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電影她比較滿意的，如鄭正秋編導的《姊妹花》，已成為她的經典之作。……還有《狂流》、《脂粉市場》等也都是她認為比較好的影片。她對黃子布（夏衍化名，她一直稱夏衍先生為黃先生）一直心存感激，她認為明星公司是在黃先生等加入後才真正拍了一些有文藝價值、有水平的電影。”
“在離開香港到達曲江，她婉謝了李漢魂將軍代表國民政府發給她的兩萬法幣贈款，她説：‘當時杜月笙、谷正綱、孔祥熙乃至電影界的黃子布（夏衍）、司徒慧敏等人都是認識並有來往的，戴笠不過是其中一人，也並不是特別的一人，……’”
夏衍和女兒沈寧， 攝於1960年代
“1987年，我（作者劉慧琴）回國見到夏衍先生，我和他的女公子沈寧是多年摯友，我住在夏公家，猶如家人。夏公很關心胡蝶，頻頻詢問胡蝶在海外的生活起居，並提出請胡蝶回國定居。夏公説，胡蝶是個好人，為中國電影事業的開創和發展做出過貢獻。……我向胡蝶轉達了夏公誠摯邀請的盛情。我難得見到她如此激動，眼眶裏有淚水閃動。”
這幾個段落，摘自劉慧琴的《寫在〈胡蝶回憶錄〉再版前》一文，她是胡蝶生前最後的摯友及回憶錄的整理者。我用了幾個小時拜讀完這本書，閲讀的過程是愉快的，可以用四個字來形容：興致盎然。
胡蝶對我祖父的稱呼保持着黃子布——黃先生這件事，起源於中國電影史上的一次開天闢地的大事件：1932年5月，左翼電影小組進入明星公司擔任編輯顧問，我祖父是組長，從那一刻起，紅色基因注入、滲透到中國電影業裏。這幾位左翼人士的政治面目是很清晰的，明星“三巨頭”之一、也是錢杏邨的同鄉周劍雲邀請他們加入“明星”，並且保證不暴露其政治身份，分別都起了化名，這之前，“文委”開會討論過，且得到了瞿秋白的同意。在這些前提下，胡蝶與黃先生結識了，並有了後面的合作。
本文作者與祖父夏衍，攝於1970年代
“明星”老闆張石川的女兒張敏玉始終跟我們家保持着“串門式”的常來常往。她晚年對我講起來，也是説，明星公司對我爺爺這些新文化人是待若上賓的，他們會去張石川的家裏討論劇本，那時候她還是孩童，已上過大銀幕，我爺爺抱着她坐在身上談劇本。可見，左翼電影人與公司老闆的關係是和諧的，春風化雨的，左翼人士有他們的政治主張，而老闆們有他們的“生意經”，在兩者不衝突的情況下，坐下來還是客客氣氣，彼此尊重的。
這樣的交情在明星公司結束以後也一直保持着，抗戰中，“……時於霧重慶話劇演出，某日，我（黃宗江）化了妝在後台，聽人説胡蝶在台下看戲，……事後，與夏公（衍）閒步，他淡淡地説起，曾在街頭遇胡蝶。胡蝶説：‘黃先生（子布）儂也來啦重慶？’”
1947年9月3日，我祖父自香港寫信給張石川，信的內容是談對一個電影劇本的意見，寫信的年份是摧枯拉朽的前夜，經過一場抗戰，他們兩人的個人境遇和社會地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可是信的抬頭依然是“石川兄”，落款是“弟子布”，保留着“明星”時代的痕跡。這封信，張阿姨在臨終前交給了我保存。
我祖父在上世紀50年代擔任上海市常委和宣傳部長的時候，周劍雲仍是他辦公室常來走動的“座上客”，直到他赴京任文化部副部長。
再回過頭來説，當時左翼文化人進入電影界的背景，大時代的潮流是淞滬戰爭之後，民眾的愛國情緒空前高漲。“九一八”後從北平傳來的打油詩“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當行”，儘管胡蝶公開登報闢謠，但客觀上對明星公司造成了被動的困境。電影界內外對《火燒紅蓮寺》這類怪力亂神影片的深惡痛絕，連胡蝶本人也説：“這是我最想忘掉的一部電影。”同時期的“聯華”影業公司，老闆羅明佑擺明了要與此風氣劃清界線，拉着導演孫瑜拍出了《野草閒花》。這股文藝片的清流，逼得老牌的明星公司終於坐不住了——左翼同樣也是張石川的“生意經”。而新文藝運動衝擊電影界是勢不可擋的潮流，這一點，田漢是很有預見性的。
“明星”的輝煌是30年代中國電影的輝煌，同時“明星”的輝煌也成就了胡蝶的輝煌。這一勢如破竹的盛景，在1933年，也就是左翼加入的第二年，達到頂峯。
1935年，從2月份到7月份的歐洲考察之旅，無疑是胡蝶輝煌人生中的高光綻放，她得以躋身於世界文藝名流之列。這部回憶錄對此用了巨大的篇幅詳盡敍述，構成了全書最有分量的一部分，其價值遠遠超出胡蝶對影片創作和角色塑造的記述，足以見得此次歐陸之行在胡蝶一生中的重要性。胡蝶之所以被舉薦成行，除了有戈公振的主推外，“明星”在電影界第一把交椅的地位，及胡蝶在“明星”的頭牌地位才是重中之重的原因。
中國電影業的第一次輝煌來得並不晚，與好萊塢摩肩接踵。輝煌的標誌之一，是以三大公司為代表的中國電影產業化雛形已成規模，這當然與各公司掌門人的價值取向有關。我祖父在他的《懶尋舊夢錄》裏是這樣分析三大公司的巨頭們的：
“這三家中，按當時的情況，‘聯華’算是比較開明的，它的主持人羅明佑是基督教徒，後台是民族資產階級，所以他不拍色情片和《火燒紅蓮寺》之類的武打片，也有了孫瑜、沈浮、卜萬蒼、譚友六這樣的導演。天一公司（也就是現在在東南亞和香港電影界很有勢力的邵氏影業公司的前身）的老闆邵醉翁，在三家大公司中可以説最保守，他是寧波人，上海話説‘算盤打得頂精’，只要能賺錢，什麼片子都拍，……至於明星公司，則張、鄭、週三位過去都和‘文明戲’有關，鄭正秋是文明戲的編劇兼‘名演員’，以‘言論老生’聞名，周劍雲是‘劇評家’，有事業心，也比較開通，張石川則一般説來在政治上是一箇中間偏右分子……”
由此，三大公司形成了中國電影的三大流派，傳承了幾代電影人。以羅明佑、吳性哉“聯華”引領的文藝片路線，從早期的大中華百合到“聯華”、“聯華”二廠，再到戰後的“文華”，其代表人物為導演孫瑜、費穆、阮玲玉，及戰後以“苦幹”為基礎的黃佐臨、桑弧、石揮、李麗華等；以“天一”為一脈的娛樂片模式，從上海發展到東南亞，最後落腳在香港的“邵氏”，擁有了李翰祥這樣的票房大導演。這一脈很頑強，生存期也最長，具有電影活化石的意義；相比較打新知識分子和城市文藝青年牌的“聯華”和娛樂大眾的“天一”來説，“明星”走的是寓教於樂的正劇路線，代表着社會主流的最大公約數。這一由“明星”開創的文藝傳統，延續影響了幾代電影人，從鄭正秋到蔡楚生，再到後來的謝晉，一脈相承，基因強大，體系完整健全。而胡蝶的“母儀天下”的形象做派，正所謂“十之五六若寶釵，十之二三若襲人，十之一二若晴雯”，與傳統正劇的“大青衣”氣質不謀而合。
因此，胡蝶的應運而生不是偶然的。她崇尚電影的教育功能，可惜她在自己的總結中，缺少了些對錶演藝術到位的分析。伴隨着電影業的發達，當年上海的電影類雜誌畫報作為媒體同樣迎來了鼎盛時代，胡蝶當時佔據了媒體上最多的版面，最重的位置，最長的時間，幾乎無人可及，是羣星中最奪目的一顆星。當然，這跟明星公司的強勢營銷也是不無關係的。
張敏玉阿姨説，胡蝶在“明星”人人都喜歡，阮玲玉則正好相反。小童星張敏玉是胡蝶的合作者，在中國第一部有聲片《歌女紅牡丹》裏飾演紅牡丹的女兒。她在回憶胡蝶時説過，有聲片以後，胡蝶之所以站得住腳，是因為她會講北京話，而阮玲玉卻張不了口，走到了末路。另外就是胡蝶的拎得清、會做人，不僅在老闆們中吃得開，在片場場工中也很得人緣。
胡蝶的情緒管理能力遠遠超出一般人，她的會做人跟她的端莊大方的外貌一樣有口皆碑、為人稱道。甚至，那些口碑給人留下的印象超過了角色，這一點，也恰恰與阮玲玉相反，阮玲玉的默片形象是定格在銀幕上的，永恆的。
而關於“人言可畏”，胡蝶雖然可以避免阮玲玉式的悲劇，卻依然逃脱不了相同的遭遇，除了前面提到的在北平與張學良共舞的打油詩之外，伴隨了她一生的就是與戴笠的關係。
呂恩阿姨的丈夫胡業祥是胡蝶的堂弟，她是“二流堂“成員，一直叫我爺爺奶奶“乾爸爸”和“夏媽媽”。私下裏聽她不止一次地説過，戴胡的關係是謠言，私生女更是無稽之談，胡蝶由於宮外孕流產喪失了生育能力。為此，呂恩還做了一篇專訪為胡蝶辯誣。在《回首——我的藝術人生》（呂恩著，中國戲劇出版社，2006年）裏，呂恩描述過在重慶大後方時真實處境下的胡蝶。即便是這樣，胡蝶仍舊是揹負着這一謠言走完了這一輩子，她的會做人的本領都不能幫她躲過這場宿命。
“明星”在“八一三”上海戰役的炮火中成了一片廢墟，從此，胡蝶的黃金時代也就結束了。她的事業高峯、經濟優渥、生活幸福都留在了戰前的舊上海，一去不復返。
逃亡、避居、重操舊業、移民、客死他鄉……是胡蝶後半生的崎嶇，直至洗盡鉛華。當劉慧琴轉達我祖父對她回國定居的邀請時，她是激動的，畢竟在故國還有一位老朋友在惦記着她。
但她是上個世紀老派的淑女，無奈之中依舊保持着有尊嚴的理性：“好是好，只是兒孫都在這裏，我已是個無用的老人，怎能再去增加國家的負擔。怕只是夢裏幾時尋，只能終老他鄉了。”
不到兩年的光陰，一場人生的大戲落幕於温哥華，“蝴蝶要飛走了……”
2022年大年初一於北京
作者：沈 芸
編輯：錢雨彤
責任編輯：舒 明
*文匯獨家稿件，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