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作為推動經濟復甦的新動能和新引擎，已經成為世界範圍內最顯著的新經濟增長極，是當前世界各國重點關注和發展的核心領域，全球各國在數字經濟領域的競爭也日趨激烈。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要“發展數字經濟，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羣”，這充分體現了我國大力發展數字經濟的決心。基於此，有必要總結分析我國發展數字經濟的前期基礎性成果，客觀認識今後發展數字經濟的獨特優勢，進一步提升我國數字經濟競爭力。現階段，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呈現以下四大特徵：
數字產業化穩步發展。一是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取得跨越式發展。當前，我國已經建成了全球規模最大的光纖網絡和4G網絡，全國範圍內行政村通4G及光纖的比例超過98%，固定寬帶移動LTE網絡IPv6升級改造也已全面完成。在數據基礎設施建設方面，近年來，新一代雲計算平台設施正加速構建，多方向大容量的國際傳輸網絡架構也已基本形成，為數字經濟新興業態和融合應用提供了強大支撐與保障，有力推動了數字產業化高質量發展。二是數字化消費新業態新模式加快形成。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數字技術和數字化服務發揮了重要作用，顯示出更為廣闊的應用前景以及更加強勁的增長動力，消費者的在線消費習慣也得到了進一步培養，重量級消費新形態正在加快形成。其中，遠程辦公、在線教育、智慧醫療、電子政務等各類線上服務在疫情期間實現了爆發式增長，數字經濟的優勢進一步凸顯。此外，在5G等新興數字技術支持下，數字媒體、智能家居等消費新模式也正迎來快速發展時期。
產業數字化進程提速。一是數字技術創新助推產業轉型升級。近年來，我國在人工智能、深度學習、大數據與雲計算等數字技術領域的研發取得較大進展，新一代信息技術為數字經濟的發展壯大提供了良好支撐，對推動產業數字化轉型和數字經濟產業鏈完善具有重要作用。當前，製造業企業的數字化基礎能力穩步提升，智能化、自動化水平不斷增強，製造業正成為數字經濟主戰場。二是數字經濟融合發展取得重要進展。近年來，我國數字經濟同實體經濟的融合範圍不斷拓寬，融合程度不斷深化。例如，工業互聯網的創新發展帶動形成了智能製造、個性定製、網絡協同、數字管理等新業態新模式，推動數字經濟向更多實體經濟行業與場景進一步延伸。
數字化治理成效顯著。近年來，數字化治理得到了國家高度重視，數字政府建設大力推進並取得了顯著成效。當前，我國各地各級政府機構政務服務線上化推進程度明顯提升，“掌上辦”“一網通辦”等電子政務平台加速上線，一體化政務服務平台的服務能力顯著增強，跨地區、跨部門、跨層級業務辦理能力以及快速響應能力持續提升。截至2020年12月，我國互聯網政務服務用户規模達8.43億，佔網民整體的85.3%。《2020聯合國電子政務調查報告》顯示，我國電子政務發展指數排名從2018年的全球第65位提升至第45位，取得歷史新高，其中，在線服務指數躍升至全球第9位，達到“非常高”水平。隨着數字技術與傳統產業加速融合，我國的國家治理體系也向着更高層級加速邁進。從治理方式來看，數字經濟強有力地推動國家治理由個人判斷、經驗主義的模糊治理方式轉變為細緻精準、數據驅動的數字化標準化規範化治理。與此同時，大數據、雲計算等數字技術同傳統公共服務的融合應用更是增強了治理體系的態勢感知、科學決策、風險防範以及應急響應能力，提升了數字化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
數據價值化加速推進。當前，我國政府高度重視數字經濟發展中數據的重要作用，先後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加快完善“市場有效、政府有為、企業有利、個人有益”的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機制。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明確提出要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這標誌着數據與土地、資本、技術等其他要素一起，融入了我國經濟價值創造體系，成為數字經濟時代的基礎性、戰略性資源和重要生產力。2021年1月31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行動方案》，明確提出要加快培育發展數據要素市場，建立數據資源產權、交易流通、跨境傳輸和安全等基礎制度和標準規範，推動數據資源開發利用。由此可見，中央高度重視並確認了數據要素的經濟價值，為我國數字經濟發展駛入快車道奠定了基礎。在黨中央的政策引導下，各地紛紛將政策着力點放在促進數據交易流通上，並高度重視本地的大數據交易平台建設。例如，2015年，貴陽大數據交易所正式掛牌運營並完成了首批大數據交易；此後，北京、上海、深圳也探索建立了北京國際大數據交易所、上海數據交易中心和上海市大數據中心、粵港澳大灣區大數據中心等數據交易中心，依託現有交易場所陸續開展數據交易。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數字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全文請參閲《國家治理》週刊《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主要特點和突出優勢》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