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能壯膽，“武松打虎”就是借喝酒之後那股猛勁、衝勁完成的壯舉。明星也不例外，常常看到很多明星因醉酒上熱搜，那我們就來看看這些明星在酒後做出了甚麼
樂嘉在錄製某節目時也發過酒瘋，導致節目中斷，身為評委的他酒後像個瘋子一樣爆粗口，亂摔東西，又蹦又跳，毫無公眾形象，甚至強摟同為評委的金星，把金星嚇壞了。
2008年，網上一張李亞鵬當街小便的照片引起熱議，據悉，當時李亞鵬在廣東順德鄉下拍戲，收工後約朋友在街邊喝酒喝多了，於是乎便在市郊田間大樹底下小便了一下，沒想到卻被拍到。
2011年5月9日晚，高曉松因酒後駕駛造成四車追尾，最終被處以“危險駕駛罪”被判拘役6個月，罰款4000人民幣，並吊銷駕照。
黃海波因在北京某酒店嫖娼被警方當場抓獲，並被判處15日行政拘留的處罰，隨後又被收容教育6個月。據瞭解，當時黃海波是因為喝了不少酒，所以要求私人司機找來賣淫女進行嫖娼的違法活動。
2013年7月30日，林志穎和陳若儀在泰國普及島補辦婚禮，曹格一家作為嘉賓受邀參加婚禮，豈料在隨後的婚宴上，曹格因喝醉酒在婚宴上大飆粗口，鬧得場面非常之尷尬，同時，曹格還曾被曝因為醉酒與側田當街打架。
沒想到我們的大哥成龍也會酒後失態吧，成龍醉酒大鬧李宗盛演唱會，還與觀眾粗話對罵，可謂出盡了洋相，成龍醉酒後還喜歡佔女星便宜，摟抱女明星。
明星工作應酬喝酒是必不可少的，就連女神林志玲也一樣，早年醉酒後自摸豐胸，吮吸手指，舉止粗放，看的讓人臉紅耳赤，女神形象蕩然無存，醉酒醜態畢露。
徐崢因暴打女記者上了熱搜，印象中徐崢是一個温文爾雅的中年男子，沒想到醉酒後的他把女記者打的左眼眶和頭部出血，面部也被踹。可見醉酒後的徐崢有多暴力。
看完這些明星的醜態，突然發現那些回家睡成死豬的朋友都不算醉酒啊，反正小編醉酒就會跟別人説自己沒醉，最後都不知道怎麼回去的，大家也可以留言分享分享自己或者朋友的醉態哦。
摘要：對多數人來説，身份和心理上離狗仔會遠一些，而離“被偷拍的明星”會近一些，狗仔跟人們有什麼關係呢？而每個人在生活中都可能有徐崢這樣的遭遇，隱私被人肆意侵犯。人們在現實中不會成為“偷拍人家隱私被打的狗仔”，卻很容易成為隱私被偷拍被竊取的受害者，所以人們看這條新聞時毫無“被打痛感”，而是迅速代入了“隱私被侵犯”的受害身份，利益共情中義憤填膺地站到了徐崢那一邊。
吐槽青年出品 曹林｜文
徐崢與跟拍女記者發生肢體衝突，媒體報道稱“向女記者臉上踢了三腳”，話題持續發酵，徐崢發微博承認動粗並道歉，還解釋了事情原委，稱當時情緒激動是由於“長期以來對類似事件的厭惡感”，稱“不明來由的跟蹤和偷拍讓他心生恐懼”。受傷女記者隨後表示，徐崢的解釋讓她感到非常憤怒，永不原諒。輿情顯示，網友基本一邊倒站在同情和理解徐崢一邊，不支持狗仔偷拍明星隱私的行為。
從法律理性的角度看，這種輿情似乎不太正常，怎麼這樣支持一個醉酒失態打人者？但從輿情傳播的身份代入規律看，網民這樣的傾向太正常了。從寧波動物園老虎咬死逃票者之後的一片“死了活該”，到電影院開閃光燈被打得鼻青臉腫後又被網友罵得狗頭淋頭，可以看到，主導網絡情緒的從來不是法律正義觀，而是“以牙還牙”的民間樸素正義觀。不是複雜的理性辨析，而是簡單粗暴、嫉惡如仇、二元對立的道德判斷。
在網眾樸素的正義觀中，問的不是誰違法，不是誰是弱者誰可憐，也不是誰錯大誰錯小，而是誰先錯誰後錯――也就是説，更在意行為的因果次序，先錯的人行為總會被置於放大鏡下苛刻審視，而後錯者無論犯什麼錯，總會受到同情和理解。這就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樸素正義觀：管你什麼“打人犯法”啊，誰讓你先偷拍別人隱私的？樸素的正義觀包含着一種“無限正當防衞”的暴力傾向：誰讓你先冒犯我的，我怎麼揍你都有了理直氣壯的理由。誰讓你逃票的，咬死活該，誰讓你看電影時還站起來開閃光燈，活該被打。
傳統媒體時代，人們對弱者會有一種天然的同情，弱勢標籤在傳播中自帶道德優勢，而在新媒體中，網眾對“越弱越有理”的傳統標籤有一種報復性的逆反情緒，越打扮成弱者模樣反而越易受到苛責，人們對“裝弱者賺同情”帶着過度防衞心態。
比如，在傳統媒體時代，“明星毆打女記者，臉上直踹三腳”這樣帶着明顯強弱暗示的標籤下，輿論肯定站在看起來比較弱勢的“女記者”那一邊，把矛頭指向明星。而新媒體時代形成了輿情顛覆，“因果”比“強弱”重要。正因為此，人們對被老虎咬死的逃票者毫無同情，對野生動物園裏違規下車而被老虎撕咬的人毫無寬容，即使這些人在兇猛的老虎面前是十足的弱者，可誰讓你先錯的呢？傳統傳播時代，人們也許受過太多那種“越弱越有理”故事的誤導，經歷過太多那種“被弱者誤導然後被事實打臉”的反轉劇，對弱勢標籤產生了本能的警惕：你弱你就有理，你弱就該讓着你？
傳統輿情時代，主導輿情的是傳統媒體的報道――不同傾向的用語，會引導不同的情緒。比如，“徐崢與某工作室女記者發生肢體衝突”――強調的是肢體衝突，所謂衝突，就是一個巴掌拍不響、兩方都有錯。而“遭肆無忌憚跟拍！徐崢深夜怒踹跟蹤偷拍者”――顯然帶着明顯的情緒傾向性，公眾很容易跟着標題情緒走。“徐崢被曝打女記者 徐崢陶虹婚姻名存實亡”――這種標題則明顯傾向黑徐崢，用標題暗示把公眾帶到痛罵“演藝圈渣男”的節奏中。可以看到，傳統媒體基本都在批評徐崢，多是“對女人發飆雖勇猶恥”之類批評。
而新媒體時代主導輿情節奏的不是媒體標題，而是公眾的身份代入。公眾看新聞時代入什麼樣的身份，立場就會站到那一邊。顯然，當公眾看到“徐崢和好友聚會被偷拍 毆打追拍女記者怒踹其面部三腳”這條新聞時，代入的身份不是“捱打的女記者”，不會去體驗“被打女記者的痛感”，而是明星被跟蹤和偷拍、隱私被侵犯時的憤怒感。對多數人來説，身份和心理上離狗仔會遠一些，而離“被偷拍的明星”會近一些，狗仔跟人們有什麼關係呢？而每個人在生活中都可能有徐崢這樣的遭遇，隱私被人肆意侵犯。人們在現實中不會成為“偷拍人家隱私被打的狗仔”，卻很容易成為隱私被偷拍被竊取的受害者，所以人們看這條新聞時毫無“被打痛感”，而是迅速代入了“隱私被侵犯”的受害身份，利益共情中義憤填膺地站到了徐崢那一邊。
正常的新聞報道中，比如曝光公權腐敗，調查報道觸碰利益集團，涉及公共利益，記者的身份會讓公眾更有共同利益感，很容易讓公眾代入了記者身份那一邊。而狗仔與明星的衝突中，人們對靠扒明星隱私為生的“狗仔”有天然厭感，人們的身份代入會傾向於隱私被侵犯的明星們。所以能看到，明星與狗仔衝突中，無論明星如何張揚，被罵的總會是狗仔。當然，無論如何我是反對這種打人的任性態度的。
(2017-0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