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全球疫情和經貿形勢不確定性很大，我國發展面臨一些難以預料的影響因素，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沒有提出全年經濟增速具體目標。近日，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世錦等專家也提出了今後國家層面不再設經濟增速具體目標的建議。
中信出版社新書《增長的錯覺：經濟學家錯了嗎？》作者戴維·皮林認為，在衡量經濟發展水平方面，GDP這一指標或已經失靈，政策制定者應反思設計與環境、平等性、幸福程度等有關的指標體系，更均衡地量化社會發展情況。
《增長的錯覺：經濟學家錯了嗎？》
“GDP衡量的是各種產品的產量，而不計較這些產品是好是壞。”皮林認為，在經濟領域，更多並不意味着更好。GDP不擅長衡量新事物，難以捕捉人類在科技、知識共享、女性的隱性勞動價值等領域內的巨大進步，還納入了毒品、污染等負面的經濟活動。
皮林還介紹了幾種各有利弊的潛在替代指標，內容涉及財富、平等性和可持續性的衡量方法，以及“主觀福祉”等指標，他表示，我們往往通過經濟增長看待大部分社會發展，而這個習慣可能使我們忽略真正值得關注的發展質量和新價值。
《增長的錯覺》一書表明，國內生產總值、平均收入等方法雖有其內在經濟學道理，但在經濟結構逐步由製造業向服務業、由模擬向數字轉變的時代背景下，日益顯得有失邏輯。
戴維·皮林
戴維·皮林是英國《金融時報》的獲獎記者與編輯，已為其工作25年之久。現任《金融時報》非洲版塊編輯，曾任英國《金融時報》亞洲版塊編輯，負責全亞洲地區的新聞報道。
對經濟增長的盲目崇拜
反觀歷史，全球發達國家一直因自己在過去的70年中取得的經濟增長成就而沾沾自喜。這種檢視經濟增長的標尺被稱為GDP，是評判一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主要指標。每個人都是經濟的參與者，而“經濟”正是GDP 衡量的對象。
經濟無形無味，卻可謂現代社會環境的背景噪聲。在新聞頭條、商業頻道或者政治辯論上，我們都能看見它活躍的身影。然而，令人驚訝的是，對於這樣一個基礎詞彙，鮮有人知曉它的精確定義，也很少有人知道應該如何衡量其發展水平。我們只知道，經濟必須像鯊魚那樣一往無前。
GDP 是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的指標。如今，GDP 所發揮的作用雖與其發明者的初衷背道而馳，但 GDP 已然成為反映一個國家運轉情況的晴雨表。如果經濟持續增長，國家就繁榮安定。如果經濟出現衰退，國家發展就遇到了問題。但我們發現，GDP反映出的所謂的經濟圖景實則受到了嚴重扭曲，與現實的經濟狀況相比，其呈現出越來越明顯的差異。 在衡量經濟發展水平方面，GDP 這一指標已經失靈。
當今的時代是一個“憤怒的時代”。全球掀起以西方自由主義為代表的思潮，各地民眾紛紛開始質疑甚至抨擊曾經珍視的社會理想和制度。特朗普在美國的崛起，英國的公投脱歐，歐洲國家左、右派非傳統政黨的興起，無一不影響着全球局勢。由民間暴亂引發的政壇動盪更是席捲了印度、巴西、菲律賓和土耳其。
儘管“GDP”是一個耳熟能詳的詞，但很少有人知道，它誕生於 20 世紀 30 年代，且它最初被用於衡量“大蕭條”時期的經濟狀況究竟有多糟糕。二戰爆發前夕，它又“重出江湖”，被用於衡量戰爭可能對國家經濟造成的打擊。我們首先需要明確的是，經濟既不是一個自然現象，也不是一個有待發現的客觀事實。1930 年以前，世界上不存在“經濟”，它與棉花糖、汽車保險或複式記賬法一樣，都是人們提出的一個概念。
倘若我們將GDP擬人化，那麼它就是一個沒什麼道德觀念的人。GDP 衡量的是各種產品的產量，而不計較這些產品是好是壞。它欣喜於出現環境污染問題，對於人們需要花錢治理的污染，它更是求之不得。它也欣喜於出現犯罪問題，因為犯罪問題牽涉警力的大量出動及破窗户的修理工作。它還喜歡“卡特里娜”颶風，對戰爭也持歡迎態度。如果一場武裝衝突將城市夷為平地，那麼 GDP 會先衡量其涉及的槍支、飛機和彈頭的數量，再衡量戰後重建所需的費用。
雖然GDP是一位計算數量的好手，但在計算質量方面，它卻表現得捉襟見肘。此外，GDP在“餐桌禮儀”方面的認知，實在令人不敢恭維。對它而言，一頓擺着三把叉子的晚餐與分別擺着一把叉子、一把刀和一把湯匙的晚餐並無差別。
GDP是一個唯利是圖的商人。它懶得計算不涉及金錢轉手的交易，也不喜歡家務活兒，對於一切志願活動，它都唯恐避之不及。計算人為活動數量的GDP在貧困國家開展工作只能束手束腳，因為這些國家中的大部分人為活動都發生在經濟以外的範疇。
例如，GDP能夠計算超市裏一瓶“依雲”礦泉水的經濟影響，卻無法計算一個埃塞俄比亞女孩因跋涉數公里去打井水而造成的經濟影響。
經濟增長是工業化大生產時代的產物，因此 GDP被設計出來，主要是為了衡量有形的生產活動。它不怎麼適用於現代社會的服務業經濟，而服務業在許多富裕國家的經濟結構中恰好占主導地位，比如保險業、城市園林規劃行業等。計算磚塊、鋼條和自行車等產品的產量時，GDP表現得並不差，但其適合計算的對象僅限於那些“你能搬起來砸自己腳的東西”。
如果我們以GDP為衡量工具，那麼如今抗生素的價值不過幾個便士，但在一個世紀以前，一位染上梅毒的億萬富翁卻可能願意將半數以上的財產拱手讓給醫生，以換取7天的抗生素療程。
簡而言之，我們對經濟的定義相當粗略。正如筆者曾聽某人不經意間提及的那樣：“如果你被堵在路上，那麼你就是在為 GDP 做貢獻。如果你去朋友家幫忙，那麼你就沒有為GDP做貢獻。”
GDP無法反映經濟增長背後日益加劇不平、不均衡現象
我們都隱約感覺到好像有什麼不對勁兒，卻又説不清究竟哪裏出了問題。終於，2008 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向全世界宣告：經濟指標失靈了。GDP增長讓我們有機會為國家經濟的騰飛歡呼雀躍，誰知接踵而至的竟是雷曼兄弟公司的破產，以及幾乎席捲整個西方世界的經濟衰退。美聯儲前主席艾倫·格林斯潘曾表示：“美國經濟正穩步增長，政府不應干涉市場，而應讓市場自行創造更多財富。”全世界的人們曾一度對這一言論推崇備至。
事實上，從標準衡量指標來看，我們幾乎看不出美國經濟穩步增長的跡象。相反，美國經濟建立在快要膨脹到極限的購房債務之上，還有越來越高明的銀行家在操縱金融市場，以求自己在分紅時賺得盆滿缽滿。當時，業界人士普遍認為發達經濟體已達到一種新的理想狀態，即所謂的“大穩健”時期：技術專家已將經濟繁榮與經濟蕭條的循環週期變為歷史，不被幹涉的市場總能在動態平衡中迴歸良好的發展勢頭。
然而， 我們沒能看到經濟增長背後日益加劇的社會不平等現象和各國發展的不均衡現象。美國對中東石油輸出國和中國的貿易均出現巨大逆差，而兩國均在樂此不疲地將逆差流出的美元以投資美國國債等方式迴流美國。被譽為“世界工廠”的中國實則成了美國的債主，中國借錢給美國供其購買自己生產的各類商品。就這樣，美國經濟看似坐上了螺旋上升的旋轉木馬，直至它停了下來。幾年後，許多西方國家仍在苦苦掙扎，它們千方百計地想將經濟拉回 2008 年以前的水平。因為此前多年的所謂 “經濟增長”，不過是一種錯覺。
若想以 GDP 的視角看到經濟增長，國家就得保證生產無止境。
與此對應的，必然是消費無止境。然而，除非人們永遠渴望獲得越來越多的物質享受和精神體驗，否則經濟增長終有停止的一天。也就是説，為了使國家經濟長盛不衰，我們必須永不知足。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前提之一就是“人的慾望是無休無止的”。但只要我們捫心自問，就會知道“無窮的慾望最終只能讓人接近瘋狂”的道理。
只需翻看SkyMall的商品目錄，飛機上的每位旅客就能在座位上訂購各類“必備”商品，比如身着17世紀貴族服裝的寵物畫像、用松鼠頭製成的標本掛飾、與人等高的叢林攀緣猴玩偶，甚至還有可以安在狗嘴上的橡膠厚唇。這樣看來，當一些經濟學家叫囂“當今世界的問題在於需求的長期萎靡”時，我真不明白，我們到底還需要購買哪些東西。
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看來，世界從未像今天這樣美好，消費者的購買力也從未如此強勁。自1942年聯邦政府首次公開國民賬户以來，美國經濟一直呈增長態勢。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同樣如此。雖然 2008 年的金融危機使全球多數國家的經濟出現了一段短時間的衰退，但這些國家的經濟現已重新恢復增長。儘管經濟增速放緩，但國家經濟體量從未達到如此可觀的水平。如果不斷累積的經濟增長能夠代表國家處於國富民強的狀態，那麼我們對現狀的滿意程度肯定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平均收入是一個陷阱
過分看重經濟增長會帶來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經濟增長的果實永遠不能被平分。
平均收入是衡量國計民生水平的標準，其計算方法是用一個國家的經濟總量除以本國居民數量。平均收入是一個陷阱，帶有嚴重的誤導性。銀行家的收入比烘焙師傅的收入高，而後者的收入又比失業的人的收入高。
極端情況下，如果一個富裕國家的經濟蛋糕全部落入一人之手，那麼這意味着該國的平均收入水平會顯得十分喜人，而且這個國家的絕大多數人會被活活餓死。
除了朝鮮這個特例外，現實世界並不會如此極端。但即便在美國，平均收入也可能被嚴重扭曲了。別忘了，美國人每年創造出的財富絕大多數流入1%甚至0.1% 的人手中。你還是有些難以理解嗎？事實上，那0.1%的最富裕人羣僅涉及16000 個家庭，其掌握的財富總量卻自1980年以來實現了5倍增長。相較於19世紀末所謂“鍍金時代”的最富裕人羣，當今時代的最富裕人羣享受着更大的美國經濟蛋糕。
倘若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僅僅得益於“富者更富”，而普通人的辛勤工作只能維持温飽，那麼這樣的經濟增長到底還有什麼意義呢？
研究結果顯示，一個人的幸福指數的高低並不取決於其獲得的絕對財富的多少，而取決於其獲得的相對財富的多少。
試想，如果某個加州大學的教職人員被告知其同等職位同事的工資水平更高時，那麼他就會產生不滿情緒，並可能因此萌生跳槽的想法。相較之下，發現自己工資偏高的教職人員將不會產生任何情緒上的波動。
這樣看來，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可謂人與人之間的軍備競賽，每個人都想比身邊的人領先一步。你可以想象自己走進一家當地餐館，發現這裏的每個服務員或廚師都不甘心一直領着手頭那點兒工資。 你的相對財富有多少，取決於別人相對於你有多窮。正是這種渴望超越且保持領先的心理，驅使我們每個人像倉鼠一樣，在經濟的輪子裏越跑越快。
雖然我們不斷地將經濟水平推向了高潮，但我們沒有獲得更多的幸福感。如果一個服務員每年的收入是10萬美元，那麼你就要求自己的收入必須是20萬美元，否則你就可能成為下一個為別人端盤子的人。如果這個服務員每年的收入是20萬美元，那麼你就要求自己的收入必須是40萬美元，由此循環往復。
事實上，人類社會的情況並非總是如此。 幾千年來，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增長”的概念。曾經，農業經濟幾乎陷於停滯。當且僅當工業革命爆發後，人類才變得無所不能。人類社會先是經歷了一段緩慢的發展時期，之後每年就以驚人的速度實現了大規模生產。
也正是在這一時期，以英國為首的歐洲各國率先躍升為世界強國。隨着這股工業化革命浪潮的推進，美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也逐漸擺脱貧窮，將當時仍以農業經濟為主的亞洲國家、非洲國家和拉丁美洲國家遠遠地甩在了身後。
政策制定者應該如何思考經濟
如果“增長”對人類社會而言還是一個相對較新的概念，那麼“經濟”這一概念的誕生更是之後的事。在“GDP”被髮明出來以前，人們即使有這個意願，也很難定義“什麼是經濟”。 此前，“經濟”的概念幾乎等同於節約開支。1808 年，著名作家簡·奧斯汀在給妹妹的信中寫道：“我應該咀嚼冰塊，飲法國酒，擺脱窮酸的經濟。”
如今，我們每個人對於“經濟”和“經濟增長”的概念都耳熟能詳了。甚至可以毫不誇張地説，“經濟”和“經濟增長”已經統治了我們的生活。但這些名詞究竟代表什麼意思呢？
經濟學家們設計了一個經濟發展狀況的衡量體系，但假如連尋常百姓也覺得這個體系衡量出來的結果與現實情形大相徑庭的話，那麼該體系的可靠性將實在令人不敢恭維。
況且，倘若我們連衡量對象都搞錯了，或僅僅衡量某個還不足以反映現實的對象，那麼我們依據這樣的衡量結果而制定的指導方針與政策也將是錯誤的或漏洞百出的。政府總是會最大化地利用衡量出來的結果來制定相應政策。正因如此，過去幾十年來，政府制定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儘可能地刺激經濟增長。
英國兩位前首相托尼·布萊爾和戴維·卡梅倫均發起過旨在衡量國計民生和經濟增長水平的項目。儘管這些嘗試漸漸淡出公眾視野，但它們的出現引發了人們對“政策制定者應該如何思考經濟”的爭論，並對經濟發展走向造成了影響。例如， 英國曾率先嚐試衡量醫療衞生和教育等公共服務，卻發現傳統經濟指標大大低估了這些公共服務的價值。
當今社會將科班出身的經濟學家奉若神明。這些經濟學家制造出大量令人費解的數學公式，併為公共事務的討論設定基調。最後，經濟學家們成為決定政府應該在學校、公共圖書館和軍隊上支出多少錢的人。也是這些經濟學家決定了社會可以承受的失業率是多少、政府是否應該印鈔，以及政府是否該為那些貪得無厭的銀行家收拾爛攤子。
比爾·克林頓曾憑藉“笨蛋，問題是經濟！”的競選口號入主白宮，這反映出當時的美國選民對國家經濟的迫切關注。在那個年代，雖然這句競選口號沒什麼含金量，甚至沒有多少人能明確説出“經濟”的定義，但的確有不少人以美國經濟環境的好壞為依據進行政治投票。選民們對美國經濟環境好壞的評判大體上基於個人的主觀感受，比如工作是否穩定、收入是否足夠支付房貸等。
無論哪位政治家，如果其執政期間的經濟出現了負增長，那麼這位政治家就走到了政治生涯的終點。看來， 美國選民們早已被一個模糊的概念綁架了。
自此以後，情況出現了一絲轉機。目前，全球出現了一片反對之聲，這表明人們迫切渴望叫停經濟學家們一再扭曲現實生活的做法。這種呼聲一方面象徵着思想上的解放，另一方面又可能引發不良後果。
我們誰也不願意讓非專業人士建造橋樑、開飛機或做心臟手術，試問又有誰敢讓不懂經濟學的人來掌控國家經濟呢？經濟學家們的問題在於，他們總愛聲稱自己通過科學方法得出了十分精確的結論，但其結論的“精確度”實在是有目共睹的。
此外，他們的經濟言論並不能代表普通民眾的經濟現狀。這也正是民眾有必要學習經濟學基本語言的原因。掌握這種語言後，任何人都能對經濟學家的言論進行分析，並適時要求經濟學家做出改正。
環保主義者發出警告，當我們無休止地追求經濟增長時，受威脅的不僅有生物多樣性，甚至還有我們自己。永無止境的消費慾望和持續增長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終將使我們失去賴以生存的家園，那麼我們空有財富又有何用？只有在經濟學領域，經濟持續增長才被視為一種美德。對於同一概念，生物學中也有一個專有名詞，它叫作“癌症”。
經濟學呈現出來的世界觀可能是扭曲的。從清潔空氣到確保道路安全，從促進就業到宣揚理性思維，這些對人類至關重要的事務都被經濟學排除在視野之外。我們當然可以甩手不幹，將準確定義經濟增長的任務丟給別人，但這麼做也就意味着，我們自願放棄了參與討論的機會，將對生活的掌控權拱手讓給自我感覺良好的經濟學家。看看我們現在的處境吧，是時候行動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