食品加工等各領域的成熟工業體系。在半導體芯片技術領域近二十種必需原料之中日本就獨佔3/4的份額。2016年日本互聯網帝國軟銀集團收購了半導體技術設計大佬ARM。
現在的日本在半導體領域既在上游有着設計核心，又在下游摸着產品製造，還在中游把控着原料。日本的汽車生產量超越美國和德國，是全球最大的汽車生產國，日本的豐田、馬自達、本田、日產等汽車品牌因此享譽全球。在實體產業發展的同時日本的流行文化與其工業製成品一樣開始佔據國際市場：在中國有一代青少年是看着日本動漫成長起來的。
《鐵臂阿童木》、《哆啦a夢》、《七龍珠》等動漫作品是整整一代亞洲兒童的集體回憶。日本還是全球第二大音樂市場：1988年《北國之春》被中國大陸評為“過去10年最為人們所熟悉的外國歌曲”，與此同時這首歌還在泰國、蒙古、印度、越南、菲律賓、美國夏威夷、巴西唱開，成了一首為15億人所喜愛的歌曲。現在日本的音樂產業每年能創造出近30億美元的產值。
如今的日本已發展成為亞洲少有的可以同時利用工業、農業、貿易、金融以及文化產業賺錢的國家。事實上GDP並不能完全準確反映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水平，尤其是像日本這種有着龐大海外產業體系的國家：日本作為世界資本輸出大國有四分之三的製造業企業都在海外建廠生產。海外產業的產出雖沒計入日本的GDP之中，但創造的利潤卻轉移到了日本本土，成為了日本的居民收入。
日本豐田汽車在1997年其營業收入約為900多億美元，2017年上漲到2600億美元。豐田汽車大部分的流水線都已經移居海外，日本本土並不多，但是該企業產生的利潤卻全部流回到日本本土。2002年日本在三個重要領域位居世界第一：外貿盈餘達9.9萬億日元，是外貿順差最多的國家；外匯儲備4697億美元，是外匯儲備最高的國家；對外淨資產(純債權)餘額達175.3080萬億日元，是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
截至2014年日本海外淨資產增加13%，達到366.9萬億日元（約合3萬億美元），至此日本已經連續24年為全球最大債權國。在未來可預期的時間內德、英、法等歐洲發達國家中沒一個能在經濟總量上超越日本，因為這些國家幾乎都和日本一樣存在少子化、老齡化等問題。儘管這些國家在少子化、老齡化的程度上比日本相對較好，可這些國家在規模體量上本來就與日本存在差距。
李光耀當初預言道：“日本在未來仍將在國際體系中扮演重要角色，但相比鄰國將日漸趨於平庸”。這句話並沒否定日本在國際體系中的重要地位，而是特指日本比起鄰國會趨於平庸。事實上李光耀所指的這個鄰國就是中國：中國龐大的工業體系、人口規模、資源總量都是日本所無法比擬的。然而如果要説日本是一個資源匱乏的國家也得看具體是和誰比。
日本的資源匱乏同中國這樣的大國比起來是成立的，然而如果要與英、法、德這些歐洲國家比起來可就未必成立了。德國和英國的國土面積都小於日本，法國儘管表面看起來大於日本，然而作為島國的日本卻有着相對廣袤的領海面積，所以日本如果以海陸總面積進行比較實際上超過了德、英、 法這三國中的任何一個。我們的地理教科書將日本定義為一個資源匱乏的國家這種説法其實更多是就傳統的陸地資源而言的。
在新型海洋資源領域日本不僅不匱乏，甚至還是一個世界級的海洋資源大國。儘管老齡化、少子化現象使日本經濟面臨勞動力資源的瓶頸，然而日本所存在的老齡化、少子化問題其實同樣也困擾着英、法、德等歐洲國家。日本的人口老齡化、少子化程度位居全球第一不假，然而位居全球第三的德國似乎也好不到哪兒去，英國和法國的老齡化、少子化現象也比較嚴重。
至少迄今為止日本的人口規模仍是德國的1.5倍、英國的1.9倍、法國的1.9倍。日本所謂的資源匱乏、勞動力有限與中、美、俄這樣的大國相比是成立的，但與德、英、法這種國土面積狹小、人口規模有限的歐洲國家相比還就真不一定。日本只是被鄰國崛起的耀眼的光芒所掩蓋，但同歐洲國家比起來就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大國”。中國能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不代表英、法、德也行。
事實上真正有可能繼中國之後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三經濟體的不是英、法、德等歐洲國家，而是國土面積、人口規模都遠遠超過日本的印度：印度的國土面積接近於日本的八倍，印度的人口規模是日本的十多倍。得天獨厚的地形和氣候條件使印度成為耕地面積亞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國家，國土總面積還不到我國一半的印度卻擁有153.5萬平方公里的耕地面積，這佔全世界可耕地總面積的10%左右。
印度的礦產資源也極為豐富：鋁土儲量以及煤、重晶石、鐵礦石的產量均位居世界第五位，雲母出口量佔世界出口量的60%。截至去年底印度的經濟總量在全球排名第七位，位居美、中、日、德、英、法之後，然而在近期公佈的今年第二季度全球GDP數據排名中印度已超越英、法成為僅次於美、中、日、德的全球第五大經濟體。在過去五年內印度經濟的增量達到了8000億美元。
如今印度已成為新興市場國家中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有近14億人口和大量青壯勞動力的印度已成為人口結構趨於老齡化的日本最大的競爭對手。印度要想在GDP總量上超過日本不是不可能，然而GDP能完全代表一個國家的真實經濟水平嗎？現在的印度在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也算是一個有一定影響力的大國，然而印度的國際影響力在相當程度上來自於規模體量。
龐大的國土面積、龐大的人口規模、龐大的經濟總量......這些構成了印度在國際上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基礎，然而印度實際上是一個發展極不均衡的大國。印度經濟的命脈幾乎完全被塔塔、阿班尼、米塔爾、博拉四大家族所壟斷。在印度1%最富的人擁有印度全國財富的一半以上，5%最富的印度人擁有全國財富的68.6%，10%最富的人擁有全國財富的76.3%。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全世界貧困人口的1/3來自印度。
印度要使自己的GDP總量超過日本似乎並非難事，然而要解決印度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深層次問題可比單純讓GDP漲上去複雜得多。印度要想複製中國當年的奇蹟幾乎不可能：中國擁有全世界最為完整齊全的工業體系；相比之下印度的工業化程度、基礎設施建設仍是相對落後的：貧富差距懸殊、創新能力遲緩這一系列因素在未來相當一段時間內將會是困擾印度經濟發展的巨大瓶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