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入兩萬五？走，去日本送外賣

去日本送外賣是一份好工作嗎？

在疫情爆發刺激外賣市場快速增長後，日本勞動力短缺的社會屬性，使得市場上存在較大的外賣員缺口，根據日本媒體報道，Uber Eats日本公司將在2021年內將網絡送餐服務的地區擴大至日本全國，約10萬外賣送餐員預計最多翻一番，增至20萬人。

誘人之處是，日本外賣員似乎是一份高薪工作。2020年5月初，日本媒體報道稱在福岡市部分配送員的月收入能達到40萬日元（約2.4萬人民幣），不低於多數在公司上班的全職工薪族。

一位在日本生活的朋友告訴「深響」，日本外賣員多數屬於“零工”，是日本法律內留學生也可以參與的工作，他了解到許多國內留學生會在課餘時間兼職送外賣。

高薪資吸引的不只是留學生羣體，去年，日本奧運會男子花劍團體銀牌得主三宅諒在日本曬出了兼職送外賣的照片，並解釋説“沒有其他原因，只是因為我沒有錢了”。根據三宅諒曬出的業績單，其工作首日送出共八份餐，最遠一次送餐距離約為八公里，收入4688日元（約合280人民幣）。

日本媒體對三宅諒送外賣的報道

見微知著，從外賣員羣體的擴張與薪資水平，可以窺見一個正處於朝陽期的日本外賣市場。根據數據分析公司VALUES統計顯示，日本市場中2020年1月僅有294萬人在網上訂餐，到2021年1月這一人數增至902萬人。

需求爆發下，外賣平台Uber Eats在日本市場加速擴張，此外國內網約車巨頭滴滴也前往日本搶灘，於去年4月正式在日本推出外賣業務。負責日本外賣運營業務的滴滴R Lab運營總監李大寬告訴「深響」：“滴滴目前已經在大阪、福岡、廣島、神户等地區開展外賣業務，今年還會有繼續擴張的計劃。”

疫情之下，邁入發展加速期的日本外賣市場藴藏着龐大的紅利——無論是個體還是平台，去日本送外賣都是一個充滿誘惑力的選項。

去年疫情剛剛爆發時，在日本留學的阿峯正處於畢業前最繁忙的階段，為了節約時間想要通過外賣平台訂餐，但“打開了Uber Eats逛了一圈，硬是給勸退了，價格太高了”。

「深響」與多名在日本生活的朋友溝通之後發現，日本外賣較高的價格是影響用户消費頻次的主要原因。

在日本，點一次外賣的價格通常在2000-3000日元（約合120-180元人民幣），其中包括配送費，通常在300日元左右（約合18元人民幣）。此外，與國內不同的是，部分平台中消費者需要支出的項目除了餐食費、配送費，還包括約300日元左右的手續費。

這一價格基本與消費者直接到餐館堂食的價格持平。即便是在日本，這在日常消費中也不算便宜，尤其是對外賣的重要消費羣體“辦公族”來説，到公司樓下的便利店買一份普通便當只需要400日元左右，這樣的價格差下，工薪族很少會選擇依賴外賣解決每日工作餐。

有趣的一點是，與國內外賣市場發展初期，靠資本手段教育市場的思路不同，目前日本市場中還未觀察到由平台方發起的大額度補貼。

除了價格差異外，用户在日本點外賣的體驗和國內不存在太大差別。雖然平台現階段能提供給用户的餐食選擇相比國內還不夠豐富，但是在配送環節上已經相對成熟：外賣配送時長通常在30-40分鐘左右，極少出現不準時的情況，如果有延誤，店家會給消費者致電道歉，並詢問是否還需要等餐。

今年《創造營2021》的舞台上，一位來自日本的外賣騎手門脅慎剛分享説，在日本配送外賣時，如果顧客取餐遲到了超過十分鐘，餐食和配送費就歸外賣員所有。

日本外賣騎手的運營機制，與國內相比還有着許多諸如此類的差別。

最顯性的區別在於，日本外賣騎手大多是騎自行車送餐。並且，因為日本交通監管較為嚴格，所以很少能看到外賣騎手出現超速、搶紅燈等情況。

此外，日本外賣騎手中兼職羣體比重較大，其中包括了留學生、公司上班族，以及許多在疫情期間暫時失去了生活來源的人。對這部分兼職騎手來説，工作時間比較機動、自由，在課餘或下班時間可以隨時登陸外賣平台接單。

不過，無論是以自行車為主要交通工具，還是兼職比例較大，都説明着現階段日本外賣業務的地域輻射範圍、需求量仍處於發展初期。如果未來日本外賣滲透率、訂單量進一步激增，那麼對騎手運力會提出更高的要求。

此外，在國內市場受到關心的外賣員工作處境、生活保障等問題，在日本也已經引起了初步的關注。據日本媒體報道，日本目前的就業保險主要針對的是企業正式僱傭的員工，配送“零工”不屬於此類，得不到這些福利保障。同時，配送人員也不是勞動基本法認定的保護對象，他們享受不到最低工資制度的政策照顧，一旦發生工傷，他們在原則上也享受不到通常的工傷保險。

當一個新的市場誕生，一種新的職業被創造，必然牽扯出勞動關係定義、福利保障制定、社會結構更新等複雜問題。在勞動力尤其短缺的日本，隨着外賣需求的增大，這一問題顯得更加棘手。

如何在保障個體利益的同時，通過產品技術、運營、服務的手段，把老齡化大趨勢下的勞動效率提升到最大，是日本各個行業都在討論的話題。這也是日本外賣市場面臨的，必須由平台去解決的核心問題。

平台們在盡力尋找解法。李大寬提到了許多滴滴外賣在日本市場的運營細節，比如為日本騎手上線行程概覽、在高密度的日本城市裏規劃最佳路線、通過算法計算最恰當的騎手到店時間，此外也在盡力完善騎手保障，比如與保險公司合作提供高標準保險、疫情期間堅持為騎手發放免費口罩等。

2016年Uber Eats正式殺入日本外賣市場，代表着日本外賣邁入平台化發展的階段。

至今五年過去，日本外賣市場的發展相比起其他國家相對緩慢。由於日本線下消費業態、人口結構、生活習慣的特殊性，外賣市場始終受到許多桎梏。

日本移動分析和營銷工具服務商Repro在去年五月份發佈的一份報告中寫道，日本外賣市場規模約為4080億日元，但增速僅有4%，日本隨處可見的便利店，是制約外賣市場增長的因素之一。此外，外賣餐食價格過高、運力不足等，也都是日本外賣市場發展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直到去年疫情爆發後，日本外賣市場才終於等到了機遇期。

疫情之下，日本政府發佈宵禁令，晚上八點之後餐廳不接受堂食。同時，政府與外賣平台合作，通過補貼手段鼓勵用户居家用餐。比如大阪府與出前館合作，對線上點外賣1000日元以上的用户返還500日元積分，積分一半由政府負擔，額度上限為1.5億日元；神户市Uber Eats合作，為在Uber Eats註冊的560家中小型飲食店提供折扣，市財政負擔預計為1500萬日元。

外部環境作用下，日本外賣需求爆發，各個外賣平台在過去一年時間裏加速擴張。

現階段，日本最大的外賣平台是Uber Eats和出前館。其中，出前館是有着較長經營歷史的日本本土平台，根據其官網上的最新信息，出前館2021年3月25日的加盟店鋪數量已突破65000，相比一年前翻了約三倍。

Uber Eats計劃在今年將日本業務範圍擴展至全國，計劃將騎手規模增至20萬人，並且將繼續發力日雜百貨、藥品配送。

去年，國內網約車巨頭滴滴、德國外賣平台Foodpanda等新玩家也瞄準了日本外賣市場的機會。目前，滴滴外賣在日本運營的城市包括大阪、福岡、兵庫、廣島。據瞭解，滴滴外賣近期內還將正式進入京都市場。

圖源：出前館官網

回顧中國市場的外賣發展史：創業者湧入，資本瘋狂，一邊向用户撒錢換市場，一邊展開激烈地地推大戰籠絡商家，時至今日美團與餓了麼之間的鏖戰仍未結束。“撒幣”策略下，國內外賣平台用較快的速度完成了市場教育。

日本外賣行業的發展則“佛系”了許多，即使疫情催生了機遇，市場也並未上演國內O2O模式誕生初期的激烈戰事，也未出現由平台發起的補貼大戰。

兩個市場發展節奏截然不同，但方向卻保持一致。

比如，近幾年國內外賣平台着重強調的對商家數字化改造的故事，在現階段的日本外賣行業發展中就有體現。李大寬表示：“商家營銷、餐飲SaaS建設、智能硬件等等，大家也都有在嘗試去做，日本也是以與國內相同的業務邏輯在發展。”

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是，現在滴滴日本外賣平台上，能見到許多燒鳥店、拉麪店。此前，燒鳥、拉麪幾乎不做外送生意，許多日本餐廳習慣做熟客生意，它們會擔心外賣配送導致燒烤、拉麪的口感下降，反而影響口碑。但在疫情推動下，店家發現外賣平台有着較成熟配送能力將餐食保温保鮮地送達，並且有運營能力為店家擴大輻射用户羣。

在商家切實地感受到平台帶來的好處之後，日本市場對外賣的接受程度出現了自然提升。

從這一角度看，日本外賣平台似乎更希望由需求驅動、技術驅動，而非資本驅動——這一驅動力來自於Uber、滴滴等平台進入日本市場前就積累下的外賣業務經驗、數據與算法能力，這是中國外賣市場從零開始發展時不具備的優勢。

當然，線上消費業態、生活習慣等各方面的差異，決定了日本市場想要追平國內的外賣滲透率較為困難。但日本作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餐飲市場規模極其龐大，滲透率的一個小比例提升，都對應着可觀的利潤空間。

無論如何，一個尚在朝陽期的市場，未來還有太多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