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霸權，何去何從？
1942年的冬天，隨着東線蘇軍頑強的拖住了德軍，英法在西線戰場的壓力有所緩解。
但英國財政部顧問及英國皇家經濟學會會長，凱恩斯勳爵的壓力卻絲毫沒有減輕。
隨着美國的加入，形勢快速逆轉，戰勝納粹只是個時間問題，建立一個什麼樣的戰後經濟秩序，為大英帝國爭取到最大化的利益，這將是更加長遠且重要的事情。
凱恩斯為此憂心忡忡。
昔日統治小半個世界的帝國已經危在旦夕了，海外殖民地所剩無多，國際地位江河日下，更重要的是，為了拿到美國的物資支援，英國的黃金儲備已經被搬空了。
在整個二戰期間，美國累計向國外提供了高達506億美元的鉅額援助，312億都給了英國。
凱恩斯已經意識到，等到戰爭結束的時候，美國將會成為英國乃至全世界最大的債權國。
幾乎是在同一時間，大洋彼岸的美國也在思考戰後經濟秩序的問題，亦或者説，是如何接管世界經濟的問題。
負責起草這一計劃的是美國財政部長的助理，哈里懷特。
到1944年的夏天，當盟軍的艦船叩開了加萊的堡壘，旋風一般解放法國的時候，雙方都意識到，這件事應該定下來了。
凱恩斯應羅斯福總統的邀請，前往美國新罕布什爾州的佈雷頓森林，共同議定新的國際金融貨幣體系。
這是凱恩斯與懷特的較量。
懷特是不配做凱恩斯對手的。
凱恩斯是高貴的英國紳士，受封勳爵，十年前就是羅斯福總統的座上賓，是20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其著作《貨幣通論》與斯密的《國富論》，馬克思的《資本論》並稱為經濟學三大鉅作。
而懷特是一個貧困的二代美國移民，自小在父親的五金店打工，30多歲才考上大學，一生之中甚至沒有兩篇像樣的論文發表，在百科上，甚至都找不到哈里懷特的詞條介紹。
而且懷特本人也是一個堅定的凱恩斯主義者。
在談判桌上，凱恩斯滔滔不絕，旁徵博引，強大的氣場壓的懷特如同溺水般上不來氣，只能言詞笨拙的左支右絀，但每每還是落入下風。
凱恩斯提出發行統一的“世界貨幣”，分配份額按照二戰前三年的進出口貿易平均值計算。這種計算方法下，英國可世界貨幣佔總份額的16%（算上殖民地則是35%）。
凱恩斯的原計劃是，保證16%的基礎上儘可能為英鎊爭取更多的份額。
但是懷特根本不打算讓英鎊與美元平分霸權，他堅持實行黃金-美元本位制，美元成為唯一的國際儲備貨幣和貿易結算貨幣。
凱恩斯憤怒的形容，“無理的美國人要摳下來大英帝國的眼珠子”！
真正決定談判結果的勝負手，是桌面以下的國家實力。
所有的牌面都在美國手裏。
黃金儲備佔世界75%，GDP佔世界56%，鋼鐵產量佔世界的64%，石油產量佔世界的70%。
凱恩斯計劃最終敗給了懷特計劃。
被譽為資本主義救星的他，此時此刻卻救不了大英帝國。
經過了3周馬拉松一般的談判過後，美國成為贏家，佈雷頓森林體系正式確立，美元承擔起35美元一盎司的官價兑換黃金義務，併成為世界唯一的儲備貨幣和清算支付手段。
貨幣的兩個價值屬性，儲備財富與交易媒介，悉數收於美元掌控之中。
美元霸權，正式拉開序幕。
本文重點講述美元霸權三個階段：
1.墮入泥潭：無解的特里芬難題與崩塌的佈雷頓森林體系
2.東山再起：弱勢美元的十二年滯脹與偉大的保羅沃爾克
3.危機重重：危如累卵的債務危機與岌岌可危的國際信用
美國的美元，世界的財富，美元霸權，何去何從？
1960年，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特里芬出版了《黃金與美元危機——自由兑換的未來》一書。
書中焦慮的指出：美元作為全世界的儲備與結算貨幣，會大量流出到各國並沉澱，對於美國的收支來説就會出現長期逆差。而美國作為國際貨幣的前提就是幣值必須保持堅挺，因此就要求作為發幣國的美國是一個收支順差國。
即美國需要大量持有美元以保證幣值穩定，同時要大量輸出美元支持貿易清算（以及各國外匯儲備）。
這是一個不可實現的悖論，除非美元可以無限量供應。
但佈雷頓森林體系規定，每發行一美元都需要與黃金儲備量所錨定，有多少黃金，發多少美元。
所以説特里芬難題的根源在於，黃金的開採速度遠遠跟不上世界經濟（生產力）的飛奔速度。
上世紀六十年代，隨着日本，西歐等國經濟的快速復興，外貿出口蓬勃發展，貿易順差越來越大，持有美元數量也快速飆升。
反觀美國，深陷於越戰導致的赤字節節高升，貿易逆差持續擴大，美元外流嚴重。
此消彼長之下，各國對美元的價值出現了懷疑，越來越多的人更情願於持有黃金而不是美元，因為他們不知道明天是否還能用35美元換回1盎司黃金。
佈雷頓森林體系第一次出現了裂痕。
1965年，戴高樂直接拿出15億美元要求兑換為黃金，2年的時間裏，超過2000噸黃金從紐約金庫被搬出，由潛艇和飛機秘密運回法國。
天下沒有不透風的牆，法國拋售美元的消息傳出來後迅速引爆了黃金市場。
1968年3月，僅僅半個月的時間，美國黃金儲備就流出超過14億美元，合黃金1134噸。
3月14日僅一天，黃金成交量突破400噸，創下歷史記錄。
在1949年時，美國黃金儲備為246億美元，合19926噸。
而到1971年5月時，美國的黃金儲備只剩下102.1億美元，合8270噸。
電光火石的美元拋售狂潮就此開始。
歐洲各國央行繼續拋售美元買入黃金，金價被拉昇到70美元/盎司的高位。
持有大量資金的公司即投資機構也紛紛將美元出手，兑換為馬克或其它堅挺的歐洲貨幣。
緊接着，德國央行宣佈關閉外匯窗口，終止美元與馬克的兑換，瑞士、比利時、荷蘭、奧地利等國紛紛跟進關閉本國外匯市場。
美元已經到了最危機的時候。
時任財長康納利是肯尼迪時代的海軍部部長，對貨幣金融領域知之甚少，但他堅持美國不應該為了維持金本位而犧牲國內的經濟。
“美元已經維持不住黃金的官價了。如果將70美元/盎司的金價重新壓回到35美元/盎司，那麼大量的美元就會徹底將美國推入通脹的深淵，更何況還要應對各國央行對美元的拋售。”
而時任美聯儲主席的伯恩斯則是一名堅定的佈雷頓森林體系擁躉。
“看看《真理報》的頭條吧——美元兑黃金飛速貶值，這標誌着資本主義的垮台。如果我們不守住金價，不守住佈雷頓森林體系，我們的尊嚴與信用何在，他們會狠狠的報復我們的。
當然，美聯儲主席與財長的爭奪，最終還要由總統拍板。
1971年8月13日下午，尼克松將康納利與伯恩斯秘密召集到戴維營，組織了一場只有五個人的關門會議，機密程度之高，連負責國家安全事務的國務卿基辛格都未通知。
在兩天半的時間裏，康納利和伯恩斯展開了激烈的論辯。
8月15日晚上，戴維營會議結束。尼克松踏着月色乘直升機回到白宮，向全國人民發表了20分鐘的講話，公佈了一個足以引發地震的空前決定。
“美元與黃金脱鈎，關閉美元兑換窗口。”
第二天紐交所股票下跌3%，外匯市場一片混亂。
美元在歐洲市場上更是成為了廢紙。
在歐洲的美國遊客，既無法在銀行將美元兑換成當地的貨幣，酒店也拒收美元，他們絕望的説：“當我在飯店拿出美元時，當地人的表情是如此的鄙夷與嫌棄，好像美元上有致命病毒一般。”
在倫敦，匯率每天都在驟變，早晨還是2.6美元兑1英鎊，晚上就變成了2.8美元。
在巴黎，乞丐甚至都在頭頂的小帽上貼了牌子——拒收美元。
在經歷了鬧哄哄的四個月後，1971年12月，美國終於與歐洲及日本的十國財長做到了談判桌上，議定今後的各國匯率問題。
美國方面堅持凍結美元-黃金兑換，同時要求美元對各國貨幣大幅貶值，繼續維持固定匯率，以緩解美國的收支及債務壓力。
康納利咄咄逼人的甩了那句：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但卻是你們的難題。
這是一個更加蠻橫的霸王條款。
歐洲各國尤其是法國對此表示不滿，銀行系統出身的法國總統蓬皮杜，強硬的要求終止美元作為世界的唯一儲備貨幣。
在經歷了漫長的談判後，最終雙方各退一步達成《史密斯協定》。
即繼續維持固定匯率，美元兑十國主要貨幣平均貶值10%（美國此前要求15%），同時美國政府取消10%的進口附加税。
尼克松在會議的閉幕式上無比喜悦的宣佈：世界史上最重大的貨幣協定誕生了！
但尼克松並沒有意識到，他和伯恩斯已經犯下了致命的錯誤，即死命堅持固定匯率。
在佈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前的金本位時代，美元負責盯住黃金，其它貨幣負責盯住美元，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和結算貨幣的前提是，各國都認定美元有能力盯住黃金。
當美元沒有能力盯住黃金的時候，各國也就無須再盯住美元，即可以採取浮動匯率。
一別兩寬，各自歡喜。
但驕橫的美聯儲不想鬆開對各國央行的繮繩。
雖然美元不再受約束，但美元依舊要去約束別國，這引起了各國對美元好感與信任的進一步垮塌。
外匯市場上的投機主義與貿易保護主義開始迅速抬頭。
在巴黎的一場新聞發佈會上，財長康納利竟然對滿座的歐洲記者説道：我們的貨幣政策是在華盛頓制定的，而不是在巴黎。
言外之意：美元政策為美國服務，歐洲的死活與我們無關。
而這樣狡詐而跋扈回答，竟然為美國媒體和政界交口稱讚。由此可見，當時的美國官員對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責任與價值，已經漠視到何種地步。
緊接着，尼克松又犯下了第二個致命的錯誤：加大寬鬆貨幣的力度。
尼克松是一個堅定的凱恩斯主義者，他堅信政府可以通過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及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增加就業，儘管有可能帶來一定的通脹。
1970年後，美國工資上升幅度超過勞動增長率的增長。這意味着寬鬆貨幣政策刺激經濟的邊際收益已經為負，繼續寬鬆的貨幣政策將會使得通脹率跑贏經濟增長率。
但尼克松並未意識到這一點，他是一個不知道如何踩下貨幣政策剎車的門外漢。
他反而認為，在佈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後，美聯儲的貨幣政策終於不用再束手束腳了，可以用更加寬鬆的貨幣政策拉昇經濟，降低失業率。
畢竟，這是總統臉上最好看的政績了。
他授意伯恩斯和美聯儲，加大寬鬆貨幣的力度。
“阿瑟（伯恩斯），你知道的，馬上就到大選年了，我不想這麼快就離開白宮。”
從1971年到1972年，貨幣供應鏈直線上升，M1增長超過6%，M2增長超過12%。
鋼鐵和煤礦產業的藍領工人工資增長15%，而肉類的整體漲價幅度達到25%，部分地區的雞蛋漲價幅度甚至高於49%。
1973年4月，紐約的主婦們甚至發起了一場“不吃肉運動”遊行，以及如何烹飪動物內臟的分享會。
“男人們和孩子理應吃的更好，但牛肉讓我們無力負擔。”
更雪上加霜的是，1973年10月，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沙特為了報復美國支持以色列，直接切斷了向美國的石油出口。
油價從3美元/桶翻到12美元/桶，直接引爆了美國的通貨膨脹。
到1974年的時候，美國實際GDP增速跌至-0.5%，物價上漲超過12%，失業率超過9%，道指跌去了三成，標普500跌去了四成。
水門事件的醜聞再加上經濟上的糟糕表現徹底擊垮了尼克松，他黯然離開白宮，成為美國曆史上唯一一個任期內辭職的總統。
高通脹 高失業 高赤字 低增長，整個70年代，這是美國的“失去十年”。
而導致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是弱勢美元。
因為美元丟了黃金，也丟了信任。
02
1979年7月15日，時任美國總統吉米·卡特發表了著名的電視演講《一蹶不振》。
有超過三分之二的美國人民眾坐下電視機前收看，關注度甚至超過羅斯福的“爐邊談話”系列。
但他並不是如羅斯福一般扶大廈於將傾的英雄人物，他只是沉重的説出那句：“我們日子難熬，我們只想談血汗和淚水。”
《一蹶不振》演講後四天，憤怒的卡特開始了一場高層屠殺，時任內閣的13位成員全部被勒令請辭，總統先生直接成為光桿司令。
美國的滯脹危機此時愈發嚴峻。
應對經濟危機的智慧在於平衡通脹性力量與通縮性力量。但滯漲讓調控手段陷入進退維谷的兩難局面。
連續三個在經濟上都是門外漢的總統：尼克松、福特、卡特，面對美國經濟的江河日下一籌莫展。
誰能挺身而出，成為力挽狂瀾的那個人？
在組建新班子的過程中，卡特讓當時的美聯儲主席的威廉·米勒擔任財政部部長，美聯儲主席一職便出現空缺。
7月24號，沃爾克受邀前往白宮，卡特給了他一個小時的“面試”時間，第二天早晨七點半，沃爾克接到了白宮的電話。
“沃爾克先生，祝賀你成為新任美聯儲主席！”
一段屬於美元與美聯儲的崢嶸歲月就此拉開，這段歲月裏，寫滿了人類最寶貴的品質，正義、勇氣、責任、勤勉、堅持......
沃爾特上任的時候，美元已經渾渾噩噩長達十年之久。
在此前五年的時間裏，其實兩屆總統福特和卡特一直在給尼克松留下的爛攤子擦屁股，但收效甚微。
困惑來自於兩個方面，一是之前提到的通脹與通縮夾擊下的兩難抉擇，二是當美元放棄金本位之後，“發鈔權”大大增加，政府尚未學會如何駕馭好美聯儲的貨幣政策。
他們首鼠兩端，優柔寡斷，在控制通脹和拯救經濟之間一直猶猶豫豫進退維谷，缺乏一個強有力且持續性的政策，兩個都捨不得丟，最後哪個都沒保住。
以獨立而穩健的貨幣政策服務市場，而不是讓貨幣在市場調控中成為疲於奔命的推手。
但福特政府與卡特政府顯然還不知道怎樣用好貨幣政策，怎樣調控貨幣數量。
特別是卡特，繼續選擇以印鈔放水的方式刺激經濟，希望經濟增速有機會跑贏通脹速度。
但最後他徹底失敗了。
到發表《一蹶不振》演講時的79年下半年，通貨膨脹率高達13.3%，失業率高達6%。
沃爾克就這樣揹負着空前的壓力坐上了這個位置，每一天都有可能是最後一天。
在印鈔挽救經濟與緊縮控制通脹這兩者中，沃爾克選擇了後者。
“誰都知道緊縮的代價是什麼，這不是一個容易做出的決定，即便我們值得這樣去做，為了長久的利益忍受暫時的痛苦，這是一個是否有勇氣去承受痛苦的問題。”
9月，沃爾克第一次加息，他小試牛刀的將利率抬升50個基點，達到11%的最高值。但市場不為所動，通脹率絲毫沒有下降的意思，在美聯儲內部更是反對聲音四起。
“既然沒控制住通脹，那就繼續加息吧。”
從1979年10月到1980年1月，美聯儲的利率一直維持在13%以上。但同期的通貨膨脹率依然沒有明顯下降的趨勢。
尼克松時期的國際美元迴流，再加上前些年卡特政府的超量發鈔，海量的美元又豈是幾個月的功夫能控制住的。
沃爾克陷入崩潰和絕望，但他別無他法，只能繼續孤注一擲，拉昇利率繼續收緊。
2月，14.13%。
3月，17.19%。
4月，17.61%。
美聯儲下屬商業銀行的貸款利率最高甚至達到過21.5%，媒體驚得高呼：“沃爾克和他的美聯儲在放高利貸！”
但這樣的“自殺式加息”，並未收到任何成效。
是守住美聯儲最後的底線，還是向通脹屈服，放開貨幣的繮繩，就像上世紀20年代的德國魏瑪共和國一般墮入深淵當中。
沃爾克是德裔猶太人，他清楚20年代的德國最後都發生了什麼。
沃爾克承受着空前的壓力，各界的聲討、批評、甚至謾罵如潮水一般襲來。
媒體和一些議員稱他是“僵化的貨幣主義木偶”，“不計代價的守住貨幣緊縮，帶來凡爾登絞肉機般的傷亡”。
《紐約時報》直接炮轟：“一個不自量力的賭徒，手裏的牌面稀爛，卻賭注甚高。”
曾經將沃爾克扶上這個位置的卡特也開始反對他的緊縮政策，公開指責沃爾克的加息是“不近人情且不知變通的”。
因為，在大選前不到兩個月，沃爾克還將利率從11%抬到了14%，市場又一次哀鴻遍野。
卡特一直對此事念念不忘。
在他看來，是美聯儲死不下降的超高利率導致信貸需求萎縮，流動性枯竭，經濟增長和就業完全扼殺，這簡直就是砸了總統的飯碗，沃爾克和美聯儲應當為他的連任失敗負主要責任。
在回憶這段歲月的時候，沃爾克感慨的説：“如果1979年有人告訴我會擔任美聯儲主席，並且把利率提到20%的時候，我一定會鑿個洞鑽進去大哭一場的。”
只是現在還不是沃爾克哭的時候。迎接他的將是一場更猛烈的風暴，一場更生死未卜的戰鬥。
接替卡特的里根和前幾任總統一樣，在經濟與貨幣領域也是一個小白，美聯儲強硬的貨幣政策與白宮急迫的經濟需求之間有着不可調和的矛盾，二者的纏鬥還將繼續下去。
沃爾克收到了白宮內“線人”傳出的消息。
“里根總統正在認真考慮撤掉美聯儲，或是變成財政部的下屬分支。”
“白宮經濟顧問建議總統用一台計算機取代沃爾克，以更好的調控市場利率。”
當然偶爾也會有好消息。
“情況已經差到不能再差了，換掉沃爾克又有誰能接手呢？”
在最危急的1982年，鋼鐵產業、汽車產業、製造業失業率分別高達29%、23%、22%，6.6萬家企業倒閉，超過1000萬人失去工作。
俄亥俄州的農民們開着拖拉機圍住了美聯儲的大門，示威抗議要求裁撤美聯儲，處理沃爾克。
極夜的至暗時刻，東方現出了熹光。
1982年的初冬，在沃爾克近乎於偏執的堅守下，復甦的“拐點”悄然出現。
在計程車上，沃爾克看到司機正在讀一本書《怎樣從通脹中得利》，沃爾克不悦的問道：怎麼讀這樣一本書呢”？
“哦，這本書啊，因為它很便宜，標價10.95美元，現在只賣不到2美元。”
沃爾克終於能鬆口氣了。
此時，通貨膨脹率降低到了5%之下，嚴重的通脹第一次看到了被控制住的可能。
看到這一積極信號，沃爾克火速調整了利率。只不過這一次，不再是加息而是降息了。
久旱逢甘霖的股市在第一時間嗅到了春天的味道，道瓊斯指數回彈超過20%，再次突破1000點。
而距離道指1972年11月首次破千，已經整整過去了十年時間。
在這10年中，美國以犧牲經濟的方式，終於遏制住了通貨膨脹，遏制住了美元超發。
1983年，通貨膨脹率下降到3.2%，GDP增長率則達到4.5%。
美元價格持續上漲，國際遊資大量重回美國，國內資金也從通脹的日用品中轉移到股票、基金、地產等資產中。
國內的經濟恢復再加上高利率帶來的價格上漲，美元重新恢復了國際信譽與活力，與非凡的信譽所綁定，再一次成為了國際貿易中堅挺的“美金”，高增長 低通脹 強美元，一段長達25年的大牛市緩緩打開序幕。
1983年7月，沃爾克順利連任，在面向市場金融高管做的一份公開調查中，77%的人都希望沃爾克繼續執掌美聯儲。
多年之後，當索羅斯回憶里根任期內創下的經濟奇蹟時，極盡溢美的創造出一個全新的名詞：里根大循環。
沃爾克是如何做到點石成金的？
在控制通脹與經濟增長這道單選題中，沃爾克堅定不移的選擇了控制通脹。
他認為只有貨幣價值穩定了，市場運行規律才會恢復，財政政策才會起效，銀行、企業家、消費者才會做出相對合理的決策，否則貨幣貶值帶來的恐慌性壓力將使一切調節手段失效。
橋水基金創始人達利歐這樣解釋：當以通脹刺激帶來的經濟增長無法跟上資產貶值的速度時，通脹和貨幣貶值交替惡化，直至人們對貨幣完全失去信心。最後的下場就是國幣失去價值儲蓄功能，人們轉而開始以外國貨幣交易，甚至是以貨易貨。
收緊流動性對經濟的傷害，是立竿見影的。
而寬鬆政策積壓的通脹壓力，是長期顯現的。
對內控制住通貨膨脹率，對外控制住匯率，這是美聯儲的首要目標，而經濟增長、失業率、信貸等等這些國內指標，美聯儲並不對對其應付主要責任。
換言之，美聯儲並不對總統先生的政績負責，而是對一個強大的，穩定的，符合國際秩序需求的美元負責。
總統着眼解決問題的週期最長不會超過四年，而沃爾克是真的把美元的價值與信用，當做畢生捍衞與維護的對象。
所以，這注定了沃爾克對美元長期價值的堅守是一場與為世界為敵的戰鬥。
這需要清醒的頭腦和決絕的勇氣，更需要信仰的力量。
在那一茬的美國官僚中，所有人都在把美元當成美國的工具，只有沃爾克把美元當做是世界的財富。
就像他自己説的那樣，“維護價格穩定是社會契約的應有之義。我們給政府印鈔的權利，是因為我們相信經選舉出來的官員不會濫用職權，不會過度發行美元使之貶值，會讓美元與黃金等價。如果我們不信守諾言，就破壞了他人對美國的信任，而信任是一切中的一切。”
今日再聽，仍是振聾發聵。
以一己之力對抗白宮乃至全美民意，遏制住通脹，並摸索出一套真正行之有效的貨幣政策，為美元重建國際信用與生命力。
美元在滯漲十年中失去的信用與地位，被沃爾克重新建立起來。
這是沃爾克一生中最輝煌的榮耀，他是當之無愧的“美元再生之父”。
波瀾壯闊，蕩氣迴腸。
03
美聯儲再無沃爾克，再無一個窮盡一生之力維護美元信用與價值的人。
危機就此埋下。
沃爾克的繼任者是格林斯潘，一位任期橫跨4位總統，執掌美聯儲18年，被稱為“經濟總統”的美元沙皇。
格林斯潘和沃爾克截然相反，沃爾克是堅定的貨幣主義者，他的兩隻眼睛一隻盯住利率，一隻盯住貨幣供應量。
而格林斯潘是一個不相信任何主義與學説的人，他更像是一個數學家，只相信相自己對市場的判斷，然後用美聯儲的權力之劍，精準而穩定的把控市場。
運用利率工具最大程度的控制住經濟運行的軌跡，這是格林斯潘18年美聯儲生涯的唯一信條。
用弗裏德曼的話講：“格林斯潘難以壓制住自己想要精準調控經濟的慾望。”
但市場運行機制，從來都不是一台周密規律的機械，自認為精準而專業的格林斯潘，也不是無所不能的大機械師。
因為降息對經濟的刺激是緩慢而小幅顯現的，而加息帶來的衝擊則會令市場瞬間熄火，所以每一次加息過後，都需要用更多次、更長週期的降息拉昇經濟。
降息是長期趨勢，加息只能淺嘗輒止。
而資本逐利天性的使然使得市場對寬鬆政策的胃口越來也大。
後果就是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導致美元超發和債務累計的系統性風險逐漸加大。
但格林斯潘最大的問題還不在於此。
他最大的問題在於開了一個大大的壞頭，運用美聯儲的貨幣政策，讓其成為自由控制美國經濟形勢最有力的壓艙石。
市場需要什麼，美聯儲就給什麼。
沃爾克對美聯儲獨立性和對美元信用的堅守，通通被這幾位美聯儲拋之腦後。
更要命的是，他們的手段一位比一位激進，一位比一位自私。
刺激經濟增長的三種貨幣政策，在三位美聯儲主席手中持續升級加碼，危機也逐漸累積。
首先登場的是格林斯潘，他擅長使用第一種貨幣政策，即利率調控。
不得不承認的是，沃爾克任期內的低利率，對美國經濟造成了巨大的傷害。就連美聯儲內部的委員在私下討論時也説過，“如果我們早知道結果時如此慘痛而深刻，或許我們就能更加循序漸進一些。
以凡爾登戰役類比沃爾克的美元“保衞戰”，是頗為精準的。即便是一場勝利，但也是損失慘重的。
格林斯潘意識到市場對於高利率已經滋生出了巨大的恐慌，加之沃爾克建立的“強勢美元”地位，格林斯潘也就更有了有恃無恐的揮霍資本。
所以格林斯潘在18年內都採取着低利率，只要經濟出現異動，馬上降息“討好”市場，在格林斯潘的第五個任期內，他為了支持小布什的經濟計劃，長期將利率處於0.5%—1%的低位。
矯枉過正的代價就是債務問題。
低利率刺激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就是會積累債務，再加上的寬鬆的監管政策催生出大量的“影子銀行”，超高的槓桿率堆起一大片繁榮而脆弱的泡沫。
而格林斯潘卻一次次的強調：在控制泡沫方面，美聯儲沒有任何應該去做或值得去做的。理由是，央行的首要職責是管控通脹率和經濟增長率，評估和控制泡沫並不是其主要職責。
格林斯潘自己也反受其殃。
2006年1月卸任時，圍繞在他身邊的都是，“一個活着的傳説”，“他從未犯錯”這樣的溢美之詞，人們似乎忘記了沃爾克，迫不及待的將格林斯潘捧為美聯儲的圖騰人物。
而到了2007年8月，次貸危機開始爆發後，他的聲譽迅速惡化，人們將次貸危機的爆發通通歸咎於他身上，發起了一輪又一輪的攻擊聲討。
經濟學家克魯曼直言不諱的説：“格林斯潘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前央行行長。”
譭譽之詞，旦夕可改。
而那時候，他連自我褒揚的自傳都還沒來得及出版。
在格林斯潘離開後，伯南克做上了這個位置，他擅長的方式是第二種貨幣政策量化寬鬆（印鈔）。
格林斯潘給伯南克留下了一個巨大的爛攤子。
格林斯潘長期將利率保持在0-1%，極度寬鬆的貨幣政透支了伯南克在利率上的可操作空間，當債務危機（個人和金融機構）發生時，利率已經降無可降了。只能選擇以債務貨幣化（印鈔）的方式，彌補寬鬆貨幣政策帶來的效力下降。
這是一劑猛藥，政府的債務如同火箭般躥升。
在2008年以前，美國政府的債務餘額都沒有超過GDP的70%。但在2008年之後，債務陡然上升。
2008年-2012年，債務佔GDP比例分別為72.7%、85.2%、93.5%，97.9%、101.5%。
但伯南克認為，印鈔機確實卓有成效的成為了美國經濟復興的新引擎。
在他分享應對2008年金融危機的書籍《滅火：美國金融危機及其教訓》中，他一直在強調舉債刺激經濟的必要性。
和伯南克搭檔的財長保爾森也説：“歷史表明，決策迅速採取有效措施（如2008-2009年的美國）的結果要遠遠好過行動過晚（如1930-1933年的美國）。”
“貨幣政策用就要用足用透，就要用到一步到位。”
外界當然也非常認可美聯儲的措施，寬鬆的貨幣政策總是令人皆大歡喜的。
印鈔機是一台永動機，一旦開足了馬力就停不下來。
而真相卻是，08年那場危機根本就沒有被化解，反而被更嚴重的加深了。
因為個人債務被轉為了更加龐大的企業債與國債。
再看伯南克的那本《滅火》，或許應該改名為《捂火》，危機沒有被消滅，只是被厚厚的被子捂住了，藏起來了。
新冠疫情就是揭開被子的力量。
在疫情下，第三種貨幣政策出現了。即直接為消費者提供資金（而非投資者和機構），刺激他們多消費。一個形象的説法是“直升機撒錢”。
這是鮑威爾（現任美聯儲主席）和特朗普在做的事情。
理由在於，當獲得額外的資金支持後，富人的消費動機和消費能力小於窮人，為窮人提供補助救濟滿足其生活必需品的需求，這顯然對刺激經濟更富有成效。
這筆錢自然要繼續轉嫁到政府債務上。
今年4月1號的時候，美國的債務是24.97萬億美元，再加上3月底剛通過的2萬億美元刺激計劃，4月推出的2.3萬億美元計劃，疫情控制遙遙無期，經濟增長慘不忍睹，所以發債肯定還會繼續下去，美國今年的債務一定會突破30萬億美元。
這時候債務佔GDP的比例就達到130%左右。
黃奇帆的看法是，美債的上限就是40萬億美元，40萬億美元，每年的利息是1萬多億，按照10年期計算的話，每年應還本金是4萬億，若再算上林林總總的各州債務，每年需要還差不多6萬億美元的本息，美國政府的一年收入也是6萬多億美元。
在這個臨界點之前，美債是在理論上是可以被兑現的，因為美債此前的信用極好，尚未出現過違約（當然也是因為大規模債務尚未到期）。而跨過這個臨界點之後，所有人都意識到美債變成了空頭支票，都意識到接盤美債就是被薅羊毛。
這是比沃爾克時代更棘手的難題。
沃爾克時代的滯漲危機，更多的是由於放棄金本位制度下，美聯儲不知道如何控制印鈔量所犯下的新手期錯誤，根本原因在於美元供應量太多而生產水平沒跟上，所以只需要收緊銀根，回收流動性，市場秩序就能伴隨生產力的增長恢復正常。
而這一次的美元危機，根源不止在於貨幣供應量，而是債務問題與貨幣超發疊加帶來的積重難返。
是美聯儲為了刺激經濟增長，長期寬鬆到近乎失職的監管導致大量的泡沫的堆積，一羣只會粉飾太平的擊鼓傳花者，為了拖延時間不讓泡沫爆在自己手上，只能以無限印鈔的方式保護脆弱的債務。
企業與機構進入到一個發新債還舊債的死循環裏，生產能力和盈利能力的增長跟不上債務的增長速度，以債養債成為惡性循環。
達利歐對此總結的一針見血。
“債務貨幣化只是將一個借據（債務）轉化為另一個借據（新印鈔票）。這種情況類似於龐氏騙局。如果沒有足夠的商品和服務支撐借據，人們不可能願意永遠為借據而工作。”
以債務奴役世界的美元，霸權還會維持下去麼？
很多人認為是可以的。
在金本位時代，一旦美元無法咬住黃金，各國都可以選擇拋售美元的方式換回黃金。各國心理也都有底“既然美元靠不住了，我手裏就還是捏着黃金就好了。”
但是在如今的信用貨幣時代。沒有實物做錨定，各國的貨幣價值就完全依靠本國的信用和實力做背書。
美元不斷髮幣，價值降低，信用變爛；各國為了穩住外匯，匯率和貿易，必須繼續印鈔，貨幣信用和變得更爛。
這樣一襯托，美元就變成最靠的住的貨幣了。
信用貨幣時代，完全是一個比爛的時代。
只要各國央行選擇和美元一起爛下去，美元這種收割全球的辦法就能屢試不爽，因為別人比美元爛的更快。
後果就是，全世界大水漫灌，全球各國都在通脹的深淵裏掙扎，大量國家接二連三的爆發債務危機。
這絕不是危言聳聽。
以一國法幣代替全球貨幣的歷史不過一個多世紀，放棄金本位進入信用貨幣和浮動匯率時代才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
人類對貨幣政策的駕馭正處於一個非常初級的起步階段。
而我們在貨幣全球化上的腳步，是遠遠滯後於經濟全球化的。
以一國法幣充當全球貨幣這之間的矛盾，絕不可能在短時間之內得到化解，各國央行與經濟學家，都是在摸着石頭過河，甚至是將各國的經濟當作小白鼠。
既然是試驗，就絕對會有錯誤，絕對會有代價，甚至是經過歷史進程的檢驗後被推翻。
就如同凱恩斯一樣，在上世紀30年代-60年代，他提出的“以貨幣政策刺激經濟發展”的主張，在整個資本主義幾乎封神。
而在整個七十年代，全世界的人都罵他是一個騙子。經濟學內的每個新學派都選擇踩凱恩斯主義一腳，他最偉大的著作《通論》在拿十幾年內幾乎沒有再版。
今天的美元霸權困境，本質上的問題是：一國法幣根本無法成為全球貨幣。
對美國而言，他根本無法解決特里芬難題（即同時出口美元和出口商品），後果就是美國的產業持續空心化，赤字持續加大，債務危機疊增，社會矛盾尖鋭，貿易保護主義與軍事擴張越發瘋狂。
對世界而言，大家都無法解決匯率問題，貨幣政策只能跟隨美元，國內通貨膨脹壓力激增，週期性債務違約危機頻發，整個國家的財富一遍又一遍的被美國洗劫。
這個貨幣霸權體系越發展到後期，將會越難以為繼，沒有真正的贏家，只會有快死和慢死之分。
如果你認為美國霸權會一直維繫下去，也就是説你堅信全球一定會被美元霸權裹挾着一起完蛋。
美國掀起的逆全球化潮流，挑起經貿摩擦，濫用金融制裁，加速中美脱鈎等行為，本就激起了全球的不滿。
最近幾年，美元已經頹勢漸顯。從2017年出到2019年，全球外匯儲備資產中，美元的份額回落了4個多百分點，未償債債券債務中，美元份額也回落2個多百分點。
華爾街的羅傑斯（量子基金聯合創始人，索羅斯的老搭檔）對美元的前景持悲觀態度，“美元不負責任的貨幣政策正在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不滿於美元的新機構和新貨幣正在發展醖釀，到2030年甚至更早，美元將失去全球唯一儲備貨幣的地位。”
疫情則加速美元霸權終結的最大變量。
外貿供應鏈斷了，石油不值錢也用不上了，手裏捏着美元也買不到東西，甚至更多的物資可以用人民幣結算，那穩定的匯率和充足的外匯好像就也沒那麼重要了嘛？
並且美國還在更加激進而自我主義的使用貨幣政策，以鄰為壑，只顧國內渡過難關，不管國外洪水滔天。
不再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
會不會有哪一個國家痛定思痛後，勇敢的對美元“Say No”呢？
當年的伊拉克曾經兩次妄圖不用美元結算石油，結果兩次都被美國徹底打服（海灣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可現在的美國，已成強弩之末，再經不起戰爭的消耗了。
天下苦美元霸權久矣，都在急切的等待着那隻率先反抗的“出頭鳥”。
一旦哪個國家敢於破釜沉舟的殊死一搏，美國很可能陷入牆倒萬人推的地步。
全世界都不認美元作為世界貨幣，這才是更大的麻煩的開始。
曾經能換回無盡財富的美元在世界上不再被買賬，各國視美元如廢紙般大肆拋售，滾滾美元流回美國，被美聯儲敲髓吸血的人數就會從78億人變為3.2億人。
美債在國際市場上沒人願意接盤，美聯儲就得不停的兜住，不僅要兜住國債，還要兜住爛掉的企業債、證券市場的垃圾債、個人債，到時候美聯儲就不是一家央行，成為了一家接盤各類債務的商業銀行。
市場的用鈔需求將在美聯儲裏予取予求，堆積如山的美元將徹底將美國捲入通脹危機裏。
達利歐説：“高度的量化寬鬆政策就像給心臟病患者注射大量的興奮劑，以此挽救他們的生命。”
這話他只説了一半，少的那後半句應該是：但即便注射再多的興奮劑，不治本去根，患者也早晚難逃一死。
最終，美國霸權曾帶給東南亞，拉美國家的那般噩夢，就會在美國自己身上上演。
讓我們把時光的刻度再一次撥回到1944年佈雷頓森林的談判桌上，下了談判桌的懷特對助理説：
“我當然知道凱恩斯的世界貨幣計劃更科學也更嚴密，但我坐在這裏的唯一工作就是為美國爭取到最大的利益，讓美元成為世界貨幣，這是我們唯一要做的事情。”
始於爭霸，殞於爭霸。
縱覽美元霸權七十餘年，也不過是南柯一夢。
參考資料：[1]《債務危機：我的應對原則》 瑞·達利歐 中信出版社[2]《堅定不移》保羅·沃爾克 中信出版社[3]《美聯儲大放水會影響美元國際地位嗎》 原子智庫[4]《美國國運 | 一個大變局時代》 智本社[5]《美國凍結中國國債之日，就是美元帝國崩盤之時》 黃奇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