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宣佈因病辭職，有關“安倍經濟學”的功過以及未來前途隨之成為熱議話題之一。以筆者看來，“安倍經濟學”成效明顯但代價極大，如果菅義偉當選首相還將繼續實施下去。
如何評價“安倍經濟學”
對“安倍經濟學”的評價應放在國際和日本國內兩大視野下考量。“安倍經濟學”出台的國際背景是當時世界經濟尚未走出國際金融危機，仍然相對低迷。日本國內背景則是政局動盪，“十年九相”、經濟政策缺乏連續性，經濟自泡沫崩潰後經歷所謂“失去的20年”，國民士氣萎靡不振。經濟增長率低、物價低、財政債務槓桿高，即“兩低一高”成為“日本病”的代名詞。
30多年來，包括日本在內全世界的經濟學家都沒能夠找到解決日本經濟問題的良方。“安倍經濟學”在這種背景下出台。它的政策基調是要變過去“縮小型的均衡分配政策”為“創造增長和財富的良性循環”。2013年先放出“三支箭”：靈活的財政政策、大膽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和促進民間投資的增長戰略。2015年又提出“新三支箭”，實際上是提出到2020年希望實現的三個目標：GDP 600萬億日元，出生率達到1.8，看護老人零離職。2016年後又陸續實施了負利率、收益率曲線管控等政策。
總體看，“安倍經濟學”既強調凱恩斯主義的需求論，又主張弗裏德曼的貨幣供給論，同時強調“供給學派”的刺激投資、擴大供給。三大理論相互矛盾但又各有合理性，至少在“安倍經濟學”實施初期即形成了市場預期，產生明顯效果。比如實現戰後第二長的連續71個月經濟景氣，扭轉了長期以來的日元升值局面等等。
但“安倍經濟學”也存在很多不足。當初提出的2020年目標大多沒能實現。工資上漲幅度小，經濟增長率偏低的問題也未解決。關於財政重建幾乎毫無進展，財政負擔越來越重，如此等等。
總體看，“安倍經濟學”取得了短期效果，但結構性問題並未解決，而且付出的代價很沉重。這些短期成果是以投入大量財政資金和史無前例的貨幣政策“大放水”換來的。財政投資不斷加大必然加重本已嚴峻的財政負擔，大量購買國債極易引起財政危機金融化。關鍵是因經濟形勢不佳，根本看不到退出機制的時間，隱患無時不在。
日本經濟的痼疾難解
日本經濟的結構性問題是長期遺留下來的，強求通過“安倍經濟學”或一兩屆政府解決不現實。可以説，日本經濟在總需求、總供給兩方面都有嚴重問題。
總需求方面，一般來説主要包括個人消費、設備投資和出口三個方面，即所謂“三駕馬車”。
先看個人消費。這對日本經濟舉足輕重，約佔日本實際GDP的60%，但長期以來日本個人消費低迷。原因一是國內市場擴大空間有限。二是泡沫經濟崩潰以來居民收入幾無增加，居民儲蓄率持續下降。三是人口超老齡化，特別是財富結構失衡，老年人消費意願弱，年輕人消費意願強但沒錢。
再看設備投資。設備投資佔日本實際GDP 15%左右，從需求和供給兩方面影響日本經濟。設備投資多寡主要取決於經濟增長活力與增長速度，取決於企業生產能否擴大。而泡沫經濟崩潰以來，日本經濟一直處於低速增長狀態，導致設備投資長期低迷。未來設備投資能否擴大取決於生產能否擴大，生產能否擴大又主要取決於消費和出口能否擴大。但因國內個人消費難擴大，加上國際經濟環境惡化導致出口難擴大，日本的設備投資擴大也希望不太大。
最後再看對外出口。日本是出口導向型經濟，在當下內需難以擴大的情況下，出口就更顯重要。日本擁有巨大生產能力，但出口往往受國際經濟環境變化影響，比如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及當下的新冠疫情。作為世界主要消費市場的歐美以及中國經濟不同程度受挫，也給日本出口造成沉重打擊。
總供給方面，一般來説包括勞動力、資金、技術三個方面。第一，關於勞動力問題。目前日本正面臨嚴重的少子老齡化問題，已開始出現勞動力不足。過度老齡化意味着社會保障缺口越來越大，財政負擔越來越重。為了解決勞動力不足問題，日本採取了擴大女性就業、延長老年人退休，同時加大對機器人、人工智能的投資力度，甚至擴大接收海外移民的數量，但是否能夠奏效還有待觀察。
第二，關於資本問題。日本是世界最大債權國，外匯儲備超1萬億美元，個人金融資產超過1800萬億日元，日本企業存款超過460萬億日元。也就是説日本不差錢，用於發展經濟的資金、資本不成問題，。
第三，關於技術創新。日本的技術創新能力並不低，基礎研究實力雄厚。但日本畢竟早已完成追趕任務，後發優勢消失。儘管近年來全要素生產率有所提高，但今後創新難度越來越大，這將是決定日本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
日本經濟的未來
日本經濟的這些痼疾，絕非一朝一夕就能解決。“安倍經濟學”並不完美，現有政策措施也還遠遠不夠，但它確實是日本自泡沫經濟崩潰以來最系統也比較行之有效的經濟政策。現任官房長官菅義偉已明確表態如果當選首相，將繼續推行和完善“安倍經濟學”，這樣至少可以保證經濟政策的連續性。
另外從總需求角度看，日本國內市場趨於飽和使擴大外需變得尤為重要，而中國是日本最大貿易伙伴。加強同中國的經貿合作對日本經濟來説不僅具有現實意義，也有長期戰略意義。這就需要日本在中美關係緊張的情況下，客觀理性地處理好對美和對華關係。（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