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聯社（上海，編輯 黃君芝）訊，管理着6.8萬億美元資產的全球最大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近日發表報告稱，貨幣當局在新冠疫情的緊迫壓力下，所採取的權宜之計都是正確的。但在即將走出這場危機之際，他們應找到新方式刺激投資與創新，以避免落入現有貨幣政策的“死局”，並真正地重振增長。
貝萊德指出，為應對新冠疫情的外源性衝擊及隨後的經濟停擺，全球幾乎都採用了新的和擴大版的量化寬鬆（QE）政策、推低利率至零甚至為負，以及貨幣貶值等政策組合。這些政策應該在很大程度上能幫助我們度過新冠疫情的經濟風暴，並在風暴過去後重振經濟，但它們本身並不能為可持續增長創造一個長期的軌跡。而這在危機爆發前，可持續增長已經是世界部分地區迫切需要的。
因此，貝萊德認為，決策者急需做些什麼（創造些新方法），以避免落入現有貨幣政策的“死局”，並真正地重振增長。
煤礦通常不被認為是技術創新的堡壘。然而，點燃工業革命的火花之一，正是來自這樣一個不起眼的礦井的發明——蒸汽機。這項新技術最初是為了幫助礦工從礦井中抽水來解決洪水問題，但它很快被應用到交通運輸中，而新輪船和火車的建造最終導致了18、19世紀西歐生產率的飆升。
如果世界需要另一個“蒸汽機時刻”，那就是現在。工業革命時期般的快速增長將是抵禦新冠風暴的可靠救星。然而，今天的“煤礦”又是什麼？貝萊德認為，在猜測如何實現高於趨勢水平的增長之前，必須首先了解推動經濟增長的組成部分。
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表明，實際產出是勞動力和資本資源以及第三要素生產率的函數，即從固定勞動力和資本池中提取更多產出的能力。由於勞動力資源的規模很大程度上是緩慢變化的人口週期（50年或更長）的函數，因此在較短時間內提高產出更大程度上取決於資本和生產率。資本和生產率本身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只有通過充分的投資，才能創造出提高生產率的技術。
而如今，投資不僅僅是資本支出。在現代經濟中，總投資也包括研發（R&D）。要理解研發的重要性，只需看看現代資本支出的縮影——2006-2015年的能源行業。自1995年以來，能源資本支出平均佔標普500指數總資本的20%，從2006年到2015年，能源資本支出從未跌破這一比例。從2008年到2014年，它平均佔標普500指數資本支出的31%，2013年達到33%的峯值。所有這些投資的結果，就是過去6年的油價趨勢，這無需進一步解釋。無人能責怪能源行業沒有投資，但以增量為導向的投資需要同時防範價格下跌，尤其是在一個通縮的世界。也許投資必須包括某種形式的定價權保護，或經濟“護城河”。研發雖然不是一個完美的措施，但卻是任何投資框架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全球經濟沒有像歷史上那樣快速增長的情況下，它可以防止行業競爭。
如果總投資增長率持續低於名義產出增長率，那麼一個經濟體如何能通過提高產能或生產率，維持在現有產出水平運轉所需的產能，更不用説提高產出了？儘管後新冠時代，整個世界都面臨着投資不足的風險，但近期歷史表明，歐洲尤其難以以等於或高於名義增長率的速度進行投資（見下圖）。
如圖所示，從2000年到2019年，美國名義GDP平均增長4.0%，總投資平均增長4.7%，支出超出0.7%。在中國，這一數值更大，為1.7%。然而，在歐洲，雖然名義GDP增長了2.9%，但投資只增長了2.8%，支出還少了0.1%。從2016年到2019年，情況則更加嚴重，為-3.8%（名義GDP平均增長3.0%，而總投資卻每年減少0.8%）。
公共和私人投資與一個國家的多要素生產率和企業銷售額密切相關。鑑於地區投資趨勢，標準普爾500指數（S&P 500）和上證綜指（Shanghai Composite）自本世紀初以來上漲了約一倍，而歐洲斯托克50指數（Eurostoxx 50）下跌了約三分之一也就不足為奇了。事實是，在歐洲，貨幣政策在推動產出方面承擔着巨大的壓力，因為在投資（資本）和人口（勞動力）總量都在下降的情況下，柯布-道格拉斯的有機增長來源幾乎沒有幫助。
雖然量化寬鬆計劃和負利率政策可能會在全球解除封鎖時取得初步成功，但它們不能長期替代投資。最早的金融抑制記錄之一是在古羅馬發現的。為了維持越來越難以維繫的生活質量，以及一個疆界越來越難以保衞的龐大帝國，凱撒人開始降低羅馬貨幣第納爾的質量，降低硬幣的銀含量，這樣他們就可以生產更多的貨幣用來彌補赤字。最終，服務沒有了，貨物也不被交易了，長期項目也得不到資助了，因為金融家們不知道未來本金償還的實際價值。
一個不太為人所知的事實是，蒸汽渦輪機的第一個原型也來自古羅馬，比它在英國的煤礦被重新發明早了1500年。如果羅馬人在一個相對和平的時期，將一大筆錢用於生產性投資，而不是貶值貨幣以維持名義產出，結果會不會不同呢？
今天，由於當下的經濟情況相當於戰爭時期，決策者也沒有充裕的“和平時間”來商議下一項政策。在新冠病毒肆虐的情況下，通過零利率或負利率政策進行金融抑制是最快的權宜之計。貝萊德認為，各國央行在與“惡魔”戰鬥時，使用他們所掌握的一切工具是絕對正確的。不過，儘管政策制定者可以利用這些貨幣工具來防止今年出現的經濟衝擊成為永久性的事件，但這些工具的持久性影響可能會導致它們原本想要避免的衝擊長期產生。這是因為它們有改變資本主義激勵結構的潛力。
貝萊德指出，在我們即將走出新冠危機之際，決策者必須認識到投資在推動長期產出方面的重要性。目前來看，當前的貨幣政策可能會有效地贏得與新冠病毒的經濟戰，但如果各國央行同時也希望贏得與潛在貨幣政策負面結局的戰爭，下一步它們應開始考慮如何與聯邦政府合作恢復私人投資。
發明蒸汽機不是政策制定者的職責，但他們應該創造一個有利於投資的環境，讓新發明開始堆積起來，從而增加革命性發明的可能性。雲計算、量子計算、5G技術等領域似乎都是可能引發下一次技術革命的潛在發明温牀。
鑑於美國在投資和研發方面的優勢，以及建設性的監管和法律制度，美國顯然是一個可以看到更多創新技術產生的地區，但中國的投資步伐也在加快。貝萊德在歐洲也看到了些許火花，因為歐洲在一些方面已經走到了世界的前面：在ESG方面，它處於監管和資本配置的前沿。
“畢竟，需要是發明之母，而在新冠危機之後，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發明新方法，走出貨幣政策的死局，重振全球增長。”貝萊德強調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