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雄集團前台背景牆上寫着：“讓世界沒有挽不回的誠信。”
湖南永雄：一箇中國本土的催收帝國
本刊記者/
趙一葦
發於2019.12.23總第929期《中國新聞週刊》
2019年11月22日，催收巨頭湖南永雄集團向美國證監會提交撤回IPO招股説明書的申請。此前，湖南永雄謀求上市已遭受兩次受挫。
當天晚上，一位業內好友接到了湖南永雄集團創始人兼董事長譚曼的電話。“正值風口浪尖的時刻，他當然會有所擔心。”這位好友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但他也明白，箭已上弦，不得不發。”
此次，在招股書被披露一個月時間裏，湖南永雄集團遭受了各種質疑之聲。而催收業務也再次成為監管與輿論的風暴中心。這對正在美國衝刺IPO的永雄集團來説，無疑是一個壞消息。
由譚曼一手創立的湖南永雄資產管理集團(下稱“湖南永雄”)以信用卡逾期款催收為主營業務，合作客户主要為商業銀行及消費金融公司。
實際業務就是催收逾期貸款。
成立僅5年時間，湖南永雄已擁446億元在催逾期貸款，集團旗下員工超萬名，號稱“中國最大的拖欠信用卡應收賬款催收服務提供商”。
早在2015年，湖南永雄就在籌備登陸新三板，後無疾而終。
有業內人士向《中國新聞週刊》透露，湖南永雄登陸新三板未果的原因在於，其保薦人湘財證券接連受罰，
同時，催收行業在國內尚不是被監管認可的合法行業，合法性存在爭議，監管環境也在持續收緊。
國內上市無望，湖南永雄開始將目光轉向納斯達克，並在2018年向美國證監會（SEC）秘密提交上市申請（DRS文件）。在之後一年時間裏，這家擬募資2億美元的公司曾先後三次修改申報文件。
10月23日，美國證監會（SEC）正式披露湖南永雄集團遞交的招股書文件。
但此時，國內“暴力催收”引發的惡劣影響仍在發酵。此時赴美上市的湖南永雄，無疑被推上了輿論的質疑高點。
對於11月22日湖南永雄再次撤回IPO文件的消息，一位熟悉永雄集團的企業高管向《中國新聞週刊》透露，“此時放棄，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
“當前糟糕的催收行業局面中，永雄上市的消息是一針強心劑。”多位催收行業公司高管均向《中國新聞週刊》感慨，
如果永雄成功上市，國內催收公司日子或許也會好過一點，或許也能推動行業的合規發展。
律所出身的“催收巨鱷”
湖南永雄集團的總部設在長沙市嶽麓區芯城科技園內，這一幢低調的深灰色辦公樓的外立面上沒有任何顯著的標誌，僅在大樓門口掛着幾塊牌匾。周邊的商户大多不清楚這家公司是做什麼業務的，印象僅限於“好像是搞金融相關的”“員工都是小年輕”。
“讓世界沒有挽不回的誠信”——這句標語掛在永雄集團一樓前台的背景牆上，吸引着每一個到訪與應聘者的目光。
這家成立僅五年的催收巨頭，帶有創始人譚曼濃重的個人底色。
今年44歲的譚曼，湖南省新化縣人。在成立永雄集團之前，譚曼已經和貸款催收相關行業打了12年交道。
1995年，20歲的譚曼以新化一中文科狀元的高考成績，入讀湘潭大學國際經濟貿易專業，後又在大一結束時申請留級，轉讀了法律專業。
就在譚曼轉專業就讀一年後，催收行業開始在中國興起。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銀行等金融機構的不良債權和不良資產數量迅速積累。
兩年後，國內相繼設立華融、長城、東方和信達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分別接收來自工、農、中、建4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
此後，應對其他不良資產的地方資產管理公司陸續成立，應對小額不良欠款的民間信貸催收企業也開始湧現，並被准許列入商事登記。小額不良欠款管理行業應運而生。
彼時，譚曼趕上了國內催收行業發展的第一波浪潮。
2002年，從湘潭大學法學院畢業兩年的譚曼參加並通過首屆司法考試，隨後進入廣東天倫律師事務所佛山分所，從事欠款催收法律服務工作。當時，譚曼成了國內第一批從事個貸清收法律服務的律師之一。
兩年後，譚曼加入廣東信孚律師事務所，以律所金融業務部負責人的身份為客户處理資金信譽管理、財產安全保護等法律問題。
2005年2月，譚曼成立佛山市天曼投資諮詢有限公司，主要從事車貸清收法律服務，並先後與佛山市人保、佛山市建設銀行等建立個人不良消費貸款清收法律服務合作關係。
同年7月，譚曼進入長沙，與當地多家人保公司建立合作關係。其間，譚曼將原佛山市天曼公司業務及員工整體轉移到長沙。
2006年1月，譚曼成立湖南裕邦律師事務所，開始試水“法律服務公司化”，主營欠款催收法律服務。
在譚曼的主導下，裕邦律所專攻欠款催收業務，短短兩年，裕邦律所就佔據了湖南個貸催收法律服務80％的市場份額，號稱當地“催收之王”。
2008年，譚曼帶領裕邦律所全面進軍銀行信用卡催收法律服務，合作客户有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農業銀行、招商銀行、交通銀行、光大銀行、平安銀行等數十家銀行，此外，還與一部分非銀行金融機構達成了合作伙伴的關係。
2014年4月，譚曼註冊成立湖南永雄資產管理集團，營業範圍為資產管理、金融服務外包、軟件開發及服務等，並與裕邦律所達成戰略合作關係，以永雄公司為主體開展不良資產管理業務。
次年3月，裕邦律所正式更名為湖南永雄律師事務所，成為永雄集團旗下協議控制的律所。
在永雄集團成立初期，由譚曼妻子周小芳與其他個人股東出資持股。2015年，譚曼收購其他股東的股權，成為永雄集團的絕對控制人。
自此以後，永雄集團憑藉譚曼十多年間積累的催收行業經驗與客户資源，在短短五年間迅速成長為國內催收行業的巨頭公司。
此次招股書披露的業績顯示，湖南永雄的2019年上半年營收超5.15億元（7500萬美元），為中國前十大商業銀行中的七家提供服務。根據艾瑞諮詢的研究報告，截至2019年6月30日的應收賬款總值和聘用的催收人員人數及2019上半年的佣金總額，湖南永雄已是中國最大的拖欠信用卡應收賬款催收服務提供商。
如今，湖南永雄仍然由譚曼絕對控股。招股書顯示，譚曼共計持有永雄集團82％的股權，其妻子周小芳持股3％，周小芳的兄弟周雄通過合夥企業持有15％股權。
值得一提的是，現在湖南永雄集團的高管中，還加入了兩位金融界資深大佬——擔任執行副董事長兼董事的張化橋和擔任董事的王開國。
其中，王開國曾擔任海通證券董事長，曾被譽為中國證券界“南北兩王”之一；另一位重要人物張化橋，曾擔任多年瑞銀中國區副總經理，目前是港股上市公司中國支付通的非執行董事兼董事會主席，同時還兼任包括復興國際、龍光地產、眾安集團等6家港股公司的獨立董事。
2018年10月， 湖南永雄集團與張化橋簽訂一份服務協議，承諾IPO成功後，公司將向張化橋授予股票，鎖定期2年。此外，今年1月，譚曼和相關人員轉讓200萬股，引入中平資本及其附屬公司，中平資本的董事長正是王開國。
隱性的“暴力催收”
即使對於坐上行業龍頭寶座的湖南永雄來説，催收行業存在的管理混亂和監管風險，仍然是扼住其命運的痛點。
通常情況下，銀行等金融機構將逾期30天以上的不良貸款打包賣給不良資產管理公司，再由不良資產管理公司分批打包賣給合作的催收公司進行催收，也有中小商業銀行直接外包委託給催收公司作業。
一般情況下，不良資產包逾期時間越長，買入價格越低，催收公司的提成也越高。
然而，作為回收逾期貸款的關鍵一環，
無論是永雄這樣號稱“和諧催收”的巨頭，還是數百家不知名小催收公司，“暴力催收”始終是其繞不開的“軟肋”。
早在湖南永雄成立伊始，譚曼就明確公司的服務方針：對善意債務人曉之以法，通過“非訴”途徑促使其主動履行義務；對惡意債務人訴之以法，用法律的力量維護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對確實沒有償還能力的債務人，就持續跟進管理好他們，敦促其及時還款。
按照譚曼對湖南永雄員工制定的管理文化，要求催收過程做到“法言法語、輕言細語”，以“和諧催收”為結果等。
本次的招股書也顯示，湖南永雄僅通過遠程方式（例如電話和短信）或遠程收款提供催收服務，而無需進行現場訪問或與債務人進行面對面的談判。其旨在不進行面對面的互動，以避免與債務人潛在的肢體衝突，控制與合規性有關的風險。
譚曼試圖向公眾證明，不能將規範的催收公司與社會流氓式的討債公司劃上等號
。
但從現實結果來看，譚曼的“服務方針”並沒有貫徹到永雄集團的每一位員工。
在聚投訴、黑貓投訴等消費投訴平台上，與湖南永雄及其上游委託方相關的投訴信息達數十條，涉及違規收集個人信息及通訊錄、撥打同事及朋友電話騷擾、侮辱、威脅等“軟暴力”催收行為。
2018年11月，湖北省十堰市中級人民法院發佈的一份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的刑事判決書中顯示，湖南永雄集團的一名催收員肖某，因犯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個月。
肖某在供述中説：“本身我就在永雄資產管理公司上班，在這個單位我就接觸到了公民信息這個事情，公司內的員工都是靠買賣公民的信息來幫助顧客找到他們想找到的人。”
一位從事催收行業五年的從業者向《中國新聞週刊》透露，除了倒賣信息之外，冒充國家機關公職人員、辱罵、威脅債務人等公司明令禁止的做法，在催收業務員之中仍不時發生。
“這些都是業內公司的通病。”知名催收公司高管向《中國新聞週刊》透露，在規模較大的催收公司中，不合規的催收行為往往屬於員工個人行為，而催收行業整體較低的人員素質和高額的佣金提成正是業務員採取“非常手段”的根本原因和最大動力。
即使是行業龍頭的湖南永雄，至今仍然是一家勞動密集型企業，對基層業務員的依賴非常大。根據招股書數據，截至2019年6月30日，永雄旗下共有11492名員工，其中催收專員10915名，佔比約95％。2018年，永雄的人工成本達4.55億元，佔營收比例已至六成，是絕對的大頭。
金字塔式的人員結構下，基層催收專員的業務表現，與永雄的營收走勢和經營風險直接掛鈎。
一位剛剛成功應聘永雄集團催收專員崗位的小唐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在永雄，催收專員的崗位名稱是“資產管理員”，在實際招聘中，公司並沒有學歷和年齡限制，也沒有嚴格審查應聘者的信息真實情況。
在永雄集團對外發布的招聘廣告上，“資產管理員”的崗位明確要求“大專及以上學歷，20~35歲，無不良徵信及犯罪記錄”。
然而，
今年18歲高中休學的小唐，謊稱自己19歲已高中畢業，也成功應聘了“資產管理員”的崗位。
小唐透露，他是通過朋友介紹來應聘的，他有幾位已在永雄工作一段時間的朋友，也是高中甚至初中學歷。應聘完成後，一般對催收流程和話術進行簡單培訓，隔天即可上崗，收回賬款達兩三萬元就可轉正。
值得注意的是，以底薪+高額提成的薪資結構是令業務員採取“非常手段”進行催收的根本動力。
“底薪2500元，提成10％，做得好的一個月能掙一兩萬元，也有做得差的只吃底薪的。”小唐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儘管公司在培訓時明確説哪些手段不能用，違反規定會扣錢，但為了多掙業績，還是有員工會私下交流這些“特殊方法”，偶爾抱着僥倖心理試試，“公司不一定每次都能查出來”。
在低門檻的催收行業，基層員工的不當行為對公司的業務打擊是致命的。
2019年上半年，由於債務人投訴及合規性的不可控，湖南永雄關閉了大約20個新開的地區分公司，並在二季度對公司業務進行了一次全面的合規評估。
隨着地區分公司的關閉，湖南永雄盈利減退凸顯。根據湖南永雄的財務報告數據，2018年和2019年上半年，分別實現營業收入7.58億元和5.15億元，淨利潤分別為1.24億元和3230萬元，同比減少了32％。
“永雄關閉多個地區分公司，就是出於把控合規性的考慮。”一位熟悉永雄集團的同行高管向《中國新聞週刊》透露，各地區政策不同，總部很難有效把控所有分公司，合規性風險是不可避免的。此外，當地政府可能會因一起投訴調查其運營是否存在潛在違規行為，這可能會中斷正常運營，甚至受到行政處罰或被暫停業務。
“如果基層人員素質較低，公司就更應該制定健全有效的管理機制，依靠制度進行管理和合規作業。”曾在今年兩會上提議催收行業應加強自律的全國政協委員、浙江大學國際戰略與法律研究院院長王貴國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認為，
“需要明確，公司是否盡到了培訓、管理和監督責任，是否有完善的管理制度，由此來判定員工的違法行為是否應視作個人行為，公司是否應承擔連帶責任”。
不穩定的商業模式
在一個門檻較低的勞動密集型行業中，服務的可替代性極強。由甲方大客户説了算的業務量和佣金率，直接影響乙方催收公司的業績。而湖南永雄對上游大客户的高度依賴，同樣是決定其營收的風險因素之一。
招股書顯示，湖南永雄的營業收入主要來自於信用卡催收業務，合作客户主要為商業銀行及消費金融公司，主要客户還包括中國最大的10家銀行的7家，但這7家銀行的具體身份並未公開。
來自銀行大客户的信用卡催收業務始終是湖南永雄的業績支柱。
在2016及2017年，永雄集團的信用卡催收業務收入佔總營收比重超過96％，2019上半年因吸收其他催收業務，才逐漸降為72.3％；與此同時，2017年、2018年和2019年上半年，其前五名客户貢獻的營收佔比分別為99.2％、90.2％和79.2％。
值得注意的是，兩條數據變化曲線高度重合。換言之，湖南永雄的前五大客户大概率都是實力雄厚的商業銀行。
“對大客户的過度依賴，也是湖南永雄上市的一個重要阻礙。”一位熟悉永雄集團的業內人士向《中國新聞週刊》坦誠，“尤其在國內監管持續收緊的環境下，一旦大客户流失，對營收的衝擊將是致命的”。
湖南永雄在招股書中也坦誠了這一風險。如果其與這些主要客户中的任何一個的業務關係惡化或終止，或者其客户由於法律、合規性或任何其他原因而停止運營，都可能對其業務、財務狀況和經營業績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在大客户面前，催收公司的議價權很弱。”
一位催收公司高管向《中國新聞週刊》坦言，“催收服務的可替代性很強，多次合作的大客户有底氣壓佣金率，不穩定的中小客户也隨時會因監管風險或佣金率更低的原因而流失。”
即使是催收巨頭的湖南永雄，同樣面臨佣金下滑和客户流失問題。
2017年、2018年和2019年上半年，永雄的平均佣金率分別為44.3％、39.8％和35.3％，呈逐年下滑之勢。此外，因為債務人投訴比較多，考慮到監管風險，有三家商業銀行客户已經停止了與湖南永雄在部分地區的合作。
對大客户的依賴和不穩定的佣金率，形成了永雄集團的經營不確定因素。但對永雄和催收行業而言，只要持續增長的壞賬和銀行追債難的現實客觀存在，他們就有生存的空間和必要性。
“催收行業的市場需求客觀存在，銀行將無力追討的壞賬外包給第三方催收公司，也是一種專業分工。”王貴國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表示，“需要承認的是，催收行業因缺乏監管，仍處於依靠行業自律的階段，經營風險是客觀存在的，但不能因此否定行業存在的合理性”。
啃最硬的骨頭
作為回收不良貸款的關鍵一環，催收是一個常與老賴打交道的工作。
高居龍頭的催收大王往往將目光鎖定在第三級逾期款上，催收對象是最難搞定的那些老賴，這正是逾期款中最難啃下但油水也最多的部分。
根據銀保監會4月發佈的《商業銀行金融資產風險分類暫行辦法（徵求意見稿）》規定，金融資產逾期後應至少歸為關注類，逾期90天以上應至少歸為次級類，逾期270天以上應至少歸為可疑類，逾期360天以上應歸為損失類，後三類均稱為不良貸款。
湖南永雄的主攻戰場正是利潤豐厚的第三級逾期款（銀行逾期12個月以上，其他消費金融機構逾期6個月以上）。
招股書披露，永雄集團的第三級應收款在催回款項的佔比達85％，之前則高達100％。第三級逾期款的佔比也直接影響到佣金率的波動。截至2019年8月底，永雄集團的實際佣金率為33％，而去年同期的佣金率為40％。
高昂的佣金足以支付高額的薪酬回報，這是永雄激勵員工的重要手段。
招股書顯示，2016年~2019年上半年，永雄為催收團隊花費的成本分別為2.17億元、3.42億元、4.55億元和3.42億元，佔同期營收的比重從接近一半逐漸攀升至將近七成，催收專員的平均月薪達5912元。對比永雄總部所在的湖南省3348元的平均月薪，永雄的薪資相當具有吸引力。
“談薪資時，主管説雖然底薪只有2500元，但提成一般都能拿到10％，總收入會很高。”永雄集團一名催收員小唐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公司平時催收的款項偶爾也有逾期幾個月的，大多數都逾期一年以上，“大家都願意做提成高的，但能不能要回來就是憑本事和運氣了”。
另一位知名催收公司專員向《中國新聞週刊》透露，在業內，催收專員的底薪一般在2800元左右，逾期360~720天之內的逾期款，業務員提成一般在7％之內，720天以上的提成才達到9％。“永雄顯然是採取了低底薪+高提成的薪資結構來激勵員工作業”。
“隨着監管環境收緊，最近半年的回收率更低了。”前述催收公司高管向《中國新聞週刊》透露，儘管業務量沒有明顯下滑，但回收率大幅降低，“進入2019年之後，行業平均回收率僅有0.4％左右”。
相比之下，湖南永雄的回收率雖然也在逐年下滑，但仍然具有競爭力。根據招股書數據，永雄2017年、2018年和2019年上半年，三級逾期款的回收率分別為0.69％、0.58％和0.53％，連年下滑之後仍高於行業平均水平。
尋求背書
11月16日，由於湖南永雄處於上市靜默期，譚曼沒有出席在湘潭大學舉辦的“第二屆信用法治韶山論壇”。在原定的論壇日程中，他將發表主題為“中國債務催收行業立法論綱”的演講。
這是一場邀請了來自政法系統、國內外高校、科研機構等80多名專家學者的學術論壇，而贊助單位正是譚曼控股的長沙永雄股權投資管理公司。
事實上，這一論壇只是譚曼在學界為推動催收行業合規化排兵佈陣的一小部分。
2017年5月，譚曼與母校湘潭大學合作，捐資設立湘潭大學信用風險管理學院，並擔任創始院長。
2018年3月，該學院申報的“信用風險管理與法律防控”專業（030104T）獲得教育部批准，已於2018年6月開始招生。
“譚曼董事長出資為學院新修了三棟教學樓，且承諾五年之內，每年資助學院不低於一億元。”湘潭大學信用風險管理學院副院長王鋭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這所共建學院是全國第一家信用風險管理學院，旨在培養信用風險管理方面的人才。
王鋭介紹，譚曼作為創院院長，還與美國杜蘭大學聯合成立了“杜蘭—永雄國際信用法律研究中心”，在湘潭大學本科階段表現優秀的學生，還有機會去美國杜蘭大學攻讀LLM法律碩士。
此後，譚曼還不惜擲下重金，挖來“香港太平紳士”、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副院長顧敏康，擔任湘潭大學信用風險管理學院院長。
除了與母校的合作，譚曼自己還有永雄董事長之外的多重身份：湖南省法學會民營經濟法制研究會常務副會長、湖南省法學會訴訟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湖南省法治反腐研究會常務理事等。
在今年監管持續收緊的局勢中，譚曼仍然多次公開表達了“讓催收行業陽光化”的願景。
“信用清收行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成立行業協會，推動清收立法。”今年3月，在不良資產催收外包產業聯盟會員大會上，譚曼表示，中國信用清收行業面臨着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同時，其生存發展也面臨着嚴峻的挑戰，需要業內企業、從業者的自治、自律。
今年4月，譚曼在《首都師範大學學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債務催收行業的機遇、挑戰及其治理》的論文。
文中，譚曼一方面承認催收行業的亂象：“中國債務催收行業的發展在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的雙重困窘下呈現出諸多發展亂象亟須加強治理。” 另一方面，他也抱怨當前法制與監管的滯後：“相對於債務催收行業的極速發展，相應的法律規制和政策監管卻顯得頗為滯後，由此導致債務催收行業陷入了野蠻式無序生長的發展困境。”
事實上，隨着監管收緊和輿論質疑，譚曼也在不斷調整對湖南永雄的預期。
自10月23日向美國證監會（SEC）遞交招股書後，湖南永雄便開始在美國向機構投資者進行路演。此後，湖南永雄又在11月12日、19日兩次更新招股書文件。
最新一次更新文件顯示，永雄集團將於北京時間11月20日晚間在紐交所掛牌上市，計劃發行928.2萬股美國存托股票，每股7.75美元至9.75美元，至多募資9050萬美元。相比其首次遞表的近2億美元募資金額，已減少一半。
“即使按照理想的成長預期，湖南永雄的定價也明顯過高了。”一位知名催收公司高管向《中國新聞週刊》直言。
11月22日，永雄集團臨時改變上市計劃，申請撤回IPO，籌備已久的上市計劃再次被無限期擱置。
“從2015年至今，永雄已經為上市籌備了很久，就算這次不行，還會有下次。”前述高管向《中國新聞週刊》説。
在當前強監管的形勢下，湖南永雄這家由譚曼一手創立的催收帝國，未來仍然充滿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