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國家外匯局發佈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5月末，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為31017億美元，較4月末上升102億美元，升幅為0.3%。
外匯儲備的小幅升值主要得益於5月匯率折算和資產價格變化帶來的正面估值效應。實際上，疫情發生以來，全球金融市場波動加劇，估值變動對外匯儲備規模影響較大，外匯儲備月度波動性也加大，例如，3月外匯儲備環比大跌461億美元，但4月又轉跌為增，但月環比大增308億美元。
展望後市，國家外匯局新聞發言人、總經濟師王春英6月7日表示，當前，全球疫情和世界經濟形勢仍然嚴峻複雜，地緣政治風險上升，國際金融市場動盪加劇。隨着我國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取得積極成效，我國經濟運行正逐步向常態化復甦。往前看，我國經濟潛力足、韌性強、迴旋空間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點沒有改變，將繼續支持外匯儲備規模總體穩定。
估值效應拉動外儲規模繼續回升
新冠肺炎疫情自1月底在全國蔓延以來，2-5月的外匯儲備規模經歷了從下跌到恢復增長的轉變。4月以來，外匯儲備連續兩個月實現正增長，截至5月末，外匯儲備規模僅較年初微降63億美元。
民生銀行首席宏觀研究員温彬也表示，疫情發生以來，全球金融市場波動加劇，估值變動對外匯儲備規模影響較大，本月估值變動導致外匯儲備規模上升。從主要匯率變動上看，5月美元匯率指數貶值0.7%。非美元貨幣漲跌互現，歐元兑美元升值1.3%，英鎊兑美元貶至2%，日元兑美元小幅貶值0.6%。
從資產價格上看，主要國家資產價格有所上漲，以美元標價的已對沖全球債券指數上漲0.3%；股票價格繼3月大幅下探後有所回補，標普500指數上漲4.5%，歐元區斯托克50指數上漲4.2%，日經225指數上漲8.3%。綜合考慮匯率折算和資產價格變化效應，估值變動導致本月外匯儲備規模增加。
除了估值效應對外匯儲備形成正向支撐外，温彬認為，真實貿易和跨境資本流動對本月外匯儲備規模變動也產生影響。當前，海外疫情形勢仍然較為嚴峻，雖然4月我國出口金額同比增長3.5%，但外需減弱仍然對國際貿易形成較大沖擊，5月我國新出口訂單PMI仍然只有35.3%，預計真實貿易對外匯儲備規模形成拖累。另外，人民幣資產受到國際投資者青睞，5月北向資金淨流入超過300億元；5月末，境外機構託管的人民幣債券面額達到21130億元，環比增加1119億元，這是自2018年11月以來的連續18個月增長，跨境資本流入對外匯儲備規模增長形成貢獻。
專家呼籲全球加強匯率政策協調
5月，受國際因素影響，人民幣兑美元匯率經歷過短期的貶值壓力，市場關注度提高。5月27日離岸人民幣兑美元匯率當日貶值0.42%，幅度較大，盤中一度觸及7.1954的高點，逼近2019年9月創下的近期高點。
匯率貶值壓力也對貨幣政策的進一步邊際寬鬆形成一定製約。5月以來，由於貨幣寬鬆程度不及市場預期，引發債券市場大幅下跌，市場資金利率也有所上行。招商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謝亞軒推測，央行對當前人民幣匯率的態度是“鬥而不破”。在現有美元指數等約束條件下，推測央行目前仍將2019年9月3日離岸7.1962和在岸7.1854的極值視為不破的“紅線”或“底線”。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再次強調，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維持匯率的基本穩定，對於當前穩外貿，以及金融市場的穩定都有重要意義。
中信證券研究所副所長明明表示，一方面，從穩住外貿外資基本盤的發展目標來説，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至關重要。另一方面，上證綜指與人民幣匯率之間的關係來看，人民幣匯率貶值時股票市場走勢往往表現不佳，因此從股票市場的角度考慮，人民幣匯率水平的相對穩定具有重要意義。從10年期國債收益率與人民幣匯率的聯動效應來看，人民幣匯率與國債收益率呈現較為明顯的負相關性，但當人民幣匯率出現明顯的大幅貶值時，匯率問題或成為貨幣政策面臨的一項重要約束。因此在當前背景下，穩匯率的重要性顯著提升。
展望下一步的匯率走勢，謝亞軒認為，對大蕭條的深入研究表明，強貨幣對經濟具有抑制作用，大蕭條期間越早退出金本位的國家其經濟收縮的幅度越小，經濟復甦的速度越快。反觀2013年以來的全球經濟，全球兩個最大的經濟體和經濟增長兩個最重要的“發動機”，美國和中國，其實際有效匯率分別上升11%和20%。這一局面的形成，固然有經濟基本面的因素，但與日元和歐元區的“競爭性”貶值也不無關係。
“非常之時當有非常之策，當前，在新冠疫情帶來的巨大經濟衝擊面前，更是需要美國、中國、歐元區和日本聯合起來加強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協調，帶動全球經濟走出長期停滯狀態。鑑此，我對未來兩個季度美元指數的基準預測是下降至95以下，人民幣兑美元回到7左右的水平。”謝亞軒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