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GDP崇拜瀰漫在全球各國政客和經濟學家的腦海中，今年的一場疫情，又將各國GDP崇拜打回原形：股市熔斷、金融崩盤、經濟負增長。GDP這一衡量標準還能反映全球經濟的實際情況嗎？後疫情時代，我們該如何看待各國GDP的滑落？
英國《金融時報》非洲版主編、亞洲版原主編戴維·皮林（David Pilling）的著作《增長的錯覺》中文版，近日由中信出版集團出版。本書認為，GDP已經不足以反映這個世界的發展程度，以及各國民眾的真實生活水平。觀察者網就相關話題對作者進行了採訪。
英國《金融時報》非洲版主編、亞洲版原主編戴維·皮林（David Pilling）
【採訪/觀察者網 張廣凱】
觀察者網：您在書中批評了對GDP增長的盲目崇拜，眼下的新冠疫情可以視為最新論據嗎？GDP世界第一的美國，為什麼反倒成了疫情面前最脆弱的國家？除了特朗普當局的政策失誤之外，貧富分化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皮林：的確，美國是全球GDP最高的國家，而且它對新冠危機的應對也確實混亂不堪。不過在我看來，即使是那些最堅定地支持用GDP來衡量經濟實力的人也不會認為，GDP所呈現的強大經濟就一定能保證正確應對疫情。（大家還應該看到，美國並不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從人均GDP來看，美國的65000美元明顯低於瑞士的83000美元，而瑞士的疫情應對就做得不錯。）
美國在危機面前的毫無章法有很多原因，比如特朗普政府對科學家和專業人士的不信任。不平等當然也是糟糕表現的原因之一，窮人更多的生活在擁擠、多代人混居的住房裏，而且往往從事一線工作，這都讓他們更容易暴露在感染的風險之中。在疫情之下，生病不僅僅是一個人的問題，而且會導致更多人感染，基於支付能力的醫療體系不可能表現良好。
所以我的結論是，在其它條件相同的情況下，GDP更高的經濟體會擁有更多應對疫情的資源。但是GDP無法衡量政府在危機時期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和盡職程度。
觀察者網：很多人論證私人醫療優於公共醫療時，是否也犯了GDP崇拜的錯誤？疫情之後，全球需要大幅提高公共醫療體系的地位嗎？
皮林：當然，這是疫情帶給我們的教訓之一。如今世界上大部分國家的醫療都是私有化的，但是大多數行之有效的醫療干預，不管是清潔飲水還是疫苗，本質上都具有公共屬性。如果從GDP的口徑來看，美國的醫療產業十分臃腫，充斥着非必要支出，以及大量訴訟和保險費用。但從公共健康角度，美國醫療遠沒有這麼發達，要做的還有很多。
觀察者網：擁有龐大NHS系統（國家醫療服務體系）的英國，為何在應對新冠疫情時也顯得動作遲緩？您的書中提到，提高公共醫療對經濟的貢獻量的方法只有一個，就是使其效率變低，這個問題應該如何解決？
皮林：英國的例子顯示出，人們在面對像新冠疫情這樣的危機時，會犯下多少錯誤。英國選擇了一條跟其它國家不同的應對之道。政府很晚才意識到，冠狀病毒的傳播跟流感是不同的，而且在判斷感染病例的增長速度時也犯了很多低級錯誤。這導致英國的封城令來得太晚了。有些給政府提供建議的科學家看上去也負有責任。然而必須指出，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個人的政客本能和意識形態信仰，也是阻礙政府作出正確反應的重要原因，他非常不情願為了公共健康去犧牲經濟增長。而且，除非到了絕對必要的時刻，他不願意限制民眾外出的自由，對於這一點我倒是多少有點贊同。實際上，英國的NHS表現得很好，只是問題後來出在了養老機構，導致了成千上萬的老人死亡。
戴維·皮林新著《增長的錯覺》，中信出版集團出版
觀察者網：金融業的瘋狂膨脹，是GDP崇拜帶來的最糟糕後果嗎？您書中給出一個數據説，英國銀行的總資產中，實際借給企業和個人從事生產活動的資產僅佔3%，是否意味着絕大多數金融活動對經濟發展貢獻不大？
皮林：是這樣的。銀行的職能是儲存貨幣和釋放資本，這是現代資本主義的必要組成部分。但是當它們進入投機領域的時候，問題就產生了，尤其是當它們對經濟體產生了系統性的重要影響，“大到不能倒”的時候。平時的利潤都被銀行拿走了，可是一旦出現危機，納税人還要掏錢為它們接盤，這進一步鼓勵了投機和過度的風險偏好。
所以我覺得你講的很對，如果銀行業本身被視為一個重要行業，就會造成巨大麻煩。銀行本來應該是服務於實體經濟的，一旦你認為銀行活動本身具有重要性，就是在危險的邊緣試探。銀行應當保持財務健康，並且足夠小，以免在其破產時導致整個大廈崩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我們在束縛銀行的雙手方面已經取得了一定的進步，但是我覺得恐怕還不夠。或許用不了多久，我們又會見證一場由投機導致的銀行業危機。
觀察者網：像中國這樣龐大的國家，是否很難用GDP這樣的統一標準來衡量內部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一些相對落後的地區，由於經濟結構等原因，發展水平可能被低估了？現在中國人往往對自己的生活水平非常滿意，中國實際的經濟發展水平，比GDP體現出來的更高嗎？
皮林：我不認為這麼説有什麼證據，儘管中國確實很大，但是各省只要願意，完全有能力收集和處理GDP數據。在這一點上，中國跟其它國家沒有什麼不同。
其實我想説的是，GDP可能低估了世界很多地方的生活水平，尤其是科技發達的地區。例如，今天大部分中國人的口袋裏都裝着一台強大的計算機，也就是智能手機，而他們的祖輩們完全沒有享受過，因為當時智能手機還沒被髮明出來。正如我在書中指出的一樣，GDP在衡量諸如抗生素和高鐵這類創新帶來的貢獻時，往往無能為力。所以，那些能夠享受到這些科技進步的人們來説，他們“實際”的生活標準可能比官方數據呈現的更高，尤其是跟祖輩相比較的時候。
另一方面，GDP也未能體現出“負外部性”——糟糕的空氣質量、河流污染，以及生物多樣性的降低。從這一層面來説，儘管有些人沒有智能手機，仍然可能活得更好。這完全取決於你更珍視哪種生活。當然，也很少有人會覺得，空氣污染是一種生活質量的加成。
觀察者網：現在發達國家的人們經常説，應該把不平等、環境破壞等問題納入對經濟增長的評價，但這個標準對發展中國家是不是太高了呢？在國際政治實踐中，西方國家常常把環境保護等議題作為武器，用來壓制其它國家的發展，是否把經濟問題變成了政治問題？
皮林：某種程度上我可以理解這種觀點，但我覺得人們有時候強調過度了。的確，如今的富裕國家，以及正在變富的國家，都經歷過一段“骯髒”的產業階段。後來，他們通過製造業向服務業的轉型，並且將污染行業外包給貧窮國家，實現了本國的清潔。
一些貧窮國家，尤其是非洲國家，非常強調這一點。為什麼你們這些富國都曾經受益於重污染產業，卻要求我們放棄開採煤炭和石油？你們執迷於環保，是否只是為了“拆掉梯子”，讓我們永遠不得翻身？
但是你不能過於執着於這個角度。如今，正有越來越多的科技手段，可以讓貧窮國家跳過高污染階段走向繁榮。他們不僅可以這麼做，並且應該這麼做，因為通過應用現代科技，他們還獲得了對發達國家彎道超車的機會。
對於你的問題，並不存在一個現成的標準答案。但是我要強調一點，當我們討論諸如二氧化碳排放這類問題時，採用人均數據是非常重要的。從總量來看，印度是世界第五大碳排放國，但如果看看人均數據，印度人均碳排放只有1.7公噸，大概是中國（7.5公噸）的五分之一，美國（16.5公噸）的十分之一。想要進行公平的討論，這是個起碼的基礎。我在書中也提到，數字往往是無辜的，但你要謹慎地利用它們。
原標題：《專訪戴維·皮林：GDP低估了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