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1年是不平凡的一年，A股市場一波三折的走勢背後，是以“茅指數”為代表的傳統白馬股歸於沉寂，“寧組合”產業鏈的異軍突起。
邁入嶄新的2022年，資本市場又將如何演繹？近日，澎湃新聞記者專訪多名券商首席策略分析師、首席經濟學家，明星基金經理，把脈投資新主線，挖掘市場新機會，展望市場新走向。
本期刊出的是對湘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副總裁兼研究所所長李康的專訪。
“2022年，國內宏觀經濟運行或呈現出先下後上的‘V’型走勢。” 近日，李康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時表示，2022年國內的宏觀經濟仍然會面臨較大的壓力。“三駕馬車”(出口、投資、消費)中，出口由於2021年基數較高等因素，回落的確定性較高。消費受疫情等因素影響，預計短期內也難有起色。投資端，房地產作為拉動中國經濟的引擎正逐漸凝固，不過製造業和基建投資值得期待。
“2022年宏觀經濟的總體運行，將圍繞‘穩增長’的脈絡進行。我理解為兩層意思：一是經濟的絕對增速要保持一定穩定，不能大起大落；二是經濟的結構升級，要在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上尋求穩步提高。”李康説。
因此，李康預計，在政策發力存在時滯的客觀條件下，虎年經濟可能會呈現先下後上的“V”型走勢。
對於貨幣政策，李康認為是易松難緊的，對2022年的貨幣政策可以更積極樂觀些。我國的貨幣政策具備“以我為主”的條件，目前已經率先發力。
“其中，在力度上，貨幣政策在2022年應該會更加積極主動。節奏上，貨幣政策的發力時點應該會更加靠前。”李康表示。
對於2022年的GDP增速，李康認為預期目標落在5%至5.5%的區間範圍內，都是比較合理的。不過，李康強調，無論指標如何，均反映出我國已從過去的“高增速”發展模式，切換到向“高質量”發展模式的過渡。
“若是隻追求絕對數值的增速，其實並不難。難點在於，一方面要保證GDP增速背後的成色，避免通過傳統模式拉動GDP。另一方面，在關注總量的同時，也需要關注經濟結構上的邊際變化。”李康解釋説。
值得關注的是，李康認為，2022年相較宏觀經濟，可以對資本市場更加樂觀些。
“首先，狹義和廣義流動性穩定充裕，利好資本市場。其次，資本市場作為宏觀經濟的晴雨表，除非未來經濟出現超預期下行，否則資本市場下行空間有限。再次，隨着全球產業鏈的持續復甦，企業盈利狀況的改善預期也將在資產價格中有所體現。”李康指出。
虎年，李康最為期待四類經濟政策：一是綠色雙碳相關的支持政策。二是針對中小微企業的減税降費政策。三是促進消費內循環的支持政策。四是地產監管政策在“房住不炒”基調下的調整政策。
不過，李康同時提醒，對於2022年的宏觀經濟運行，需要特別注意五方面的風險：一是新冠病毒變異的風險。二是匯率的風險，帶來人民幣貶值壓力。三是中美貿易摩擦升級的風險。四是地產大幅下行和政府債務風險。五是國際地域政治“黑天鵝”，如局部戰爭爆發風險。
以下是澎湃新聞記者與李康的對話內容(略有編輯)：
澎湃新聞：展望虎年，您認為國內宏觀經濟整體將作何走勢？
李康：整體看，2022年國內的宏觀經濟仍然會面臨較大的壓力。運行的主基調是“思危以求安，慮退以能進”。即宏觀經濟的總體運行，將圍繞“穩增長”的脈絡進行。
其中，“穩增長”我理解藴含兩層意思：一是經濟的絕對增速要保持一定穩定，不能大起大落；二是經濟的結構升級，要在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上尋求穩步提高。
可以看到，雖然2021年已經順利完成了全年經濟增速目標，但從邊際增速看，經濟增長的中樞在快速下移，GDP增速出現逐季下滑，到了第四季度只有4%。因此，這種趨勢性的下滑慣性能否在2022年一季度立馬扭轉存疑。
在政策發力存在時滯的客觀條件下，虎年經濟可能會呈現先下後上的“V”型走勢。
具體而言，“三駕馬車”中，出口由於基數較高，疊加價格因素邊際衰減，2022年增速大概率低於2021年，回落的確定性較高。
消費預計短期內或也難有起色，2021年12月社零同比增速已掉至1.7%，而2021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51萬元，較2020年僅增長9.1%。而且需要注意的是，這是一個被平均的數值，實際上基數更大的中低收入羣體的收入水平和增長率，應該是更低的，因此形成對未來消費能力和意願的制約。
另一方面，國內疫情的零星復發，也會對餐飲住宿、交通出行等線下服務型消費帶來一定負面衝擊。
最後，在投資端，2021年房地產投資同比增速從高位逐步回落，商品房銷售面積和房屋新開工面積增速也持續下滑，房地產作為拉動中國經濟的引擎正逐漸凝固。虎年“房住不炒”基調不改，地產或將迎來新一輪洗牌。
明年對投資者來説，值得期待的可能是製造業和基建投資。其中，製造業在2021年面臨着原材料價格升高帶來的成本上漲壓力，但伴隨着大宗商品價格企穩回落，未來製造業尤其是中下游產業鏈的盈利預期有望改善。
而基建投資雖然2021年下半年以來表現較為疲弱，但近期隨着地方債提前批額度下發，以及財政部、發改委等提及要“適度超前開展基礎設施投資”，虎年基建逆週期調節的預期有所升温。
澎湃新聞：對虎年的貨幣政策，您有哪些預期？會更加寬鬆嗎？
李康：我認為，虎年在穩增長的基調下，貨幣政策是易松難緊的，對2022年的貨幣政策可以更積極樂觀些。
2022年宏觀經濟穩字當頭，在這個基調下，可以看到貨幣政策已經率先發力。2021年下半年以來，從全面降準，到支小支農再貸款利率下調，再到全面降息，央行打開了貨幣政策工具箱。同時，從政策工具的使用上看，總量+定向的特徵比較明顯。
同時，中國的貨幣政策具備“以我為主”的條件。不同於海外日益高漲的通脹環境，中國國內的通脹水平相對較低，且下一步通脹走勢的確定性也較高。目前，PPI已經企穩回落，CPI也處於低位，即使2022年在豬週期影響下物價有所上揚，同比增速應該仍能維持在可控區間。因此，明年貨幣政策“抗通脹”的目標要讓位於優先級更高的“穩增長”目標。
可以看到，疫情以來中國貨幣政策領先全球率先進入穩健，如今在面對全球加息潮的壓力時，央行能夠做到反其道行之，彰顯了貨幣政策的定力和能力。
此外，近期央行負責人公開提出，貨幣政策要充足發力、精準發力、靠前發力。因此預計2022年貨幣政策依然會維持較為寬鬆的格局。
而整體的特徵，估計應該會在保證總量穩定充裕的提前下，輔之以結構性貨幣工具實施精準滴灌，助力優化經濟結構。
力度上，貨幣政策在2022年應該會更加積極主動。“信心比黃金更珍貴”，央行近期也明確表態要把貨幣政策工具箱開得再大一些，這對於穩定預期有正面影響。
節奏上，貨幣政策的發力時點應該會更加靠前。貨幣政策需要有前瞻性，因此2022年一季度可能是貨幣發力重要的窗口期。
澎湃新聞：對於2022年的“GDP增速預期目標”，目前市場有5%和5.5%兩個主要預期目標。對這方面您有何觀點？
李康：總體而言，GDP增速預期目標落在5%至5.5%的區間範圍內，都是比較合理的。
模糊的正確勝於精確的錯誤，無論哪個指標，均反映出我國已從過去的“高增速”發展模式，切換到向“高質量”發展模式的過渡。
目前，國外通脹漸行漸高，國內投資消費尚未起色，在內外因素的共同制約下，2022年宏觀經濟依然承壓。2021年四季度GDP已經下滑到4%，在三駕馬車邊際改善預期不強的情況下，2022年要取得5%以上的GDP增速，本身就需要付出努力。
需要指出的是，若是隻追求絕對數值的增速，其實並不難。難點在於，一方面要保證GDP增速背後的成色，避免通過傳統模式拉動GDP。另一方面，在關注總量的同時，也需要關注經濟結構上的邊際變化。
具體而言，中國的產業結構是否已從勞動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產業，逐步向資本密集型的高附加值產業過渡；傳統高污染高耗能的生產模式，是否已經逐步開始向綠色化；低碳化轉型升級；中國的資本市場是否更加的規範有序；居民生活基本保障和相關制度建設，是否更加完備健全；政府隱性債務和宏觀槓桿率是否穩中有降等，這些才是比數字本身更重要的東西。當然不要一刀切求之過急是關鍵，要正確處理好長期發展與短期民生的關係。
目前，貨幣政策已經率先發力，並通過降準降息等手段幫助實體經濟降低融資成本，同時也穩定了市場預期，預計2022年財政政策也將進一步發力。
澎湃新聞：您認為，今年疫情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如何？
李康：應該説，雖然疫情對國內宏觀經濟有負面的衝擊，但也帶來了一些意外的機遇。
受益於國內嚴密的疫情防控措施，中國復工復產進程領先全球，而中外經濟復甦的錯位，在漲價效應的加成下，使得2021年進出口數據表現亮眼，也成為了拉動經濟的主要的動力來源之一。
不過，需要看到的是，疫情導致的供需失衡，疊加全球寬鬆的貨幣環境，共同推升了大宗原材料的價格，也給我國製造業，尤其是處於產業鏈中下游的企業造成嚴重的成本負擔。
此外，疫情的局部反覆，也對消費產生負面影響，尤其是餐飲旅遊等線下服務業。特別是對於地方行政治理能力較弱的地區，疫情對投資消費的負面影響更加明顯。
海外方面，除中國外的許多國家，在疫情期間採取了極度寬鬆的貨幣、財政政策予以應對。但是，面對當前通脹漸起且難以遏制的情況，又不得不開始考慮加息縮表。這種政策前後的不穩定，對其經濟帶來了負面影響。可以看到，當下不少海外經濟體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滯脹現象。
不過，伴隨奧密克戎毒性降低及海外財政退位，這一情況開始有所改觀。海外經濟體失業率有下降趨勢，全球大宗商品的價格也在2021年四季度迎來拐點。未來，疫情對全球供需改善、產業鏈進一步復甦的影響，預計將邊際減弱。
澎湃新聞：2022年的資本市場與宏觀經濟相比，哪個更樂觀一些？為什麼？
李康：我認為2022年應該對資本市場更加樂觀些。
首先，資本市場的表現和流動性密切相關，當前我國貨幣政策工具箱已經開啓，狹義和廣義流動性總量將維持穩定充裕，利好資本市場。
其次，資本市場作為宏觀經濟的晴雨表，市場對2022年宏觀經濟的預期其實已經在當前資產價格上有所體現。除非未來經濟出現超預期下行，否則資本市場下行空間有限。從目前市場環境來看，政策加碼維穩經濟的能力和決心兼而有之，經濟出現超預期下行的概率不大。
2021年，中國GDP總量已達美國總量八成左右，即便明年增速放緩，但只要增速仍高於美國，中美兩國GDP總量的差距將繼續縮小。經濟基本面的支撐，給了更多外資投資中國資本市場的理由。
再次，隨着全球產業鏈的持續復甦，大宗原材料價格已經企穩回落，PPI連續兩月同比下降。原材料價格的下降，有助於緩解企業生產端成本，而企業盈利狀況的改善預期也將在資產價格中有所體現。
澎湃新聞：虎年對哪些政策您最為期待？
李康：整體上看，有四大類政策值得期待。
第一類是綠色雙碳相關的支持政策。中國碳達峯、碳中和的雙碳任務持續推進，但低碳轉型短期可能由於生產方式的轉變、設備技術的更新、知識技能的欠缺等原因，給企業和宏觀經濟帶來負面衝擊，這就需要政府出台更多的優惠政策和扶持手段助力企業進行低碳化轉型。
一方面，期待未來能夠出現更多針對實體行業的綠色支持政策，類似汽車行業的“雙積分”政策。另一方面，也期待未來資本市場能夠推出更多政策性的融資工具，幫助相關企業進行脱碳嘗試。
第二類是針對中小微企業的減税降費政策。面對經濟下行壓力，加強跨週期調節是很有必要的。中小微企業是激發經濟活動、解決就業問題的重要載體，對其進一步實施減税降費能夠形成“水多魚多”的良性循環。
雖然短期看，減税降費可能會增加財政負擔，但紓困企業經營壓力，有助於改善利潤，穩定就業，增加税基，而企業和居民收入的增長又會反過來助推投資和消費，最終税收的增加可能會抵消甚至超過最初的財政開支，起到“自動穩定器”的作用。
第三類是促進消費內循環的支持政策。2021年，消費表現疲軟，尤其是下半年以來增速明顯放緩。倘若2022年外需見頂，則促進消費內循環就顯得更加重要。相比2020年的促銷費手段，2021年相關政策有所減少，期待2022年會有更多具體有效的消費刺激政策出台，經濟穩增長少不了消費這架馬車。
其中，如果個人收入與消費的統計指標，在2022年上半年還未明顯改善甚至出現下滑，我認為拉動消費可以考慮借用“直升機撒錢”的超常規方式，即給全社會所有階層人員直接發放貨幣或消費券的形式，來拉動消費促進經濟。
第四類是地產監管政策在“房住不炒”基調下的調整政策。2021年下半年以來，地產投資迅速滑坡，拖累整體經濟。而一刀切的政策會對經濟造成持久的損害，因此既要守住房住不炒的底線，也要避免地產“硬着陸”對經濟造成的創傷。
期待2022年地產監管政策和金融機構對地產供需兩端的信貸支持政策，既能夠在“房住不炒”的框架內進行調整，也能夠穩定市場悲觀預期，預防房企資金鍊惡化導致債務違約情況的發生，進而損害實體經濟的復甦。
澎湃新聞：對於2022年的宏觀經濟，您認為需要特別注意哪些風險？
李康：總的來説，2022年宏觀經濟需要關注五大類風險。
一是新冠病毒變異的風險。新冠病毒可以説是近幾年最大的“黑天鵝”，打斷了經濟週期運行的節奏，使全球都不同程度陷入了經濟停滯的局面。目前，新冠疫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國內疫情零星復發，海外疫情傳播鏈條越來越長，疫情的不確定性給生產生活和全球產業鏈復甦埋下了深深的隱患。
下一步，新冠病毒這隻“黑天鵝”仍將存在，因此需要持續關注和評估新冠病毒對全球經濟產生的負面影響。當然，一旦抗病毒特效藥問世或抗疫其他方面取得重大進展，公認的危就有可能轉變為突如其來的機。
二是匯率的風險。2021年，由於我國出口表現強勁導致貿易順差大增，人民幣出現單邊升值現象。2022年倘若全球供需缺口縮小，漲價因素邊際弱化，出口走弱將會導致順差減小，屆時人民幣存在貶值壓力。
目前，美國已加快taper(逐步退出量化寬鬆)進程，且在2022年下半年的加息預期也比較確定。隨着美聯儲加息美元指數的走強，同樣也對人民幣形成貶值壓力。
三是中美貿易摩擦升級的風險。中美兩國的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階段，決定了中美貿易摩擦已演變成長期性問題。同時，2022年11月美國中期選舉將舉行，美國政壇格局的變化，可能也會對中美貿易摩擦的走向帶來更加嚴峻的變化。對於我國來説，繼續堅持國際國內雙循環體系尤為重要。
四是地產大幅下行和政府債務風險。
五是國際地域政治的威脅。美俄如在烏克蘭“攤牌”及朝核危機兩隻黒天鵝中放飛，尤其是前者將給世界經濟帶來致命性的影響，對資本市場的影響將更甚。
（文章來源：澎湃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