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多個城市推出消費券之後，6月3日，北京也加入了發放消費券的城市序列之中。自6月6日起，北京將採取22億政企專券+100億平台券齊發的模式，向千萬市民“撒錢”提振消費。
據介紹，這些消費券可在北京地區餐飲、購物領域參與商户線下門店消費時使用。這是北京市歷史上，第一次啓用全市級別的消費券發放。
《消費者信貸和失業》作者、197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米德曾經説過，國家直接給每個公民發放社會分紅，可以作為反週期的政策工具，起到在經濟蕭條時期擴大消費的作用。
2009年，杭州的春節，消費券成為了居民的消費新風向。
當時，杭州拿出上億財政資金向全社會發放消費券，加上當時的“福利性消費券”，總計約2億元，受益人羣達到132萬人次，包括15.2萬户“新杭州人”家庭。
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書記王國平認為“當前問題是消費不足，消費不足導致企業開工不足，開工不足導致員工失業，失業導致消費能力低下，解決這個惡性循環的根本出路是拉動內需。”
拉動內需就需要刺激消費，刺激消費需要消費券。
消費券啓用的第一天，新華書店解放路、慶春店及西城廣場店，3家門市銷售額達到50萬元，一月份銷售額同比上漲27.5%，春節期間銷售額則同比上漲9.87%。
杭州貿易局調查數據顯示，在拉動倍率來看，超市使用消費券所產生的放大效應恰恰是最低的，16家大型超市消費券放大效應僅為1.78倍。在家電產品上的拉動效應高達5.4倍，消費券購買大額商品拉動放大效應則達到了10倍。
走在前列的杭州
2008年金融危機後，中國的消費券制度最早開始嘗試。除了杭州之外，為促進復甦，保障民生經濟，不少城市地區也推出了消費券計劃。
成都政府拿出價值3791萬元的消費券，發放給全市困難羣體，每人100元；
台灣向島內民眾統一發放消費券，具有台灣居民身份以及已取得居留許可的內地、港澳及外國人士每人均可領到面額3600元新台幣的消費券；
蘇州旅遊局在北京發放10萬張消費券，旅客憑券可享受三至七折優惠。
2020年，為應對疫情而發放消費券的政策風靡各大城市。杭州作為“首批吃螃蟹者”，再度引起了周邊城市的羨慕。
3月27日至今，杭州已經發放了多輪消費券。以3月27日杭州市發放的第一輪消費券為例，杭州用平均35.1元的政府財政補貼撬動了124.6元的新增總消費，拉動效應達到3.5倍。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研究顯示，在杭州，每1元補貼可拉動3.5元至5.8元新增消費。
相比於2009年，反向擠壓了消費需求的消費券措施，2020年的杭州，無論是消費券，亦或是其使用途徑，都帶來了不錯的效果。
這一新興事物不論從理論還是實踐，都存在一些質疑的聲音。消費回補，如不能轉化成拉動消費的“真金白銀”，那麼消費券便成了“無用券”。
“對於消費券的無用論一直存在，消費券無用論是在經濟學基於長期邊際分析得出的。”上海社會科學院政治經濟學博士邵曉翀認為，消費券確實會透支未來消費，僅僅每年的雙十一，人們就囤夠了一年所需的必需品，集中在一天爆發。
而對於商家而言，列入消費券範圍的商家會受益，沒有被列入的商家客流會減少。再加上本來就想花錢的市民，因為消費券的原因選擇等一等或放一放。
“我們要看到所有事情的一體兩面，以上情況的存在也使得政府發放消費券並不是常態化的運作。”2009年作為後次貸危機時代，2020年是後疫情時代。時間節點明顯透露出，政府消費券更大意義上是傳遞信息。
清華大學經管學院金融副教授、中國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黃張凱也對億歐表示，消費券的發放更多的是穩定本地就業，安撫百姓情緒，對本地經濟主要是指引作用，發出信號，而不能將其單純地看成是一個經濟政策。
追風消費券
後疫情時期，被壓抑的消費慾望在消費券的刺激下，更是迎面撲來。全國28個省市、170多個地市聯動發放消費券，刺激本地經濟復甦。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拉動經濟的是三駕馬車‘出口、投資、消費’，如今外貿鋭減、消費內需不振，唯有政府投資是解決歷次經濟危機的良藥。”邵曉翀直言。
3月2日，山東濟南率先宣佈將發放2000萬元文旅消費券；
3月26日，廣西全區各級財政開始發放超1億元消費券；
4月1日，廣東佛山開始發放7億元消費券，市財政投入1億元，此外各區、鎮街、商家匹配優惠額度共約6億元；
4月26日，北京西城區開始發放1.5億元消費券；
消費券都具有乘數效應。所謂乘數效應便是少量金額的消費券能夠撬動數倍以上的消費。消費處於休眠的狀態下，發放消費券的乘數效應是最大的。
鄭州商務局統計，首期5000萬元消費券發放3天內，兑付1701萬元，帶動鄭州市場消費2.01億元；廣東全省旅遊行業的商家，在消費券發放後，交易總額提升7.9倍，服飾美容行業提升8倍。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峯介紹，今年“五一”期間，全國餐飲、住宿行業消費復甦指數比清明假期分別增長18.84個和15.25個百分點，消費規模已恢復至去年同期7成，比清明假期提升約2成。
包括電商平台，融合線上線下的多元化消費形式拉動消費增長：
拼多多五一期間通過發放現金及消費券的形式，帶動了上海線下實體銷售額及上海品牌線上銷售額總計超32億元；
京東推出了多個雙品節會場，投入超10億元的營銷及促銷資源；
阿里聯動生態夥伴淘寶、餓了麼、盒馬、飛豬、高德等APP，全面刺激消費市場。
在政府發放消費券、電商平台放利消費者之際，微信、支付寶兩大生態成為了政府發券和民眾領券、商家核銷的連接器，在多個城市釋放出倍數以上的“乘數效應”。
微信運用微信支付、社羣、小程序等數字化運營工具，帶動線下企業的高速營收。
微信數據顯示，五一期間，微信支付線下消費總額較3月環比增長30%，環比3月份同期，休閒娛樂行業增幅521.60%，餐飲行業增幅216.25%，零售行業增幅48.44%，出行行業增幅64.48%。其中3天，40歲以上人羣消費券核銷金額佔到了51%。
螞蟻集團CEO胡曉明表示，3月份以來，全國有超過100個城市通過支付寶發放數字消費券，平均“槓桿效應”超過8倍，最高達到15倍，也就是每1元支付寶消費券直接拉動8元消費。
數據來源：北大光華&支付寶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感嘆：“在中國，做數字消費券是一次創舉”。
最新的消費券成績單顯示，28個省市、170多個地市累計發放消費券達到了190多億元。
消費券對經濟的刺激，是一個從需求—生產—就業—收入—需求的循環式鏈條，從需求端刺激供給端的持續性影響，因此往往和地區產業側重密切相關。
各個城市都在根據自己的自身產業需要設計消費券。例如山東推出2000萬元文旅消費券、河北省實施體育消費券補貼政策、廣東廣州財政則是補貼了新能源汽車。
發券傳統
消費券的歷史比想象的更長。
消費券的發放最早可以追溯至美國大蕭條時期，美國首創的“食物券”。
股市的崩盤、困頓物資短缺、存貨上升、銀行擠兑、貨幣投機等，這一切都讓人們的生活艱難不已，內需不振。
羅斯福上台後，實行了一系列“羅斯福新政”。其中，“食品券計劃”作為擴大國內食品市場的方法被廣泛使用。
低收入、無收入家庭可根據各自家庭情況，每月購買一定數量且額度不等的食品券用於消費，後期聯邦政府財政部再承擔食品券費用。此項目旨在實現擴大農產品銷路和救濟窮人。
後續，食品券計劃又經歷過了被取消到被重啓。1964年，國會才批准通過食品券制度由臨時計劃變為永久性計劃的草案。
2008年，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該計劃更名為補充營養援助計劃（SNAP），焦點放在了營養上，為低收入家庭投放健康食品；2009年，SNAP計劃受益人羣創下歷史新高，領券人數達到了3150萬人，政府兑換食品券達到550億美元。
此項計劃已經發展成為常規性的貧窮救濟制度，至少400多萬美國人受益。
20世紀90年代，經濟泡沫破滅和亞洲金融風暴的來臨，讓日本陷入了長期的經濟低迷。1991年到2011年，日本實際年均經濟增長率只有0.9%，在主要發達國家中是最低的。
為了應對沖擊，1999年，日本提出了“地域振興券”，向15-65週歲的弱勢羣體每人發放2萬日元消費券，發放總額達6000多億日元。
消費券儘管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居民消費，但結果總的來看不盡人意。
消費券面對的主要是擁有小孩的家庭和生活相對困難的羣體，對必需品消費需求強烈的這類羣體只消費必需品，少了額外消費，消費券的發放形成了對原有消費的替代而非補充。
還有更多的日本民眾用消費券購買生活必需品，將省下的鈔票存入銀行。
參考日本發放全國消費券的案例，仍不能忽視消費券對於消費傾向的短期快速提振，和部分行業的中長期重塑所帶來的影響。
也並不是每一個城市都能將消費券完美落地，各種各樣的問題都在消費券的發放過程中冒了出來。
美國“食物券計劃”在2011年5月份，申領食物券的人數創歷史記錄，達到了4580萬人。相關食物券的開支從2000年的170億美元飆升至2016年的710億美元。
巨大的財政支出，導致美國政府2019年年底決定調整食物券發放標準，近70萬民眾將無緣再領取該項福利。預計此項目的調整，能替聯邦政府未來5年省下55億美元開支。
日本的“地域振興券”發放羣體受限，消費券成為了“替代性”產品，而非“補充性”產品。最終消費券僅有3成被用於消費，6成以上轉化成儲蓄。
類似的情況也在2009年的杭州出現了，杭州消費券的發放，也讓部分居民將錢轉為了儲蓄，擠壓了消費需求。
同時，政府希望消費券更多的用於本土家電品牌產品，但最終有約80%的消費券流向採購食品飲料等日常生活必需品。
當時的杭州市商務局副局長朱錚表示，2009年財政投入的10個億資金，最終核銷不到3個億。
但是在11年後的當下，人們在網絡上使用消費券，這讓消費券的發放效果呈現倍數級增長。
温州消費券累計領取用户數超367萬人，核銷用户數超317萬人，用户核銷率（核實兑換使用過的消費券佔比）為86.4%；佛山南海區累計投入財政資金1億元，總核銷率高達99.09%。
無論是對政府，還是對普通市民而言，跳出消費券本身，消費券對經濟快速復甦都是最佳的助力策略。
“政府發放消費券行為，表面上是在為需求端發放消費券，本質上是降低供給側價格，將有限的資金精準投放至供給端，去庫存。”邵曉翀認為。
寫在最後
從美國食物券，到日本地域振興券，再到如今全球的電子消費券。
互聯網都讓傳統的“消費券”有了更精細化的運作方式，定向行業的使用、微信支付寶錢包卡包的領取、政府官方APP的發放等，消費券的使用途徑不再侷限於線下。
分散在城鄉角落、街巷之間的夫妻老婆店，甚至一個路邊攤等小商小户，他們可能經營着一家包子鋪，可能開着一個水果店，也能通過支付寶及微信發放數字消費券，享受其帶來的益處。
小面額的消費券發揮的槓桿作用，也讓這些市場經濟運行中的毛細血管，推動了整個經濟在低迷期的重新運轉。
致謝：
感謝以下行業人士在本文寫作過程中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觀點和數據，特別緻謝（排名不分先後）：
上海社會科學院政治經濟學博士邵曉翀，清華大學經管學院金融副教授、中國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黃張凱，清華大學經管學院金融研究中心秘書長許小青等多名行業人士
參考資料：
1.《促進消費的國際經驗及啓示》，王水平
2.《美國食品券項目及其啓示》 ，王正友
3.《消費券透視》，董登新
4.《中國地方政府發放消費券經濟作用初探》，李旭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