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已近30年，中亞各國經歷了主權民族國家重建的艱難道路，國家政治體制和經濟發展模式至今仍處在轉型過程中。當世界進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體系的重大調整、大國關係的急劇變化、非傳統安全威脅加劇等因素對中亞地區總體安全形勢的影響也變得更加複雜，今年以來，中亞各國社會發展的不確定性有所增加。
首先，由於中亞獨特的戰略位置，大國博弈仍然是影響地區政治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這一點在今年表現得尤為明顯。
冷戰結束時，中亞各國都曾表現出加入國際社會和全球經濟的積極性。一些大國充分利用這一點擴大在中亞的影響力，日本、歐盟等都曾與中亞國家建立了多邊對話模式。然而，雖然能夠受到大國關注是處於內陸的中亞國家所期望的，但如果滲入針對別國的地緣政治博弈動機，就難免讓中亞國家有所戒備。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今年初出訪烏克蘭、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四國，並參加在塔什干舉行的“C5+1”美國—中亞外長對話會。在中亞活動期間，蓬佩奧不僅高調推出《美國新中亞戰略》繼續剝離俄羅斯傳統影響的努力，同時又在會下不厭其煩地挑動中亞某些勢力的反華情緒，企圖形成對中國的外交和意識形態圍堵。
其次，新冠疫情在多國肆虐，使中亞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受到重創。今年以來，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引發全球性非傳統安全危機，多數中亞國家也未能倖免。雖然中亞各國採取了包括實行國家緊急狀態等應急措施，但由於對這種新型傳染病缺乏瞭解和應對突發事件能力不足，疫情在中亞國家快速蔓延，甚至一度出現反彈。在嚴重的疫情面前，中亞各國醫療衞生觀念和社會健康系統暴露出不足，檢測範圍、收治能力、人員防護等在疫情峯值期均顯得捉襟見肘。一些高官、名人感染，甚至死於新冠病毒。
新冠疫情給中亞各國經濟造成沉重打擊。哈薩克斯坦國民經濟部6月公佈，2020年1—5月哈GDP同比下降1.7%。另據世界銀行《全球經濟展望》報告預測，哈全年GDP下降將為3%。烏茲別克斯坦央行將2020年GDP增速從5.2%—5.5%下調至1.5%—2.5%。據“卡巴爾”通訊社5月中旬報道，吉爾吉斯斯坦1—4月經濟下降了3.8%。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是獨聯體地區勞務輸出的主要來源國，但受到疫情影響，各國外匯收入大大減少。據吉官方統計，境外打工者外匯收入今年將減少36%。
第三，極端主義勢力依託網絡空間活動，借發酵現實社會問題威脅中亞各國穩定。隨着以“伊斯蘭國”為標誌的國際極端主義影響趨於低潮，中亞地區宗教極端勢力活動呈現小型化和碎片化特徵。藉助於國際互聯網、移動通信工具和網絡社交平台傳播宗教極端思想、煽動極端主義情緒、招募追隨者、籌集活動資金等，成為極端主義勢力存在的基本方式。優兔、臉書、odnoklassniki、Instagram等，是中亞極端主義分子使用率較高的信息工具。尤其在疫情嚴重期間，一些自媒體借論壇、民調之名煽動對政府的不滿情緒。
一方面，中亞各國對恐怖主義威脅的關注度明顯下降，它們防範和消除極端主義存在與影響的措施更加註重社會層面和長期效果。另一方面，據俄羅斯國家反恐委員會的統計，全球有5000多個網站為國際極端主義組織所利用。儘管這一現象早已引起中亞各國職能部門的關注，但由於極端主義勢力信息化趨勢仍在加強，中亞國家在網絡安全上的政策、資金和技術投入也在不斷增大。
另外，人口、生態、水源、糧食等非傳統安全因素的影響也在悄然上升。根據各自的特點和需要，中亞各國也分別採取了不同的應對措施。總的來説，儘管中亞地區及其周邊政治、經濟未來發展仍充滿變數，但在沒有重大突發事件的前提下，中亞地區將在可預見的一段時間內繼續保持“基本可控、隱患猶存”的總體安全特徵。(作者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歐亞社會發展研究所研究員、中亞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