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催收行業迎來整頓，再疊加今年疫情對經濟的負面影響，催收行業的整體運營壓力扔在持續累加。
從結果上看，催收工作越發難做，這已引發催收行業的新一輪人員流失問題。
在金融機構層面，雖然目前公開的不良數據仍保持平穩狀態，但後續集中爆發的壓力不可忽視。
業內人士認為，目前零售貸款的不良數據只是暫時被技術性掩蓋，雖然賬期被拉長，但人們根本的償還能力並沒有得到改善，這就好比是金融機構頭上懸掛着的“達摩克里斯之劍”。
實際上，不管是業務端數據還是人才方面，催收行業都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
4%-5%的催回率已堪稱“行業翹楚”
“現在信用卡預期數據並沒有外界公佈的相對那麼平穩，實際上，下面的數據可能已經有點失真，存在一定的迷惑性。”某大行信用卡中心內催業務從業者衞傑表示，目前各地方機構開展業務比較困難，而且總部的壓力也很大，銀行已經調低了一些逾期指標，所以目前的總體不良數據有被粉飾的跡象。
受疫情影響，很多銀行在疫情爆發階段，針對收入困難的信用卡用户有延長一個賬期的政策，並且銀行也陸續調降了每期最低的還款金額，對用户予以幫助的同時，也有效降低了信用卡的逾期率和不良率。
據相關了解，目前銀行內催的對象主要針對的是違約期限比較短的，基本在M1到M4之間，一旦過了M4，將會進行委外處理，靠第三方催收機構幫助回款。
而在功能上，銀行內催的目的是催收期款，而外部機構則主要負責全款催收。
“賬户在M1-M3之間的，考核的是回退率，是儘可能地拉長用户的還款時間，目的是讓逾期用户轉化為非逾期用户、不良用户轉化為逾期用户，這就能讓信用卡不良數據得到技術性修復。”衞傑表示，無論是在業務層面還是在激勵機制上，現在的銀行信用卡內催與外部第三方催收都有着明顯的差異。
“我們銀行的委外機構是比較多的，這是因為此前每個地方分中心有選擇委外機構的自主權。但是今年以來，總部在逐步收緊這一權利，未來將盡可能縮減合作的委外機構數量。一方面是有利於總部對催收業務的管控，另一方面是隨着委外機構的減少，總體上委外機構將呈現大型化的特點，相應的合規性也將提升。”
當然，在委外策略上，像衞傑所在銀行的情況還是少數，多數銀行是總部直接對外包業務進行招投標。但從衞傑所在機構的變化來看，目前銀行信用卡催收政策正在逐步收緊。
以衞傑的經驗來看，由於其所在銀行的貸後管理比較完善，所以傳輸給外部第三方催收機構的案件都比較難操作，這部分案件的催回率呈現這樣的特點：
案件時段大概在M3-M11或是M3-15（不同區域時段不一樣），在烏魯木齊，100萬的進件，催回率大概在4%-5%；在廣深地區，這一回款率大概在1%左右，基本不會超過2%。
“4%-5%的催回率已經超過全國90%的地區，非常了不起，可以説是數一數二的，類似這麼高的催回率還有南昌、合肥等地。”衞傑認為，儘管其所在銀行的委外催收業務有着較高的難度要求，但是其他銀行的外委業務也很難以超過他們的催回率，特別是在今年這樣的行業環境中。
幾點催收乾貨：容易被忽視的催收效能
在技術層面，“信息不全”是目前催收行業的一大技術問題，換言之，就是“如何找到欠款人？”
其次，在催收的效能上，如何對欠款人予以基本畫像？如何甄別誰是催收成功率較高的欠款人？這也是目前部分機構正在專研的內容。
“‘好鋼要用在刀刃上’，因為催收人員追求的並不是讓每一個案件都能形成回款，如何讓從業者合理分配工作精力和時間是提升催收邊際效能的一大關鍵因素。”某消金公司貸後管理員表示，目前已有機構能夠通過催收人員與客户的一些溝通內容，以及配合客户的基本畫像，通過數據分析的形式來提升整體催收的效能問題。
進一步，如何做好業務？這裏有A、B兩個例子，A、B屬於同一家有大幾百號從業者的貸後機構，A和B的業績常年排在公司前五名，其中一名基本沒有跌落出前兩位。
循序漸進式施壓：在A的理解中，催收工作是要分層分步驟的，每一層要客户幹什麼，A都會一步一步引導客户的預期，直到讓客户相信A説什麼就會做到什麼。
例如，A會以委婉但果斷的語言告知客户如果到某個時間段客户未能處理欠款，那麼A將會在哪一天聯繫客户單位；如果聯繫單位未能使客户還款，那麼A還將告知客户在哪一天會去其所在處瞭解具體情況……就這樣循序漸進地讓客户達成一種預期，只要客户達不到A所説的內容，A就會採取下一步行動，直到A告知客户其準備報案，那麼客户就會相信A所説的，部分存在僥倖心理的客户是不會願意繼續“賭”下去的。
不厭其煩的溝通：而B的方法看似簡單，但很少人能夠做到。當她選擇好一個合適的回款目標時，其會不厭其煩地去溝通，例如一口一個“大叔、大嬸”、耐心且友好的傾聽、苦口薄心地回覆……甚至很多時候，B周圍的同事都無法理解時，B還是沒有放棄，仍保持耐心溝通的姿態。通過不停地聯繫，不斷地溝通，往往效果就會在後面出現。
在位於西南方城市某第三方催收機構的總經理王勇看來，除了從業者要摸到具體的竅門之外，還有一個心態問題需要認清，“從業者應該以什麼角色做催收？”
他認為很多從業者之所以身心都被“掏空”，根本原因是催收人員都選錯了自我角色，大多數人都是站在對立面指正欠款者，那麼兩者的溝通一定不會順利。
“其實我們第三方機構是扮演着橋樑的角色，連接金融機構和客户，促進雙方溝通。我們要解決客户的信任問題，針對個人債務提供解決方案，這樣才能夠找到成就感，才不至於陷入客户個人債務問題的負情緒旋渦中。”
此外，王勇還表示，近年來催收行業之所以會產生諸多負面問題，主要來源於放款方（網貸、P2P、甚至“714”高炮等），是由於前端的混亂展業，讓後端機構合規的催收工作常常碰壁。
“一個優秀的催收從業者還要對放款端有足夠了解，他們是如何進件的，貸款人的申請條件是什麼，然後才能落到具體的催收策略上。”王勇説。
催收收入差異明顯，行業面臨人才危機
具體到催收賬户的情況，不同機構、類型、時段的產品所形成的逾期賬户所產生的難易程度各不相同，它們對應的提傭也會有較大差異。
例如花唄、白條、微粒貸的逾期賬户是很多第三方催收機構夢寐以求的，説得直白點，這就好比是“撿錢”，因為這些頭部平台的逾期賬户本身就具備很可觀的催回率，而且催收的難易程度也比較低。但這需要第三方催收機構有強大的實力，不然根本無法接到類似的案源。
除了頭部互金平台的相關金融產品之外，銀行信用卡的催收提傭也相當可觀，但其內部也會存在一定的差異。
例如，M3左右的賬户相較於M12或者以上的賬户在催收難度上會小很多，所以催收從業者的收入也會因為這類因素產生一定的不穩定性，在從業者沒有積累出一定的經驗和技巧的情況下，很多人會放棄這個職業。
“這個行業非常缺人才，催收如果做得好的話，是一個非常穩定和收入可觀的工作。”衞傑認為，特別是相對於一二線城市的從業者，在三四五線的催收人員的收入更是如此，因為在催收行業中，如果是對接同樣的產品，那麼不同地域之間的佣金提成並沒有多少差異。
資深的催收人員會將催收視作一門專業，實際上絕大多數人並不能做好催收工作，從業者日常往往都會接收相當多的負能量信息，“十個人裏面八個人幹兩個月就走了是很正常的，這個行業的流動性就是這樣的。”衞傑説道。
對此，王勇表示，行業一直以來的流動性頗大，主要是新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強，有些案件經過了多次催收都不能收回，再加上部分客户的素質越來越差，反催收、故意逃廢債行為越來越多，從業難度可想而知。
“大多數從業者都會被這一工作內容折磨至身心疲憊，並且他們達成的每一筆回款都付出了相當的心血，這跟他們的付出不成正比。”王勇惋惜道，很多人因此離開了這個行業。
所以，能夠長期從事催收工作的人一般都具備較強的心理素質、談判技巧和溝通能力，他們才會被行業最終篩選出來。
催收行業作為緩和這一矛盾的重要一環，在保證合規的前提下，應當給予更多的發展空間，那麼如何留住人才、如何加緊完善立法、如何構建信用社會體系將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司法保障缺失，仍是催收行業的根本痛點
隨着中國銀聯的成立，以及第一家獨立的信用卡中心（中國工商銀行信用卡中心）的出現，2002年，被認為是信用卡發展的元年。伴隨它發展一起發展起來的，還有我們現在所熟知的貸後催收行業。
在經歷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後，銀行內部催收遭遇空前的市場洗禮，大部分催收從業者被迫離開該行業。但行業的震盪也只是暫時的，隨着互聯網金融的快速崛起，第三方貸後機構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催收行業迎來了新的發展階段。
但由於各種金融亂象和監管缺失，粗放式發展起來的第三方貸後機構也引發了諸多社會問題，催收行業幾乎是瞬間淪為眾矢之的，被輿論所頻頻指責。
事實上，金融行業是離錢最近的領域，也是人性最容易扭曲的領域。催收行業作為金融產業鏈的其中一環，也逃不過這種屬性。
誠然，催收行業長期缺乏相關准入機制，參差不齊的參與者存在肆意擾亂行業規則的行為，但歸根結底，一個基本靠“嘴”作為第一生產力的行業能夠合理運用的工具少則又少，特別是在缺少有效的法律渠道環境下，那些守規矩的催收從業者更顯得無奈。
其實就在近幾年裏，衞傑所在銀行針對信用卡部分逾期和不良用户開展過集中法律訴訟，逾期金額從20萬至5萬，基本是囊括這區間的所有賬户。
“但是效果非常差，真正回款的賬户很少，而且訴訟成本過高，單單訴訟費用就上億元，此外還有相應的人力成本和時間成本。”衞傑嘆息道。
對機構來説，目前還沒有一個在渠道層面上合適的、在操作層面上温和的方法去進行貸後工作。
對從業者來説，目前能夠嘗試的方法也很有限，歸根結底就是要與欠款者通過溝通建立信任。
其實，徵信對人的價值也是因人而異，同樣欠銀行1萬塊錢，不同地域、不同行業、不同教育背景的人對徵信價值的評估也不盡相同，某些欠款者就是認準了“無法償債”，所導致其徵信受損的結果對其生活的影響微乎其微，所以在高舉普惠金融的時代背景下，確實存在部分金融機構被“惡意逃廢債行為”所裹挾，背後的無奈實質是社會信用體系的不夠健全。
這在某種程度上還是取決於國家意志，例如上世紀90年代全國進行的大規模普法税收宣傳，當整個社會工商業空前發展之後，普遍的逃税欠税問題已經嚴重影響到政府財政，所以我國的税務機關才會有從“以法治税”發展到目前的“依法治税”。
同樣地，目前我國的金融發展進程已經來到了普惠金融階段，但相應的社會信用體系仍然處於待完善階段，人們對個人失信的後果還有待認識。
在這一市場教育的過程中，單憑金融機構自身或相關貸後機構的工作是顯得單薄乏力的，還亟需司法層面上的保護，正所謂“不立不破”，要以大力度推進信用普法宣傳，完善“司法-金融機構-個人”的信用體系構架，從而輔助普惠金融的真正落地。
（以上人名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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