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為了爭取美國的支持援助，中國當時的“第一夫人”宋美齡對美國進行了一次盛大訪問，掀起一場以蔣夫人命名的超級旋風。美國人也好，華僑精英也好，甚至好萊塢明星也好，都被這股風潮迷得暈頭轉向，但是，在好萊塢，被稱為“第一位美籍華人好萊塢影星”的黃柳霜，儘管多次捐資出力支持抗戰，但始終求見蔣夫人一面而不得。
黃柳霜被拒見的理由很簡單，傲慢與偏見。對於這個長期只能在好萊塢扮演華人妓女、奴隸的洗衣工後代來説，無論她多麼努力，在機會有限的異國取得多麼大的成就與認可，在那個年代，對於中國這個屈辱中的民族來講，別説混不上“國家脊樑”，她簡直就是民族旗幟上一塊巨大的污點，長期被自己的同胞“戳脊樑”。她演的電影也在中國被禁映，中國某報紙對她一部新電影的評論標題是《派拉蒙又用黃柳霜來侮辱中國人了》。據説，她好不容易有機會在根據賽珍珠《大地》改編的電影中扮演一個正面角色，但由於當時國民政府的抗議，電影公司把這個角色給了一名日本演員，使她遺恨終生。
若黃柳霜在天有靈，我想，她該羨慕今天的中國女星，她們憑着資本的力量，可能在好萊塢電影裏輕鬆軋一個超級英雄或霸道總裁的角色。但是，她也許更會羨慕另一個人——叫矢野浩二的日本人。
黃柳霜與矢野浩二的共同點是，前者的演藝生涯中，只能接到蛇蠍女子或浮花浪蕊的角色，所有角色最後都會死於非命;後者的演藝生涯中，曾經也是隻能接到殘暴不仁的侵略分子角色，所有角色最後也都會死於非命。只不過，黃柳霜奮鬥一生，結果是被自己的國家引以為恥;而這位在30餘部中國影視劇中扮演“鬼子”的矢野浩二先生，卻得到了2015年度日本外務大臣頒發的表彰，並於前日在日本駐華大使館官邸出席了頒獎儀式。
這個獎項，想必會讓一些網友大感意外。要知道，關於“矢野浩二回國被打”的流言，在互聯網上流傳過很久。傳説中，矢野浩二因為在中國長期扮演“鬼子”，抹黑了日本人形象，在回國時遭到日本暴民毆打，甚至被開除國籍列入黑名單，被迫下跪認錯，女朋友還被流氓騷擾云云。有網友彷彿親眼看到一般，説他對日本暴民大聲喊叫：“誰也不能阻止我愛中國!”簡直驚天地泣鬼神。
很多人，哪怕是矢野的粉絲，在大讚他對中國一片丹心的同時，也會把矢野標籤為日本的“叛國者”。當政治立場成為愛一個人的理由的同時，也可以成為恨另一人的理由。比如，那些一直執着地相信甚至編造矢野浩二在日本被打的人們，那些熱誠地相信姚明拒買日本車的人們，那些跟在黃安先生背後聲討台灣藝人的，一定是同一個圈裏的戰友。
當“愛國”這個概念外延不斷擴大的時候，“叛國”“賣國”的概念也同樣會無限膨脹：開日本車、爆買日貨是“叛國”，把家鄉的地區利益置於大國崛起之上是“叛國”，移民海外遠離父母之邦更是“叛國”。比如最近，一位被稱為“乒乓神童”的12歲孩子張智和，因為填了入籍日本的申請，並將代表日本參加國際比賽，便被一部分網民痛罵“從小就是賣國賊”“漢奸”，雖然比起當年何智麗遭遇的舉國聲討影響要小得多，但看到那些針對孩子的惡毒攻擊，仍然令人心驚。如果用自己的才華為競爭對手國家作出貢獻就是叛國，那麼為中國橫店抗日事業作出貢獻的矢野浩二，簡直是實打實的“日奸”，日本政府為何還要表彰他?簡直就是賣國政府嘛。
翻翻日本的報刊雜誌報道，就很容易瞭解，儘管也會有網民認為矢野不該去演那些或殘暴或狡詐的日本軍人，但大部分時候，他是被普通人所好奇甚至羨慕的存在。他的姐姐會誇耀弟弟在中國的成功，他的侄輩會跟着他學中文，甚至，在中日關係因為釣魚島問題大幅降温期間，還有日本節目邀請他露面大談“如何與中國人搞好關係”。在日本人眼中，矢野浩二是一個勵志樣板，更是一個奇蹟。
矢野浩二的個人經歷，也確實夠得上“勵志”二字。2000年，由東京追夢變為北漂的他，已經是三十而立，卻一事無成。在無數次的專訪中，矢野都會講述着他在困難時受過多少中國朋友的幫助，無論是在北京舉目無親時的第一次生日宴，還是導演拉着他挨桌向圈內朋友引薦……就這樣，一步又一步，矢野從《走向共和》到《記憶的證明》《烈火金剛》《小兵張嘎》《大刀》等抗日劇，徹底變成了中國老百姓眼中的“鬼子專業户”，日本媒體也接二連三地為他拍紀錄片、做專訪、開專欄。在專欄裏，他指責日本人對中國的關心不夠，批判日本式論資排輩的職場文化，指責名古屋市長在南京市訪問團面前的失禮行為……
其實，對於“鬼子專業户”的定位，矢野並非沒有過疑慮。在東京的時候，矢野浩二曾是前任明星、現任日本千葉縣知事森田健作的助理兼司機。在矢野只能接到殺人魔角色的那段時間，他曾經在電話裏向森田傾訴苦悶，森田在後來接受採訪時説：“我告訴他(矢野)，你是個演員，又不是政治家，你只要按照導演的要求把角色演好就夠了。”
資深政治家森田健作的話，也許能夠解釋，為什麼儘管他演出了多部抗日劇，但多數日本人並未把矢野浩二喚作“日奸”的理由。在政治正確與專業精神之間，普通人只需要揹負專業精神，而不必強行揹負政治正確，這已經成為了能被大部分國民接受的共識。也正因如此，日本大神級演員香川照之才能毫無心理壓力地出演《鬼子來了》和《拉貝日記》。
同樣，矢野演得再出名，也是他的個人選擇。他在中國的持續走紅，在喚起中國人對日本的興趣上，可能產生促進的作用。但從另一個意義上講，承認矢野浩二的成就，是日本打出的一張外交牌——但它不會改變日本政府始終不正面承認二戰時的侵華歷史且不做深刻反省之今日國家形象。
矢野的中國式走紅，一方面是因緣際會，一方面，確實得益於日漸開放的環境和文化的包容，讓他能接到更多“人性化”的角色，比如《少帥》中的菊池武夫。在黃柳霜的時代，備受磨難的民族需要用國家榮譽來填補自信，所以個人在生存奮鬥中的妥協往往不被理解甚至曲解。而在今天，大國崛起與小民尊嚴的排位，卻在悄悄發生着位移。
雖然矢野並未曾對日本暴民大喊過“誰也不能阻止我愛中國”，但他曾經寫過一條微博説：“我在日本向日本觀眾和日本國民是否能表態‘我愛中國’這句話?我能!”
與矢野的表態相映成趣的是，近些天，“共和國脊樑”倪萍老師因為在微博上説了句想把家搬到加拿大的意向，便遭遇萬眾唾罵，雖然她趕緊又曬護照又澄清説自己熱愛祖國，但直到如今，唾罵未息，羣嘲又起。
奉行“不添亂、不反對、不棄權”樸素原則的倪萍老師，也許永遠也不會明白，無論是否移民，無論投贊成票還是反對票，都是一種正常的個人選擇權，與愛國與否沒有半毛錢關係。一定要把日常生活與政治正確緊密相連，只能是自己拿起繩子，綁住了原本自由的雙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