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市場學會理事經濟學教授 張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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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眾的記憶裏，自從有了貿易逆差的記錄後，美國貿易赤字的腳步似乎就沒有停止過。按照美國商務部發布的最新數據，8月份美國貿易逆差達到733億美元，再次創下歷史最高紀錄。
短期來看，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的全球主要經濟體復甦的結構性失衡無疑是美國貿易逆差放大的直接牽引力。由於對疫情快速而嚴密的防控，一度掉檔失速的中國產業鏈與供應鏈得以提前復位並基本切換至常態。與此同時，美國及其貿易伙伴依然遭到疫情的持續侵擾，自身與外部產品供給口徑被擠壓與切斷，需求難抑之下，中國產品線上線下及時出海補量，對美出口飆漲，一個可以説明問題的是，美國8月份貿易逆差創出歷史新高，同期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創出兩年來的最大值，而在因本身供應能力不濟致使出口量整體萎縮的映襯下，美國的貿易逆差於是顯得更為扎眼。
需要進一步強調的是，中國出口在撐起被疫情壓扁的全球生活資料供給口徑並帶動美國貿易逆差回升的同時，國際範圍內企業上游生產資料，尤其是核心生產資料供給能力的結構性短缺也形成了對美國貿易逆差新的承壓。拿汽車行業來説，因芯片短缺導致全球汽車生產商的減產以及所有國家汽車進出口的下滑，只是相對於進口而言，美國汽車出口減速更為劇烈，對貿易赤字的貢獻就更加顯著。當然，隨着疫情壓力的逐漸緩解以及自身產品供給彈性的增大，外加外圍市場需求復甦的策應，由階段性失衡因素造成的美國貿易逆差壓力多少會得到緩釋，但只要一些常規失衡因子存在併發酵，美國的貿易逆差就不會輕易消解。
主要由信息技術發展所引爆的20世紀80年代，國際分工不僅帶來了產業資源在空間地域上的位移，如大量製造業從最發達國家轉移到了新興發展中國家，而且引起了產品之間的深度裂變與重新嫁接，比如諸多產品的生產鏈構成了發達國家從事技術創新和產品設計以及發展中國家進行生產製造的基本矩陣。作為當時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美國產業結構同樣接受這場國際分工的洗禮，其中，不僅一些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如紡織業、服裝業、製鞋業等轉移到了其他國家，一些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製造業，如鋼鐵業、汽車業以及電子產品等也逐步向國外轉移，由此帶來了美國製造業的萎縮與斷層。這種產業構成被外界解讀為“工業空洞化”現象，由此造就了美國貨物進口的路徑依賴模式，進出口結構也開始發生微妙的改變。
不錯，美國藉助國際分工盡情分享到了進口商品的便利化紅利，但與此同時，其國內本已存在的消費與儲蓄失衡則直接將貿易逆差推向上升的快車道。作為刺激消費的政策導向，美國税法一直鼓勵低儲蓄和借錢消費，不僅抵押貸款利息可以用來抵扣應税收入，而且沒有任何增值税或國家銷售税。此外，美聯儲長期維持低利率，加強了民眾遠離儲蓄和敢於消費的行為。雖然新冠疫情讓不少美國百姓增強了風險防範意識並開始注重存錢，但美國目前只有13%左右的儲蓄率依然是全球前十大經濟體中的最低水平，同時，超過80%的美國消費率依然沒有任何改變，這種家庭或個人的財務資源分配慣性也很難得到扭轉，而只要消費超過儲蓄的力量存在，在自身供給式微的情況下，就必然形成對進口的持續強力拉動，由儲蓄赤字而產生的貿易赤字也得以顯化與固化。
從經濟學上講，儲蓄可以轉化為消費(S-C)，也可轉化為投資(S-I)，而且在儲蓄轉化結果上，消費與投資存在着“擠出效應”，且現實結果是，美國的國民儲蓄率長期低於國民投資率，因此，在由消費佔有更多儲蓄資源所導致的儲蓄—投資失衡的情況下，作為經濟前行重要馬車的投資源力就嚴肅地擺在了美國政府面前，也由此衍生出了一個重要的邏輯話題——舉債融資。但是，國內借款所能滿足投資需求必定十分有限，美國政府便走上向其他國家籌款的不歸之路，財政赤字也如同雪球般越滾越大。根據國民收入恆等式：(X-M)=(S-I) (T-G)(X為出口，M為進口，S為私人儲蓄，I為私人投資，T為税收收入，G為政府支出)，將等式變形即可得到：財政赤字 儲蓄赤字=貿易赤字。看得出，如同儲蓄赤字催生了貿易赤字那樣，財政赤字也可為貿易赤字保駕護航，甚至可以説鉅額貿易赤字必然伴隨着的是巨量財政赤字，以此出發，我們便能對美國貿易逆差背後的更多不平衡畫像展開清晰地勾勒。
的確，幾乎很少有國家不對外舉債，但同時又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夠離開美元債，而且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像美國那樣，發行國債是輕鬆自如和佔有零成本的特權，因此，貿易逆差折射出的其實是美元與非美貨幣以及美國與非美國家金融地位絕對不平衡的事實。掃描全球，美元不僅是國際貿易結算與匯率交易的最主要工具，也是全球投資與融資的最核心貨幣，同時還是各國重要的儲備性資產，並且美元能夠全球自由流動，比較而言，任何一隻非美貨幣無論是普及認可程度還是作為媒介交易支付的可及性以及作為儲備資產的公信力都要遜色很多，並且不少還需要美元進行背書，也正是仰仗着本幣的不可一世，美國才可以對外任性發債。雖然貿易赤字讓美元流出了不少，形式上代表着美國財富面值的損失，但同時讓產品出口國持有更多美元就等於增大其採購美債的能力，進而支持美國順暢發行國債並令美元迴流至國內，期間美國付出的只有微不足道的美元印刷費，而收穫的是更多的出口國廉價的商品，並由此換來了國內較低通脹率以及民眾優越的福利，同時美元迴流也讓美國貿易逆差具有可持續性與非風險性。貿易赤字與財政赤字的聯袂雙演使得美國在國際貿易與金融資源的競逐中成為了最大贏家。
其實，美國貿易逆差的歷史就是一部美元霸權史的映射，或者説，美元霸權就是美國貿易逆差的制度性基礎。以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為分界線，之前長達百年中美國一直以貿易順差示人，但自1971年美國出現了1.52億美元的首次貿易逆差後便至今持續只增不減。其中，1980年美國貿易逆差793億美元，1990年增至1236億美元，2000年擴身到4782億美元，2020年上升至6787億美元。作為一段金融歷史的留存，佈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元與黃金掛鈎，使得美國發行美元的行為受到不小約束，但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後，美元脱離黃金進入自由狀態，代表美國可以根據自己所需隨意發行美元和創造信用，而且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後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不僅沒有受到任何削弱，還與石油捆綁，形成“石油美元”，並開始影響着大宗商品價格，最終，美元“一幣獨大”的霸主地位不僅讓美國對外舉債變得肆無忌憚，也持續而有效支持了美國成功挽回因貿易逆差而產生的“損失”，由此也出現了美國貿易逆差擴大與美元霸權伸展在時間上同步的現象。
最後值得明確的是，一國對外貿易由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構成，前者又包括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我們所説的美國貿易逆差是指貨物貿易逆差，而在資本項目與服務貿易方面，美國一直保持着順差格局。對於任何一個國家來説，國際貿易目標並不是要謀求所有項目的順差，而是追求貿易的平衡，尤其就美國而言，服務貿易與資本項目的順差在驅動本國國際貿易平衡目標實現的同時，更充分體現出美國強大的資本輸出能力以及站在全球產業鏈高端的競爭力，因此，即便是貿易逆差還會繼續放大，只要站穩了資本項目與服務貿易的優勢位置，美國在全球貿易中的贏勝角色就不會改寫與反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