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種程度上講，《老友記》和《山河令》異曲同工

關於《老友記》的反饋是一場對於私人情感的揭露。17週年老友《重聚》勾起了無數人在回憶中不斷拉扯重演的情緒，“半分鐘笑噴半分鐘又淚奔”變成了劇粉新的集體記憶。

《老友記》

《老友記重聚特輯》

一部蔓延十年的劇集，它的成功之處不僅在於塑造了六個（甚至更多）立體、多元又有時間序列的形象，而更在於建立了他們之間相互交錯、堅固穩定的聯結。這是一出真正的“羣戲”，就像它的製作人David Crane所説的那樣，劇集要做的不是去講述“一個主角和他的朋友們”，它要講述的恰恰就是“the friends”本身。正因為如此，當你詢問一個老友記的劇迷“最喜歡的角色是哪一個”時，碰到最常見的答案是“我喜歡他們所有人”。我們旁觀着這十年的聚散離合，也沉浸其中，被他們的命運牽動，也在他們身上找到鏡像般的自我投射和期許。

然而更值得探討的是《老友記》中的“友誼”為何如此打動人。它有一個非常有趣的設定：這六個人，除了Chandler，其他五個人的職業大體都遊離於資本主義大工業背景的邊緣，而作為唯一一個正經的辦公室白領Chandler，劇集已經播出了四季，他的職業依然成謎，連好友們都説不出他究竟是做什麼的，編劇甚至用這件事做了梗。Chandler看似面目模糊卻又異常清晰，我們清楚他的性格、習慣甚至口頭禪，熟悉他的家庭背景，瞭解他的恐懼與渴望，可是我們卻不知道他在社會分工中的位置。這透露出了這部劇集最顯著的特徵之一：友誼的建立是與職業、階層無關的，也是與奮鬥與“美國夢”無關的。這本質上是一種對異化和物化的反抗，它展現出來的不是卓別林式的螺絲釘，而是作為人的特性，有思維與情感，有個人意志與自由選擇。沒有人是工具，也沒有角色被工具化。

如果説作為一個大都會人，在資本主義巨物的齒輪之中，渴望能保有有限自由，那麼友誼便是其最大的烏托邦。它不像先賦性的親情，與生俱來而無法反抗；不像愛情，摻雜了承諾與慾望；更不像我們在台前幕後扮演的其他形形色色的社會角色，戴着各式各樣的面具自我展示着。友誼是一種自由，也是一種命運對於善良的回饋。前段時間的熱播劇《山河令》其實異曲同工：“世代相交，爾虞我詐；萍水相逢，性命相托。”這是中國式的浪漫，但也是跨文化相通的，我們渴望的都是屬於個人意志的、經驗式的情感體驗。

也正因為《老友記》的這一特性，它不會過多關注職場、社會、政治等羣體性的議題，其聚焦點是日常生活中的瑣事，一座咖啡館兩間公寓便是幾乎所有事件的發生地。好友們也會發生形而上的爭論，但這些探討不會脱離日常生活，於是不會造成割裂，他們不會因為觀點不同而無法同桌用餐。煙火氣與世俗生活是這劇集的核心。“就本性而言，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人的確具有政治屬性，但生活的分秒卻是由一麥一藜一言一語構成的，現在進行時大於一切先驗與後驗，不被任何“主義”所綁架，這便是屬於老友的生活哲學，屬於天生的“陌生人們”之間的相處之道。

實際上，《老友記》的故事發生在世紀交匯處的紐約——這個極度繁華與善變的大都會。要論城市文明與文學藝術之間的淵源，恐怕深厚得難以追溯，“都市風景”有了完全不同於前工業時期的面貌。當波德萊爾極力地將巴黎描繪成異質性的海洋，瞬息萬變與轉瞬即逝是美與激情的來源，齊美爾則看透了這感官刺激背後的乏味與麻木。標準化貨幣經濟中的理性主義為現代人在心理上對抗不確定性提供了自我防禦機制，貨幣邏輯構成了人際關係的媒介，可衡量、可計算、可操縱；人際網中遍佈着“陌生人”，他們是都市的漫遊者，是霍普畫筆下的“夜鷹”，他們步入你的生活區域，接近又保持距離，離別隨意又剋制。現代人變得冷漠且厭世、算計並焦慮，然後又以這種心理現實與內在經驗去重構外部世界，使其呈現出相同的樣貌。現代性的本質是心理主義的，是流動的。如果一切堅固的都將煙消雲散，如果躁動的靈魂中凝固的內容均已消解，那麼“我們如何在現實中找到有關未來的願景”？“屬於現代生活的事物是偶然的、過渡的、短暫的，這是藝術的一半，而藝術的另一半是永恆與不變”。被“永恆與不變”的濾鏡所美化的烏托邦是否更具誘惑力？

《老友記》就是那個關於都市生活的烏托邦，我們看到一個和諧的、沒有巨大分歧與敵對的世界，在這裏沒有權力結構也沒有權力距離，只有形形色色的人們，世俗卻不世故地接近彼此，相愛着、快樂着、自由着。我們也渴望遇到這樣的友誼與聯結，真誠地喜歡對方的靈魂，脆弱又堅韌，短暫又雋永。“我們以後會在市郊有一棟房子，我們的孩子會在那裏騎着單車，我們會養一隻貓，脖子上掛着鈴鐺。我們會在車庫的房頂上蓋一間房子，給Joey養老”，這是全劇最動人的一刻，他們賣掉了公寓，十年相聚終有盡頭，緣聚緣散其實都強求不了，可Chandler與Monica真的在新家為Joey留了一間房。其實每次刷劇都執着地不願點開最後一季，在這風雨如晦的世界裏，不願告別內心的都市烏托邦。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曹阿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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