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客帝國4》的崩塌，是科幻作品在技術爆炸時代面臨的普遍困局
《黑客帝國：矩陣重啓》（以下簡稱《矩陣重啓》）已經在國內院線上映一週，作為大IP的續集，電影票房非常不理想，北美上映首日票房收入僅640萬美元，而根據貓眼專業版數據，內地上映第一天票房僅為333萬。相比於前三部電影累計斬獲的16億美元票房，這次可以説輸得徹底。
不僅如此，電影口碑甚至比票房的滑坡更嚴重。截至發稿，豆瓣評分只有5.7分，離前三部的9.1分、8.6分和8.8分相距甚遠。國外觀眾也不買賬，IMDb評分只有5.7分。甚至導演拉娜·沃卓斯基都借電影中的角色之口，説出拍攝這部續集的部分原因是在華納要求之下的無奈之舉。
票房稀爛、影迷吐槽、甚至連導演都在自嘲，《黑客帝國》的“重啓”為什麼無法複製曾經的成功？本文作者認為，《黑客帝國》系列曾經是超越時代、預示未來的先鋒，而如今它已經成為了與時代同行的鏡像。《矩陣重啓》遇冷的背後還有一個更值得思考的問題：在人工智能、元宇宙、虛擬現實等新技術不斷爆炸式湧現的當下，傳統科幻題材的想象力似乎有些跟不上現實了。科幻作品該如何尋覓自身的價值呢？
《黑客帝國：矩陣重啓》海報。
難以超越的前作
與註定遇冷的續集
估計很少有人不會承認，談起科幻電影，《黑客帝國》是一座繞不開的豐碑。贍養人類的機器搖籃、閃動着綠光的數字流瀑、穿着黑色皮衣的特工、凝固的時間與滑翔的子彈……這部由沃卓斯基姐妹（當時是兄弟）於1999年推出的作品引爆了無數為人所熟知的文化符號，也幾乎界定了一種電影的類型。該系列三部曲全球票房超過了16億美元，它的影響力也超越了時間，縱觀《黑鏡》、《西部世界》等現在最流行的科幻劇集，《黑客帝國》所開創的很多設定，也成為新一代科幻導演們思考的背景和出發點。
然而20年後，矩陣的重啓卻難以再現昔日的輝煌。2021年12月22日，該系列的第四部《黑客帝國：矩陣重啓》首映，第一週僅僅收穫1200萬美元的票房收入，遠低預期。儘管有不少影評媒體認為，疫情影響了人們線下進入電影院的熱情，但即使結合線上流媒體的觀看數據，對比《沙丘》等同類型電影的表現，《黑客帝國》續作的表現疲軟也一目瞭然。在今年1月14日該片登陸中國大陸後，豆瓣等網站上的評分同樣持續走低。
《黑客帝國：矩陣重啓》豆瓣評分截圖。
或許是華納先行放出的紀錄片太過驚豔，導致觀眾們的實際觀影體驗出現了較大的落差。其實從很多客觀條件來看，《矩陣重啓》的遇冷本應該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因為完結於2002年的黑客帝國三部曲，可以説用史詩級的篇幅書寫了一個過於完整又極度開放的故事。
第一部的開始，尚未成為救世主尼奧的打工仔托馬斯·安德森跟隨“小白兔”前往“兔子洞”，向它發出邀請的是著名思想家鮑德里亞的《象徵交換與死亡》，這似乎就已預示着電影將開啓一系列對哲學問題的深入探討。尼奧面對紅藍藥丸的抉擇，回應了有關真實/虛擬邊界的經典爭論；機器城中飼養人類的培養皿，用具象的形式演繹了哲學家普特南有關“缸中之腦”的思想實驗；跟隨“先知”的墨菲斯則是人類種種信仰的化身，觀眾在他一次次的堅信與幻滅中拷問自由意志的存在……借用哲學家齊澤克的評論，《黑客帝國》就是一個對哲學家們的“羅夏墨跡實驗”，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佛教，不論你是哪種“主義”的偏好者，都能在這部電影中找到一條追問的路徑。
《黑客帝國》（1999）中的紅藍藥丸。
這種多線程探討深入議題的劇本，無疑需要藉助三部曲的體量來完成，從這個角度看，作為續作的《矩陣重啓》被許多人詬病的思想內核單薄，似乎也在情理之中。用線上娛樂網站Screenrant的一篇影評的話來説，本想看看重啓後的矩陣如何能帶來更多關於自由意志問題的新見解，沒想到看到最後，卻發現這是一部愛情片——考慮到僅僅只有一部電影的時間，而前作又已經打好了如此多的深井，《矩陣重啓》的發揮空間自然是相當有限的。
拋開這些深入的哲學探討，《黑客帝國》系列令粉絲們叫絕的還有當初充滿先鋒色彩的特效與動作設計。不過，同樣是“徒手擋子彈”的情節，20年前尼奧的初次演繹引來了觀眾們的一片驚呼，而如今同樣的橋段則遭到許多“純粹為了炫技”的質疑。這其中或許有觀眾審美疲勞的因素，但毋寧説，這種質疑也是《矩陣重啓》遇冷的一個縮影：它不再是那個超越時代、引領潮流的先鋒，而成為了一種與時代同行的鏡像。
《黑客帝國2：重裝上陣》（2003）劇照。
從引領潮流的先鋒，到時代的鏡像
《矩陣重啓》的很多情節，都會讓觀眾誤以為在看一部都市劇而非科幻劇。在與機器世界達成合作並犧牲了自己之後60年，尼奧被重新接回矩陣，他新的身份是一款名為“黑客帝國”的同名遊戲的開發者。而搭檔崔尼蒂則換了名字，成為一名時刻需要盯着孩子，為家庭費心的母親。從飛檐走壁的黑衣俠客，到坐在格子間，一臉倦容地改bug的程序員，和同時忙於家庭與工作的母親，1999年的理想彷彿跌落到2022年的現實，你我在其中能看到自己真切的倒影，但難以尋回那種凝視未來的震驚感。而導演在電影中安排的許多“自我調侃”的情節，打破了“第四面牆”，同時也進一步製造了跳脱感，讓人失去面對一部科幻作品時的敬畏。
其實，單就“再現現實”這個角度，《矩陣重啓》不無引人深思的新創意和亮點。《黑客帝國》一類的賽博朋克式故事，往往着力於討論未來世界人與技術之間的關係。什麼區分了人和機器？什麼構成人的主體性之所在？這些都是創作者致力於挖掘、也難以迴避的問題。沃卓斯基姐妹的劇本儘管構思天馬行空，但給出的答案其實依舊是“愛”：第一部結尾，崔尼蒂的愛救回了尼奧的性命，並激活了救世主的源代碼；第二部《重裝上陣》中，尼奧偏離了前五代救世主“命定”的選擇，在返回錫安與保護崔尼蒂之間，毅然選擇了後者，而這個偏離，恰恰也成為先知迭代更新下一個新矩陣的關鍵；史密斯在成為威脅矩陣的病毒後，大肆擴張自身，口中唸叨着“我，我，我”，這種消滅他者的宣言，更是讓他在哲學的意義上徹底站在了擁有愛情的尼奧的反面。在一個一切都被因果律“決定”的世界，“愛”驅動着人的自由選擇，也讓人依舊在機器統治的世界裏保留着獨特而堅挺的姿態。
《黑客帝國2：重裝上陣》（2003）劇照。
在《矩陣重啓》中，“愛”依舊是核心的命題，只不過，它不再意味着一種純粹的解放，同時也藴藏着奴役的風險。取代了“建築師”的“心理分析師”找到了一種能夠繼續讓尼奧幫助矩陣世界運行，但又避免其覺醒的方法：利用他和崔尼蒂之間的愛。只要他們處在一個合適的距離，兩人靠近時會產生能量，同時這種距離的接觸，也不會讓他們徹底尋回過去的記憶。
在一個人們被數字科技包圍的時代，這早已不是什麼驚世駭俗的警示。羅蘭·拉斯特就在《情感經濟》一書中，明確表示人工智能的到來，會讓人類社會走出體力經濟時代，進入“情感經濟”時代，情感成為了人最為核心的競爭力，也是最重要的生產力，許多左翼理論家近些年也提出了“情感勞動”、“數字情感勞動”等概念。人類學家項飈也在前不久的騰訊“科技向善”會議上提出了極富想象力的“社會型市場”一詞，在他看來，當前社會的一大特徵即是人與人之間各種連接形式，都逐步被轉化為市場盈利的來源。可以説，《矩陣重啓》的這一設定從根本上挑戰了前三部中作為“解放之源”的愛情，並讓我們以更復雜的態度看待它。令人隱憂的是，愛情這種複雜的屬性，可能恰恰是我們正在經歷的現實。
《情感經濟：人工智能、顛覆性變革與人類未來》，[美]羅蘭·T.拉斯特、黃明蕙 著，彭相珍 譯，中譯出版社2022年1月版。
沃卓斯基姐妹做出的類似突破，還體現在《矩陣重啓》的結尾。眾所周知的是，即使黑客帝國前作三部曲花了很大的篇幅刻畫尼奧等人的選擇與反抗，但直至最後，他們無法逃避一個令人絕望的事實：這些選擇同樣也是設定好的。救世主是為系統升級而準備的，引導其解放的先知，只不過是機器系統用來喚醒尼奧的交互設計師。解放者們的大本營錫安，也極有可能只是一個進階版的矩陣（儘管關於這點有許多的爭議）。不過歸根到底，三部曲中的人類都懷有熱愛自由、渴望擺脱奴役的天性——他們等待被解放，這是沃卓斯基姐妹在彼時的電影中所選擇和秉持的立場。
在第四部中，這種立場改弦易轍。借設計師與尼奧和崔尼蒂的對話，導演為我們呈現了一個擁有不同底層邏輯的矩陣世界，在社交媒體、娛樂科技的麻痹下，人們並不再認為註定攜帶着痛苦和煩惱的自由是一件比享樂更優的事情。這或許也是電影與現實對應的最嚴絲合縫的一處情節。《連線》雜誌的影評稱《矩陣重啓》是一部拍給成年人（Grown-up）的電影，當老一批的觀眾們長大，如今的他們，如心理分析師所説，已經“不再愛談論悲傷和失去”。現實中的觀眾們，真的還會認為真實和虛擬，做“哲人”還是“快樂豬”，是一個需要做出選擇的問題嗎？
NBC的一篇影評認為，與前作的悲壯基調相比，《矩陣重啓》的結尾無疑是充滿樂觀主義情緒的，尼奧和崔尼蒂試圖用自己的行動，重新塑造矩陣中人們的觀念，“給這片天空重新塗抹彩虹”。然而對於這些懸而未決的疑問，這種結尾是尷尬而唐突的。可以説《矩陣重啓》遭遇的這些尷尬，連同電影本身，一同都成為了時代的反映而非預言。
《黑客帝國：矩陣重啓》截圖。
技術爆炸的時代，
《黑客帝國》式故事還有什麼吸引力？
當然，關於《矩陣重啓》遭遇的滑鐵盧，有一個重要的客觀因素自然不得不提，那就是儘管華納始終極力推動這部堪稱“搖錢樹”的作品拍續集，但作為主創靈魂人物的沃卓斯基姐妹卻並非發自內心地支持。播客極客銀河指南的主持人大衞·巴爾·科特利（David Barr Kirtley）甚至將這些來自外界的有關繼續拍續集的壓力，比作電影裏受程序控制攻擊尼奧的“羣蜂”。電影毫無保留地用尼奧和遊戲公司上司的對話調侃了這一無奈，一些影評也認為，華納的壓力使得許多影史經典相繼爛尾，才是《矩陣重啓》反映的最大的現實。
《黑客帝國：矩陣重啓》截圖。
在接受多個媒體的採訪中，拉娜·沃卓斯基都提到，最終選擇繼續拍《矩陣重啓》更多是出於很個人的理由——因為失去父母親的傷痛。“我不知道如何處理這種悲傷，某個夜晚，我突然想到我還有Neo和Trinity，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兩個角色”。《黑客帝國》之後，從《雲圖》到《超感獵殺》，沃卓斯基姐妹其實並未放棄對想象力邊界的探索，新的《黑客帝國》在某種程度上失去了批判的鋒芒，但它也並不代表着導演放棄了對現實持續深入的思考，而或許成為一種更加珍貴的私人表達。
不過，《黑客帝國》遇冷的背後確實也有一個更大的不容迴避的問題：在一個技術爆炸的年代，人們對眼花繚亂的新科技不再擁有震驚感，科幻作品的井噴也讓觀眾們想象力接受的閾值水漲船高，《黑客帝國》式的故事，還繼續擁有令人驚豔的吸引力嗎？疫情之後，越來越複雜而難以預測的世界，也為作者們提出了更大的創作難題：面對比科幻更科幻的現實，科幻作品該如何尋覓自身的價值？
2017年，《自然》（Nature）雜誌就曾邀請多位科幻作者討論過這一話題。美國作家金·史丹利·羅賓遜對這一問題的看法是，科幻作品能描繪的時間跨度很廣，其中一類被他稱作“近未來科幻”（Near-future science fiction）。這些作品往往有着與現實主義作品相似的構架，人物身處的社會關係，行事邏輯都和我們目前經歷的世界類似，但是處於一個高技術的環境之中。這樣的作品幫助我們在一個思想的實驗室中，探討當下面臨的困境。華裔科幻作家劉宇昆則認為，在一個越來越複雜的世界，科幻小説的功能不再是幫助我們想象或是預測未來，但卻可以幫助我們留存人文主義的精神。因為“科幻作品往往都以構建人文主義敍事為核心”，即便大數據時代各類監控技術的細節或許已經偏離奧威爾當年的設想，但温斯頓等人反抗的勇氣，依舊是代代相傳的財富。
《黑客帝國：矩陣重啓》截圖。
法國小説家阿利特·博達爾則分享了一個可能更為重要的觀點：身處技術爆炸的時代，技術已經和我們的日常生活融為一體，其實科幻作品已經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現實主義作品，似乎我們也並無必要刻意去強調它的邊界和特殊性。而藉助科幻作品，非科學專業人士獲得了參與科學事業、理解科學的特殊途徑。其實在《黑客帝國》中，這種人與技術交融的圖景已經反覆被提及。《重裝上陣》中錫安的議員就曾問尼奧：機器一定是敵人嗎？到了《矩陣重啓》，在新一代的錫安城艾歐，智能生命成為了人類的幫手。時至今日，《黑客帝國》式的故事或許的確不再是一種對未來的“想象”，而成為一種視角，用以看待行進中的現實，用以重新理解人和技術之間的關係。
作者 | 劉亞光
編輯 | 李永博
校對 | 楊許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