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上海證券報創刊三十週年。而我是1992年8月份大學畢業後分配工作，至今已有將近三十年工齡。我與上證報有較多交集，上證報基本見證了我的職業成長。
我同上證報結緣是在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期間。1993年8月份，我結束為時一年的基層實習回到國家外匯管理局總局，分到政策法規司綜合處工作。1994年初，恰逢國家實施重大外匯體制改革，匯率並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並非指單一盯住美元，而是指相對並軌前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市場匯率並存的雙重匯率，現在境內人民幣外匯買賣使用統一的市場匯率）、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取消外匯留成與上繳，實行銀行結售匯制度，建立統一規範的全國外匯市場，實現人民幣經常項目有條件可兑換。
這奠定了現行外匯管理新體制的基本框架，涉及到許多重大制度變革（如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度、銀行結售匯制度、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繫統等）。牽涉面廣、敏感性強，因此，改革和宣傳任務都非常繁重。我於1993年底從綜合處調入政策研究室從事研究工作。1994年初，全國外匯管理工作會議部署外匯體制改革工作期間，我被指派專門負責對外媒體聯絡工作。這開啓了我與境內外媒體二十多年的淵源。
上證報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市場媒體確實不同一般。當時，外匯局有重大消息對外發布的時候，主流媒體大都採用我們提供的新聞稿直接對外發布。而上證報記者拿到新聞稿後，還要加工潤色後才見報。我問跑口記者為什麼要這麼做。她解釋説，因為上證報是市場化媒體，新聞報道要強調個性化、差異化，更加突出新聞性、可讀性。
後面，我和上證報記者成為了朋友。他們時常向我約稿，讓我寫一些豆腐塊文章。這培養了我問題導向的研究風格，因為我初期的許多豆腐塊，實際上就是一問一答的口徑。這是我同一般的部門新聞聯繫人的差別。他們大都只是負責部門與媒體之間的聯絡、協調，而我很多時候還給媒體直接提供口徑。特別是當時信息公開、政策透明度意識遠不如今天，很少人願意這麼做。
外匯局的小環境一直比較好。歷任外匯局領導對輿論宣傳工作都比較重視，經常強調要注意發揮預期引導“四兩撥千斤”的作用。這也給我媒體聯絡工作提供了許多便利。很多時候，我寫完豆腐塊，經正常程序審核後非正式對外提供。這既聯絡了感情，也提升了自己。甚至1998年我被公派出國留學，暫時離開了工作崗位。而當時正值亞洲金融危機如火如荼，上證報記者還向我約稿説，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影響很大、對中國改革開放有重要借鑑意義，建議我密切關注危機演變，撰寫相關評論文章。
起初，在上證報發表的文章大都是幾百字的豆腐塊。到了後期，上證報經常給我發表兩三千字的大塊文章，成了我重要的學術陣地。2015年離開體制後，上證報繼續經常向我約稿。只是那時候人比較懶，沒有開專欄，所以文章都是時斷時續。大多數時候，我都是以本名對外發表。有些時候，碰到敏感問題，則以筆名對外發表。因此，我在上證報上發表的文章應該多於能夠查找到的文章。
除了發表評論文章外，上證報的記者還喜歡經常就一些外匯政策問題對我進行採訪，即便是2008年底我從綜合司（1998年機構改革，外匯局政策法規司與辦公室合併成綜合司）調到國際收支司主持工作，不再負責對外新聞媒體的聯絡以後。2015年之前，記者經常向我諮詢一些口徑之外的東西，以便更好把握對外報道的角度。
2015年之後，我離開了體制，上證報對我採訪就更加頻繁了。如果説有什麼變化的話，就是我現在對口上證報的記者不是一兩個，而是好幾個。所以，以前的跑口記者我還能記住名字，現在卻記不住了。但是，長期以來，我們之間建立了一種相互信任，所以，我們的合作一直很愉快。
非常珍惜與上證報近三十年的緣分。祝願上證報越辦越好！為中國資本市場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建設添磚加瓦！
本文來源：上海證券報
作者：管濤
微信編輯：王時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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