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家庭高負債率接近極限：政策弄巧、財閥操控、國家焦慮
2020年9月1日，韓國首爾南大門市場，一名飯店工作人員進行送餐服務。隨着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趨勢得到控制，韓國的餐飲等消費市場正在逐步恢復。
韓國的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已得到較為有效的控制，首爾街頭的流浪人羣卻明顯地多了起來。其中，一些流浪者會向當地派出所“投案自首”，主動尋求“行政拘留”。
根據《緊急福利支援法》，韓國保健福祉部會給每一名“期滿解除拘留”的人員提供數十萬韓元不等的救助金。
“那是一種恥辱。”在首爾居民安愛珍看來，儘管在拘留所裏可以短暫地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卻會留下永遠的人生污點，不利於再找到一份體面的工作，向警察證明自己犯有行竊、搶劫、“吃霸王餐”之類過錯也需要經過嚴格的取證程序。
家庭負債率接近極限
現年47歲的安愛珍正遭遇中年危機。她在四年前婚姻失敗後，從韓國西海岸小城平澤來到首爾，相繼從事電影院售票員、辦公樓的保潔員等職業，其收入僅能撫養年幼的小女兒。
2020年春天，新冠肺炎疫情襲來，安愛珍失去了工作，因支付不起房租被房東趕了出來，母女倆一度在街頭依靠帳篷臨時棲居。幸運的是，母女倆嚐盡了大約一週的流浪艱辛後，成功申請到政府提供的免費公寓。
根據韓國保健福祉部的“新冠救助計劃”，政府可以為“面臨被趕走危機”的租房者提供六個月的免費租房，還可延長三個月的免費期。
“我在一家大學的附屬醫院找到了工作，是勞務派遣工，但可以拿到140萬韓元（約合人民幣8100元）的月薪。”2020年9月17日，安愛珍在與筆者的通話中流露出喜悦之情。
從家庭財務破產危機中看到了曙光，但安愛珍依舊為沒有時間照料女兒而煩惱，“教育的差距拉大，影響女兒的未來”。
2020年5月，總部設在英國倫敦的世界宣明會（World Vision）發起的一項調查表明，受訪的1062名韓國貧困家庭兒童中，28?受訪者“難以照顧和教育子女”，60?受訪者表示最困難的是“維持生計”。
不少韓國家庭正面臨破產危機。2020年9月13日，國際清算銀行(BIS)和國際金融協會(IIF)公佈了對44個國家的《家庭負債佔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的報告。其中，韓國家庭今年第一季度負債率高達97.9?遠高於美國（75.6?、英國(84.4??日本(57.2??中國(58.8??
按照國際清算銀行研究團隊對18個發達國家1980年至2010年的經濟狀況的調查研究：一個國家的經濟和社會可以承受的家庭負債率底線為85?
當前，韓國家庭的平均收入在降低，其支出卻在增加。從韓國銀行（央行）2020年9月1日發佈的《第二季度國民收入初步統計資料》來看，韓國人均國民總收入正在跌破3萬美元。截至第二季度，韓國家庭信貸餘額共計1637.3萬億韓元（約合人民幣9.5萬億元），同比增加5.2?創下2002年開始進行此項統計以來的最高值。
從户主的年齡結構來看，四十多歲户主的家庭負債規模最大，其次是五十多歲、三十多歲和六十多歲以上的户主家庭，多數家庭由於住房抵押貸款而“舉債入市”。
經濟刺激弄巧成拙？
韓國的家庭收入在下降，房價卻在政府失敗的調控中飆升。過去三年間，韓國政府累計頒佈了23條房產新政試圖平抑房價。但是，首爾的房價依舊上漲了52?
2020年7月，韓國的房產交易量為14.1萬套，同比增長了110?當前，首爾正上演“搶房大戰”。據韓國《中央日報》報道，首爾城市邊緣的一個高層公寓樓盤，僅110套房源，就招來37400多名購房者。
新一輪房地產熱潮，正將韓國家庭負債率規模推向一個新境地，韓國輿論也在反思“房地產資本主義”。
“過去一個世紀裏，幾乎所有發達國家的住房抵押貸款比重都出現了激增，並且遠高於其他貸款。極少數情況之外，在1928年和1970年，銀行的頭號業務是給企業提供無抵押貸款；到了2007年，幾乎所有國家的銀行的主要服務對象都變成了房地產抵押貸款公司。”在《重思土地與住房經濟學》（Rethinking the Economics of Land and Housing）一書中，英國經濟學家喬什·瑞安-柯林斯、託比·羅伊、勞裏·麥克法倫提出“房地產資本主義”。
這本反思性的著作在歐美世界歸於沉寂，卻在韓國觸發廣泛的社會思考。《韓民族日報》的文章質疑，為何房價總是比我們的收入上漲得快？因為“銀行成了提供房地產抵押貸款的機構，房子成了養老和子女的資產，也是貸款抵押資產、投機性金融資產”。
如今，韓國的家庭負債達到GDP的97.9?用於租賃的住宅和寫字樓等如雨後春筍般不斷登場，韓國經濟的潛在風險越來越大。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際貨幣基金（IMF）、經合組織（OECD）以及一些國際信用評價機構多次發出警告：韓國經濟的風險在於家庭高負債率。
歐美等發達國家都經歷了二十餘年的房地產黃金期。2008年金融風暴過後，各國紛紛出台房地產管控等政策，以降低家庭負債率。
但是，面對着通貨緊縮與消費萎靡的局面，2014年8月以來，韓國政府卻放寬了總負債償還比率（DTI）等貸款限制，此舉刺激了房地產市場，最終加劇了家庭負債的增長趨勢。
這種短視、片面的經濟刺激政策被英國路透社批評為“弄巧成拙”。
“2015年至2016年，韓國家庭負債水平因為朴槿惠政府放寬房貸限制而猛增。韓國的家庭負債水平幾乎已達極限。”《韓民族日報》援引家庭負債問題專家、資本市場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樸昌均（音）的話稱，“家庭的負擔越重，日後的後遺症越大。”
從“浮游一代”到半數老人陷入“相對貧困”
經濟刺激政策所導致的後遺症，正在新冠危機中惡化。2020年9月9日，據韓國統計廳發佈的《8月就業動向》表明，該國就業崗位減少了27.4萬，就業率連續八個月走低。
“找到一份正式工作太難了，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現在即使臨時工作也不好找。”安愛珍説。
在韓國，“正式工”與“合同工”不僅存在職業穩定性的差別，薪酬差距也經常在一倍以上。1997年從大學畢業後，安愛珍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跨國零售企業做客户服務經理。大約第21個月的時候，這家企業以一個小失誤將她開除了。
根據韓國相關法律規定，企業必須將僱用滿兩年的勞務派遣員工編為正式職工。因此，韓國職場一直存在“第24個月門檻”的潛規則——為了降低薪酬成本，一些企業會將新員工在兩年期滿前開除。
當前，大約70?80?韓國青年人都擁有大學學歷。但是，韓國勞動社會研究所稍早前的一項調查顯示，在348.4萬名20歲—30歲的年輕勞動者中，大約有45.9?160萬名）屬於非正式工。
“韓國社會的階層已經僵化，像我們這種沒有家庭背景又沒有名校學歷的畢業生，很難成為大企業的正式員工。”安愛珍自嘲，“我們也是‘垮掉的一代'。”
二戰後，在相對富足社會中成長起來的美國青年，他們沒有經歷大蕭條和戰爭的磨難，進而主張物質主義享樂。在韓語中“富有”與“浮游”發音相同，因此，成長在富有年代的韓國年輕人也被稱為“浮游一代”。
“貧困青年”已成為一個典型的韓國現象。從韓國保健社會研究院稍早前發佈的《青年勞動貧困事例研究》來看，19歲至34歲的韓國青年中，大約有47.4?人屬於“勞動貧困危機階層”，“貧困青年”已接近青年羣體總人數的一半。
“以前，只有那些老人、殘疾人等沒有勞動能力的人羣，才會被冠以‘貧困'的帽子。”韓國勞動研究院高級研究委員李炳熙説，2008年金融危機後，韓國學術界首次提出“勞動貧困”，即參加勞動也會陷入貧困。
在年輕勞動者“浮游”的自嘲中，一些韓國老人也默默過着貧困的生活。據經合組織（OECD）的統計，65歲以上韓國老人中，有48.7?入“相對貧困”，他們平均每月領取的養老金約合人民幣2000元，不及當地最低生活標準的三分之一。
因此，韓國老人活得越長越容易掉入貧困的陷阱，物價的上漲又為老年家庭的負債率雪上加霜。
“最近，一籃子雞蛋（30枚）從五千多韓元，漲到了八千多韓元，拉麪、啤酒也漲價了。每次乘坐公交費用也漲了兩百多韓元。”安愛珍的母親生活在大邱市。上週末，她在電話裏向女兒抱怨，“收入原地踏步走，物價坐上了火箭。”
一個國家的焦慮
長期居高不下的失業率、貧困率和家庭負債率，為韓國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據經合組織（OECD）統計，自2012年以來，韓國的自殺率一直位居世界第二。
在一個5100多萬人口的國家中，平均每天有兩人因貧自殺，尤其是一些老人為了減輕自己孩子的家庭負擔而選擇自殺。
“韓國社會因貧困而自殺，已經到了危險的地步。這是一種‘社會性他殺'，如果政府不採取有效措施，這種現象將會繼續上升。”一名韓國國會議員公開呼籲“政府幹預”。
近年來，在韓國政府的積極干預之下，韓國的自殺率一度從最高峯時的每10萬人33.3人降至2014年的26人。不過，韓國政府最新的統計數據顯示，2020上半年自殺和自殘的人數同比增長了36?
當戰爭、饑荒或經濟蕭條打亂了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其個人的需求與期望得不到滿足時更易自殺，這種現象也符合社會學家涂爾幹的“失範性自殺”（anomic suicide）的解釋。
韓國社會競爭異常激烈。它經歷日本長達36年的殖民統治後，又經受過朝鮮戰爭的摧殘，從上世紀70年代“漢江奇蹟”開始，韓國逐步邁入全球十大經濟強國之列。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韓國人的年均勞動時間在經合組織國家中最長，2017年為2024小時。
畢竟，“加班”可以帶來更多的收入，只靠基本工資根本無法養家餬口。
“人們越來越擔心自己的工作，眼看着收入下降，直接對他們的日常生活產生了影響，這種焦慮似乎是一種趨勢。”首爾中央心理健康診所創始人樸昌珉對韓國媒體表示。
個體的焦慮最終匯聚成國家的焦慮，並頻繁反映在影視和文學作品中。在影片《國家破產之日》中，一個投機者利用金融知識在1997年金融風暴中大發國難財，從一個金融業小經理一躍成為投資界的新貴，這背後的代價是千萬個家庭的破產和國家的破產。
1997年12月3日，依舊被不少韓國民眾視為“國恥日”。那一天，韓國因為爆發嚴重的經濟危機，被迫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協議書上簽字，以接受管制為代價換取了IMF的資助。
一些韓國人時至今日仍認為，正因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公正的條款，導致韓國1998年的失業人口超過130萬，很多家庭負債破產。那一年，韓國的自殺率上漲了42?
韓國政府從此開始採取各種措施對自殺現象進行社會干預。2020年7月，韓國政府設立中央災難心理治療小組，積極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和高失業率帶來的高自殺率。
“我不認為一切都應該歸咎於新冠病毒，韓國是一個價值觀非常單一的國家。”首爾女子大學教育學教授戴維·蒂扎德（David Tizzard）認為，解決自殺率居高不下的難題需要經濟、社會、醫療等各種手段的疊加。
過度的負債經營，“財閥經濟”的先天病
高負債率被認為是韓國經濟和社會的通病，不論家庭，還是政府、小企業和大財團都偏好舉債。
2020年6月，國際清算銀行(BIS)發佈43個國家民間部門信用記錄顯示，韓國家庭2019年的負債總額為1827萬億韓元，企業負債(不計金融公司)為1954萬億韓元，韓國政府負債為758萬億韓元。
其中，韓國企業負債排在受調查國的第17位，國家債務增加速度則在43個國家中位居第4位。一些韓國大財閥也在舉債度日。
當前，韓國的經濟命脈仍掌控在幾個大財閥手中。韓語中的財閥一詞，由英文Chaebol轉譯而來，意為“擁有巨大財富的宗族”。
韓國財閥主要發跡於上世紀60年代，朴正熙發動軍事政變，奪得總統寶座。上台之初，他一度試圖打擊壟斷財閥，包括沒收他們與前政府勾結非法獲取的財產。
不過，當時的韓國尚屬全球最不發達國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不足100美元，經濟也處在“低投資—低生產—低收入”的惡性循環中。依靠槍桿子奪得政權的朴正熙卻發現，行政命令在數以萬計的中小企業面前無能為力，而大財閥是一股可以利用的經濟力量。
於是，朴正熙政府將一些大財閥資本家從監獄裏放出，開始扶持財閥力量壟斷經濟。據韓國金融監督院的統計數據，1989年，韓國五大財閥在國民生產總值中佔比超過60?上，前30名的大財閥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佔比為95?形成了政府、銀行與財閥的“魔鬼三角”。
過度負債經營一直是韓國財閥的先天病。不同於歐美企業的發展歷程，韓國財閥企業沒有經歷漸進式的資本積累過程，而是依靠政府的資產分配和扶植貸款發展而來。在他們的觀念中，有了資金就有了一切，因此肆無忌憚地向政府和銀行大規模借貸。
上世紀80年代，全斗煥政府實施“自由化”“民營化”改革，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降低對財閥集團的優惠貸款，推動商業銀行民營化。
一定程度上，全斗煥新政打擊了財閥對經濟的壟斷，卻也使財閥趁“商業銀行民營化”之機進入金融領域，吞併了大批商業銀行。最終，由政府、銀行與財閥的“魔鬼三角”演變為“大財閥、小政府”的二元格局。
韓國經濟以外向型為主導。多年來，財閥企業享受着融資、信貸、税收等出口優惠政策，借款成為其主要資金來源，在政府的鼓勵和扶植下，金融機構成為大財閥的玩偶和加油站。
1997年金融風暴過後，嚐盡過度舉債之苦的韓國政府和財閥開始“瘦身”，三星、現代等大財團紛紛減少企業規模，並開始追求低負債或無負債經營。據韓國“公正交易委員會”統計，2002年底，五大財閥的平均負債率已由前一年160％降到了152％，比1997年金融風暴時降低了三分之二。
但是，韓國投資環境在金融危機後惡化，大企業收益率降低，導致金融機構更願意將資金貸給家庭買房買車。最近，韓國金融監管部門還注意到，在長期低利率和房價飆升的雙重驅動下，大量熱錢以驚人的速度湧入韓國樓市。
“新冠疫情導致小工商業者陷入困境。但是，資金開始流入樓市和股市等資產市場，導致資產價格出現暴漲現象。”《韓民族日報》援引一名金融部門人士的話稱，“監管部門已開始着手準備對策。”
通常，一定程度的家庭負債短期內可刺激消費，對經濟增長產生積極影響。但是，如果超過一定的水平將傷害經濟和社會。國際清算銀行研究團隊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可以承受的家庭負債率為85?
“當大家都在忙着借新債還舊債時，誰還會增加消費呢？”安愛珍説，她的親戚、朋友和同事都在壓縮日常開支。
“一些（韓國）家庭已經到了借了錢都不會消費的階段。”韓國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委員樸鍾奎對高負債率和消費緊縮公開表示擔憂，“（負債）泡沫不會輕易消失，要做好經歷危機或經濟發展停滯不前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