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近期下調了對今年全球經濟增長的預期，甚至開始使用“能源危機”“糧食危機”這類字眼來描述後疫情時代的全球經濟。而國內一些輿論也由此建議我國採取更加寬鬆的宏觀經濟政策。當前全球經濟復甦緩慢，中國作為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率先復甦的國家，在後疫情時代尤其需要謹慎，不能輕易受國內外“不景氣”論調的影響。
已經持續近兩年的新冠疫情，的確讓不少經濟界人士開始擔憂實體經濟的“危機”。這絕不是億萬富翁的“賬面階段性損失”，而是觸及普通老百姓衣食住行的民生“危機”，也就是通貨膨脹以及能源和糧食價格的超常規上漲。
新冠疫情使全球物流體系受到明顯影響，全球自由貿易指數下降。發達國家可以靠“吃老本”、印鈔票維持進出口水平以及居民生活水平。而發展中國家由於缺少貨幣“話語權”，普通居民的生產、生活必然受到實體經濟層面的影響，能源和糧食的生產與消費出現供給和需求兩個層面的風險。換言之，這個世界“窮人”的處境在過去兩年變差了。
西方國家的媒體、特別是英文主流媒體，是不會真正關心全球“窮人”的處境的。因此，中國讀者能夠看到的幾乎所有西方媒體，更多關心的是西方資本的利益如何在中美、歐美博弈中掌握後疫情時代的地緣政治和貿易主導權；是如何通過各種手段，緩解西方社會尤其是美國社會貧富差距帶來的社會撕裂，讓美國的“有色人種”、少數族裔成為社會矛盾的替罪羊。
在這種大背景下，IMF也才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所謂“全球經濟復甦”的宏觀數據層面，而不是重點排除發展中經濟體面臨的糧食和能源問題。要知道，如果能源和糧食價格真的大幅度上漲，發達國家並不會“傷筋動骨”，而那些“窮國”“窮人”則會首當其衝地被迫減少福利，匯率和全球資本流動會讓這些國家陷入與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類似的困境。
中國由於率先復甦，不存在糧食和能源危機風險，但是局部地區的“拉閘限電”，也讓一些財經類媒體有了炒作類似傾向性消息的動作。這種非理性聲音，讓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開始認識到資本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力。客觀地説，資本是中性的、沒有絕對善惡的主觀選擇，但是在後疫情時代，在發達國家無節制“印錢、量化寬鬆”的大背景下，一些財經類媒體對中國經濟的解讀出現了“帶節奏”的跡象。
從百姓福利角度，2021年的中國經濟可謂一帆風順：無論是一、二、三產業，還是普通居民消費，實體經濟的增速都是真實的。從去年二季度開始，中國出口部門一直保持着超高的增長率，人民幣匯率堅挺、利率穩定、通貨膨脹可控。更重要的是，在堅持“房住不炒”的宏觀政策下，全國房地產價格連續幾年保持穩定、增幅有限，加上“豬週期”理性迴歸，中國老百姓在疫情衝擊下並沒有感到生活水平出現顯著下降，對未來預期也沒有惡化的跡象，這些都是難能可貴的。
可惜的是，2021年全球資本對中國的看法，在後疫情時代有時並不與普通百姓同步，剛剛發佈的9月份貸款增速和社會融資總量增速同比下滑的數據，似乎也讓一些人更加“理直氣壯”，向央行建議更多的貨幣供給。這種試圖誤導貨幣政策，給炒作房地產市場“解套、鬆綁”的聲音是不可取的。在過去15年裏，國內外投資中國的資本，或多或少都圍繞着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中國房地產企業在“離岸市場”絕大部分通過香港發債融資，總存量早已達到近萬億美元。巧的是，這部分鉅額債務今年開始進入大規模償還期，個別“打腫臉充胖子”的房地產企業，幻想堅持“房住不炒”政策會鬆動，到了債務“火燒眉毛”時，輿論場上又傳出“放鬆房地產銀根”的各種傳聞、猜測、謠言，讓那些過去幾年老實本分、恪守中央政策指導的房地產企業有些慌神：中國會允許房地產泡沫擴張嗎？
無論是處於“初始資本困境”的P2P、互聯網消費金融，還是火燒眉毛的“非理性擴張”的房地產企業，都盼望中國央行能像美聯儲一樣，通過各種貨幣寬鬆，用超發貨幣把中國經濟“泡起來”，讓這些投機客有更便宜的資金。但美國過去十幾年的歷史證明了，過於寬鬆的貨幣政策只會讓富人收益，拉大貧富差距，讓經濟虛擬化，不利於實體經濟和普通百姓。（作者是甬興證券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