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袍糾察隊3》：殺死那個超級英雄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毒眸（DomoreDumou），作者：廖藝舟，編輯：趙普通，頭圖來自：《黑袍糾察隊 第三季》
“對英雄敍事繼續不遺餘力地踐踏和辱罵。”美劇《黑袍糾察隊》第三季的豆瓣頁面，有網友如此評價。
月初上線以來，新一季《黑袍糾察隊》口碑表現十分搶眼，播出6集的情況下爛番茄新鮮度仍高達97％，爆米花指數87％。國內觀眾同樣對該劇“持續看好”，第三季的豆瓣評分達到9.4，前兩季則均為8.6。
“黃暴”“顛覆”“反套路”都是《黑袍糾察隊》在傳播過程中的特徵標籤，不過這部劇最濃重的底色當屬“反英雄”。
從首季開始，劇集就對美漫中一系列經典超級英雄形象進行了解構和惡搞，他們被巨頭公司塑造、培養再滲透進娛樂與社會的方方面面，撕開“英雄”的光鮮外表後，更像一個個心理殘缺的惡棍。而主角團們則在對抗的過程中不擇手段，從陰影中執行帶私刑意味的“正義審判”。
一位“反英雄”往往由不完美的性格、無準則甚至是邪惡的行為，加上接近英雄壯舉的行為結果構成，《黑袍糾察隊》中的主角和主線都相當典型。而《黑袍糾察隊》並非孤例，近年來，反英雄題材的影視作品似乎愈發受到觀眾歡迎。
用5800萬美元成本，撬動7.82億美元票房的R級電影《死侍》；全球票房破10億美元，同時被威尼斯金獅獎認可藝術成就的《小丑》；《毒液》《自殺小隊》等漫畫中的二線角色紛紛成為好萊塢電影公司眼中的熱門改編對象；《大羣》《月光騎士》等流行劇集也層出不窮……在超英這個垂直領域內，“反英雄”們儼然撐起了有別以往的豐富圖譜，並在商業成績和受眾範圍上都超越了《刀鋒戰士》《守望者》等前輩。
粉絲們間有句話叫“超級英雄史也是美國社會史”，而不管在哪個年代，“反英雄”在文藝作品中的崛起總是映射着社會現實。
“反英雄”，誰不愛
這季《黑袍糾察隊》開場僅15分鐘，就上演了一出令人目瞪口呆的黃暴戲碼，盜版“蟻人”縮小身體鑽進愛人的身體時，沒忍住打了個噴嚏，身體恢復原狀，房間裏霎時只剩下被撐爆的一地的肉醬血漿。
該創意和幾年前《復仇者聯盟3》上映時粉絲們的惡搞説法很像，當時國內外網絡社區都流傳過“搞定滅霸的方式是讓蟻人鑽進他體內”，滅霸飾演者喬什·布洛林還專門發推玩梗。但真能將其改頭換面並在作品裏拍出來，《黑袍糾察隊》的尺度之大可見一斑。
“尺度不受限制”是絕大部分反英雄作品的一項共有優勢。這也正是它們總能比傳統英雄故事更有“魅力”的表層原因之一。
受制於迪士尼爭取受眾圈層最大化的全球策略，復聯繫列向來要確保“閤家歡”體驗，髒話都極少見。系列設置過一個反覆出現的笑點：鋼鐵俠忍不住時，形象正面的美國隊長會提醒他“注意語言”。
而2016年，死侍剛一登場，就在一連串污穢的碎嘴中，毫不留情地把十餘名敵人屠了個遍。當反派失去行動能力，英雄往往選擇寬恕，死侍二話不説就下殺手。面對不公、仇恨等通常能催生出“英雄”的際遇，死侍卻用插科打諢消解掉了正向意義，還經常用嘲弄嚴肅的態度打破“第四面牆”與觀眾嘮嗑。
很多時候“反英雄”角色會被視為獨立與反叛的象徵，卸下道德枷鎖、從心所欲行動也是觀眾喜愛他們的一大原因。“尺度”只刺激腎上腺素，“反叛”則暗合了某種潛在的心理訴求。
不同作品展現反叛的形式不盡相同，2019年的《小丑》較為特殊，需指明的是，小丑這一形象在誕生近80年時間裏只是個被塑造得很立體的“反派”，但在電影改編中卻基本契合了“反英雄”的定義——接近反派或是有缺點的普通人，同時具有英雄氣質或做出英雄行為。
小丑的反叛更赤裸地指向了西方社會的階級落差，槍殺華爾街精英和節目主持等情節意味着他是一名秩序破壞者。哲學家齊澤克曾評價影片稱：“我們應該祝賀好萊塢和它的觀眾，它呈現了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非常黑暗的一面，可以被定義成‘社會恐怖片’。”而小丑只展示暴力，不提供社會改良方案，角色只在片尾“徹底達到虛無主義的那個節點時獲得了短暫自由”，“接下來該做什麼”完全交給了觀眾，這已經能在西方世界激起廣泛共鳴。
聯繫現實、解構現實，本身也已經成為了反英雄作品的一大看點。《黑袍糾察隊》就專注於這一點，孜孜不倦地把娛樂亂象和社會亂象作為惡搞對象。劇中的“沃特公司”能把黑料公關成票房收割機，第二季的剷除納粹故事美化包裝後就成了一部超英對決式的商業大片。加入“七人組”需要通過綜藝選秀，節目組深諳“炒CP”之道，劇集還通過角色之口説出了“真人秀當然有台詞”。
“支持性少數羣體”“黑人的命也是命”等在歐美國家此起彼伏的社會浪潮，在劇中也被成功商業化，口號發揮着商標一樣的引流作用，背後的羣體訴求並不被真當回事。而槍械博覽會上的大量兒童，又在暗諷校園槍擊事件頻發。
這些對現實的諷刺足夠讓觀眾發出會心苦笑，也讓劇作在表達上向前邁進了一步。
從神到人再到反英雄
追本溯源，“反英雄”本是文學、戲劇領域的專有概念，學界有研究指出：反英雄是當代社會危機和文化危機的產物。
20世紀，隨着高科技的誕生與應用，人類與自然的關係日趨緊張，而在社會關係和精神領域裏，階層之間的貧富差距拉大，宗教信仰的根基又在一輪輪理性主義的質疑中被動搖，反英雄形象擁有的乖張行徑和紛亂思想，“體現的是一個缺乏信仰的時代所特有的文化病症”。
可以説，作為文化現象的“反英雄”是後現代主義浪潮的末端表現之一，在文學領域內有《麥田裏的守望者》中的霍爾頓、《第二十二條軍規》中的尤索林等一系列呼應新思潮的角色形象。而隨着概念本身的清晰與細化，許多古典文學、現代文學中的形象也被學界普遍認為具有反英雄色彩，例如《荷馬史詩》中的阿喀琉斯、《堂吉訶德》中的堂吉訶德等。
“反英雄”成為被普羅大眾都知曉的概念，則是由於它與“超級英雄”的綁定。而如果查看超級英雄的形象流變過程，會發現這也是一個和歷史局勢、社會思潮相呼應的過程。
1938年，《動作漫畫》的創刊號上出現了首位超級英雄“超人”。彼時“經濟大蕭條”的陰影還未完全遠去，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恐慌已經到來，人們在積極創造物質財富的同時又對未來充滿不確定性，虛幻世界裏的“救世主”就成為了為大眾提供鼓舞、安全和慰藉的象徵。
隨着人們的期望提升，超人的能力也在逐漸豐富，從最初僅有力大無窮，到慢慢添加飛行、熱視線、超級聽覺、冷凍呼吸等能力，總體就像他簡潔的名字一樣，向着無所不能發展。超人的形象可以理解成神話英雄的現代變種，是位幾乎完美的英雄偶像。
有不少超級英雄都有接近超人的特點，比如來自比人類更優秀的種族、和神話或宗教故事有密切關係等，神奇女俠被設定為宙斯與亞馬遜女王之女，雷神則取自北歐神話。隨着二戰蔓延，還出現了把星條旗穿在身上的美國隊長，超級英雄們在劇情裏參加戰爭、保護平民也成為了一種創作趨勢。
“超人不接地氣，我從未對他感興趣。我的所有超級英雄都有人的缺點，他們的生活並不完美。”這是斯坦·李自述的創作理念。事實上，超級英雄的流行形象可以大致分為三個階段，如果第一階段的關鍵詞是“現代神話”，還延續着古老的英雄崇拜，第二階段則更傾向打造英雄的人性。
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通常被認為是美漫的“白銀時代”，戰爭已經結束，文化政策較為寬鬆，但冷戰帶來的是更長期也更微妙的陰霾與壓抑，這個時期的超級英雄常常是“有缺點且自我懷疑的”，斯坦·李和傑克·科比合作創作的蜘蛛俠、綠巨人、奇異博士等形象相繼問世，拋開超能力他們的表現和普通人別無二致。
不過這批形象本質上也沒有脱離傳統英雄主義，他們依然在為了偉大事業克服重重障礙，以拯救世界為己任。蜘蛛俠系列的“能力越大，責任越大”便是這批“凡人英雄”的精神註腳，在英雄身份與普通生活之間他們往往最終選擇了前者，反而更好地演繹了勇氣、犧牲等英雄特質。
80年代到21世紀初，美國科技與經濟都基本在穩定發展，全球霸主地位確立，一方面和平已久，動輒拯救地球的理想化宏大敍事讓部分讀者審美疲勞，離現實生活距離太遠；另一方面，高度發達的資本社會同時也存在愈發尖鋭的階層矛盾，科技與經濟並不能給下層民眾帶來足夠的安全感，作為通俗讀物的超英漫畫又有了創新需求。
越來越多將反派基因與英雄行為相結合的“反英雄”便開始出現，包括康斯坦丁、死侍、再生俠、地獄男爵等。他們要麼面臨着和普通人一模一樣的瑣碎困境，要麼單純取悦自我，這顯得比二元式的正邪獨立更加真實，更符合複雜年代滋生的人心裂隙。英雄式的目標已被從角色的原始動力裏抹殺，受眾則在“反英雄”們身上找到了更多自己的投影。
漫畫到影視改編本身存在一定滯後性，而如今觀眾所熟悉的超級英雄影視作品井噴，則發端自9·11事件後。9·11事件打破了許多美國民眾關於“最強大、最安全國度”的幻想，對虛擬英雄的需求被再度點燃，2002年《蜘蛛俠》的票房成績超越了此前所有超級英雄電影。後來20世紀福斯的X戰警系列、迪士尼的漫威系列和華納的DC系列紛紛出現，讓超級英雄成為了最炙手可熱的改編題材之一。
不過既然漫畫領域的流行角色已經完成了“從神到人再到反英雄”的改變，新世紀的不少超英作品都會注重挖掘角色內心的灰色地帶，哪怕超人也顯得更加“苦大仇深”——亨利·卡維爾版本的克拉克時常要在人性與神性之間做抉擇。
《守望者》電影的編劇大衞·海特還曾表示：“原本它顯得太黑暗太複雜了，但世界在9·11事件後改變了，全球新思潮終於達到了阿蘭·摩爾（原作者）在1986年預言的樣子。”
拯救世界？已經不流行了
2014年時NBC就推出過反英雄漫改劇《康斯坦丁》，該劇的結局是首季播完被砍，與如今《黑袍糾察隊》的待遇截然不同。超級英雄作品的泛濫自然會導致反英雄類作品更加流行，這符合受眾口味的變化規律。除此之外，“反英雄”的崛起還有一些別的解答方式。
早期超人有句著名台詞：“為了真理、正義和美國道路，進行着無盡的戰鬥。”超級英雄也是美國“國家正義”和“社會正義”的象徵，而經過複雜的歷史變化，反英雄類的影視作品裏時常充斥着對這種原始象徵的逆反。
一個情節設定上的具象表現是，角色往往站在政府的對立面。比如《守望者》中刺殺肯尼迪的是主角之一“笑匠”，根據阿蘭·摩爾另一部圖像小説《V字仇殺隊》改編的同名電影則常被認為表達了對2001年“愛國者法案”的反對，該法案給予政府更多的監控權，挑戰了美國社會的自由價值觀。
另一種表現則是個人英雄主義內涵的擴大，“單槍匹馬拯救世界”是比較典型的老派美式個人英雄主義，反英雄角色往往只需要通過冒險完成“自我救贖”。比如《X特遣隊》把重點放在小丑女的內心成長，《毒液》的終局劇情是外星生物與宿主達成和解，都是更符合當代觀眾欣賞慣性的劇本策略。
“美國夢”正在鬆動，而比起過往充滿“英雄主義”的美式價值輸出，現在的觀眾或許更愛看“美式自黑”。反英雄電影的湧現，恰能反映民眾的種種不滿情緒。
超人的紅色披風，可能真沒有糾察隊的黑袍更令觀眾興奮了。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毒眸（DomoreDumou），作者：廖藝舟，編輯：趙普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