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寫這篇文章前，我對張嘉佳的瞭解僅限於兩部非常火的電影，根據他小説改編的《從你的全世界路過》和他導演、王家衞監製的《擺渡人》。慚愧，張嘉佳從來不在我的閲讀視野裏。我也一度把張嘉佳和張佳瑋搞混，近乎張予曦和張馨予之間的區別。
搜到張嘉佳一篇題為《2015年的一些句子》的微博長文，讀了幾句，初初看來，是那種似曾相識的甜到發膩的語言。看到有評論説他是大眾文化的情感按摩師。但情感按摩也需按對穴位，張嘉佳的按摩之所以讓那麼多人百般受用或許和他語言的形式特徵有關。
從修辭文風的角度來説，張嘉佳的語言有這麼幾個特點。首先，語言優美。譬如“空氣流動，風的路線一萬種。人山人海，吹不來去年春風。”再譬如“存了那麼久的笑容，換不來話幾句。記憶裏的歌沒停，和去年一樣的天氣。清早就出發，一個人走夜路回去。有些見面不容易，因為對他沒意義。”這些句子裏有風，有山，有笑容，有歌，比較明媚，偶爾憂傷。
其次，張嘉佳喜歡用對舉式的結構。譬如“人前一杯酒，各自説説笑話。人後一片海，獨自翻翻夜晚。”再譬如“從來都是普通人，何必多提傷心事。你會經歷很多事，只和自己説心事。”這種隨感錄式的表達往往依賴一種簡單的二元對立的結構，一前一後之間，發言者完成了某種情感和思想上的轉折和反思，達成“山窮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式的頓悟，抑或是“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式的悵惘。
作持平之論，從張嘉佳對於這類語言的駕馭來看，他的感受力比較好，對一些幽微曖昧的情感比較敏感。總體來看，張嘉佳這樣的語言儘管有強烈的風格化色彩，但並不是獨樹一幟的，基本上他代表了當前流行文學市場上甜膩軟糯的那一派漢語的形態。如果對他的語言進行一番“系譜學”式的考察的話，就會發現，他的語言並不是無源之水，而是有跡可尋的。
像我這樣出生在八十年末九零年代初的這一代人，基本上和張嘉佳共享的是同一個漢語生態。看到有評論把張嘉佳放在汪國真的那個脈絡裏去理解，其實我覺得這是一種誤讀。汪國真式的漢語其實骨子裏有很強的社會主義時期的語言形態的殘留。“既然選擇了遠方，便只顧風雨兼程”，這個“遠方”很空，不是切身可感的，而張嘉佳的情感按摩術要來得更細膩，與人有肌膚相親之感，而這種細膩感，在我看來，很大程度上受到港台地區的中文以及民國時期張愛玲那一路的漢語的影響。張嘉佳的那些隨感式的句子是不是像極了張愛玲的句子“因為愛過，所以慈悲;因為懂得，所以寬容”?
前段時間，台灣的左翼作家劉大任來上海，王安憶問他如何看待朱家姐妹(朱天文、朱天心)這一脈在台灣當代文學中的位置。老先生從朱天文談到胡蘭成，談着談着談到了張愛玲，他説“張愛玲在台灣的影響遠遠超過魯迅，幾乎變成寫作者的聖經，在我看來，這是台灣文學的不幸。”劉大任的理由是張愛玲雖然好，但是接觸面小，格局不大。張嘉佳這類語言亦是如此，那些扭扭捏捏的慨嘆，其實並不是什麼“豐富的痛苦”，而只是“臨水照花人”式的顧影自憐罷了。
而説到優美，張嘉佳的語言形態確實是十足的港台腔，最大的特點是優美。港台作家的主流語言生態是優美。對此，學者羅崗有一個説法，通過汪曾祺來比較海峽兩岸兩種中文：比之於海峽對岸，內地語言表現力更強，有血有肉，更能涵蓋三教九流的眾生相，更加口語化，語言禁忌更少。反觀台灣，其作家的語言趣味則較內地明顯典雅，措辭及行文所保持的文人化痕跡較濃較深。
而優美的語言確實有它獨有的情感撫慰的功效。但問題是，這樣的優美是不是也是另一種貧乏?它是不是隻能涵蓋某種特定的階層，而無法囊括更廣大的社會階層的經驗?舉例來説，你能用張嘉佳這樣的語言去敍述一個農民工的生命經驗嗎?如此來看，張嘉佳雖然很紅，但他所能輻射的影響力其實也是有限的，這是一種有着高度清晰邊界的語言，他的情感按摩術也只能對某個特定的羣體產生撫慰的作用。
看多張嘉佳這樣整飭、清潔、明媚的語言，我想有必要多讀一些不那麼整整齊齊的語言來中和這滿腔氾濫的胃酸，我們也需要有點“亂”的語言。想到很多年前阿城《棋王》劈頭蓋臉那一句：車站是亂得不能再亂，成千上萬的人都在説話。
要成千上萬人都在説話，還是一個人的自戀私語?相較之下，我倒更喜歡那些亂哄哄的網絡流行語，“你媽喊你回家吃飯”“草泥馬”“厲害了word哥”等等，相比張嘉佳，起碼這類有點亂有點糙的語言還沒陽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