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面臨的現實，和影片中孩子們要衝破的命運，一樣殘酷與孤獨。
藍天下，一位略顯蒼老的男人帶着少年走在山坡上。男人唸叨：你去了要好好幹，出去了就不要回來了，在那裏好好賺錢有個好前程。中年男人是少年的二伯，少年名叫小雙，他要去的地方是北京強棒愛心天使隊。鏡頭一轉，回到棒球訓練基地。
這是近期熱門紀錄片電影《棒！少年》中的一幕。影片真實地記錄一羣棒球少年的成長與困境，他們絕大多數是困境兒童或事實孤兒，棒球使他們有了生存下去的根基和人生的目標。
2020年7月，《棒！少年》參加第14屆FIRST青年電影展，並獲得最佳紀錄片獎。組委會在頒獎詞中這樣寫道：流暢的剪輯超越線性的時間敍事，與完備的電影技術的高水平融合，在動人又誠摯的成長故事中，彰顯了人性的温存與希望。
FiRST影展CEO李子為在《棒！少年》院線首映當日這樣評價：紀錄片中所提供的廣闊社會畫卷讓我們看到了人的悸動、掙扎和眼淚，伸手可觸。但她同時也表示，紀錄片能夠公映，擁抱更多觀眾，從純獨立製作的模式中探索出來，是非常艱難的。
（訓練是艱苦的，如何讓孩子們在快樂中完成訓練，極其考驗教練的功力。）
“叫板”市場
在《棒！少年》的電影宣傳海報上，有四個字格外引人注意——叫板命運。北京強棒愛心天使隊的少年要與命運抗爭，用自己手中的棒球擊碎擋在他們身前的命運堡壘。
沒有明星大咖，也不是商業題材，更沒有精良的大製作，這些都註定了這部紀錄片電影“叫好不叫座”的局面。截止12月15日，《棒！少年》在豆瓣的評分8.8分。根據貓眼平台的統計數據，自12月11日全國院線首映以來，這部影片累計綜合票房僅有320萬，首日票房40.7萬，排片佔比僅0.4%。
正如導演陳可辛對《棒！少年》的評價，紀錄片面臨的現實，和影片中孩子們要衝破的命運，一樣殘酷與孤獨。
近年來，類似《棒！少年》這樣公益題材的電影作品並不少見，這些影片更多將鏡頭聚焦在社會弱勢羣體，關注社會問題。他們當中不乏有拿到龍標（公映許可證），並且順利進入院線公映的作品。然而，普遍來看，排片少，票房低，關注度不高。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從排片和票房數據上看，《棒！少年》的表現並不理想。但在電影上映之前，就有眾多明星藝人為其發聲宣傳。馬伊琍評價影片讓她“在不斷哽咽中看完”，井柏然回憶自己在盛夏西寧的露天影院得知影片獲獎時的激動，秦昊則呼籲更多人關注電影中身處“角落”的孩子。除此之外，包括易烊千璽、王源、周迅、黃軒等一眾大咖都紛紛為電影宣傳助力。
（痛仰樂隊主唱高虎為電影《棒！少年》演唱推廣曲《未來的路》。圖/受訪者提供）
在《棒！少年》進入院線公映的第四天，排片佔比由1%下降自0.4%。但有趣的是，例如小米、元氣森林等商業公司開始進行包場觀看，易烊千璽、姚晨也在朋友圈實行包場看片的活動，號召更多粉絲前去觀看。這些行為被稱為“自來水行動”：自願成為“水軍”，為喜歡的電影搖旗吶喊。
資深電影人、麥特文化董事長陳礪志在FIRST青年電影展上提前看過此片，他對《中國慈善家》表示，這是一部近乎完美的作品：不僅僅是一部紀錄片，而是一部實實在在的電影。
在陳礪志看來，眾多導演和演員的支持中不乏真情實感，也有人情世故，但本質上也因為認同和感動。然而，他仍表示，這些參與並不會改變這部電影的命運。他甚至悲觀地認為，無論發動什麼樣的資源，都不可能改變這部電影的市場命運。
近幾年中國的電影院數量不斷增長，越來越多觀眾選擇走入影院。儘管需求倍增，但從票房上看，觀眾多數更願意為大製作、明星班底、商業題材的電影買單，而紀錄片電影很難與商業大片正面對抗。
朱靖江是中央民族大學影視人類學中心主任，在他看來，中國觀眾對於電影的需求普遍停留在娛樂層面上，而不是藝術欣賞層面。沒有剛需，消費就難以拉動。以他的觀察，《棒！少年》在電影院的票價通常在50元上下，加之題材並非娛樂性質，觀眾買單進場的機率自然就降低不少。“如果能夠將電影的觀眾人羣更加細分，以大學和中小學生為觀影對象，讓《棒！少年》走進校園，票價降低反而會更受歡迎。”
（主角小雙與導演許慧晶。圖/受訪者提供）
近年來，院線上映的紀錄片逐漸增多，《四個春天》《掬水月在手》等紀錄片在業內有口皆碑，但在市場上很難經受住票房考驗。朱靖江認為，獨立紀錄片的創作者應該在創作之初就考慮好宣發的方向。“如果創作者想保持獨立的姿態，那就不必迎合市場的品味。”
陳礪志持類似觀點，“我會更務實地認為，如果一部電影它核心表達是藝術的，就沒有任何必要去為市場低頭或者掙扎。未來中國的電影市場，公益性的也好，真實性的也好，理性都更重要、更必要。”
突破常規
少年穿着棒球服，戴着棒球帽，齊刷刷地站成一排。如果不是事先知道他們的來處，也許會誤以為他們是中產家庭的孩子。《棒！少年》導演許慧晶這樣回憶第一次見到這羣棒球少年的場景，“很震撼，有落差。”他指的落差是困境少年與精英運動之間的距離。
愛心球隊裏的40多個孩子來自新疆、寧夏、河北等地，他們都有着令人唏噓的童年。這些棒球少年的父母因為不同的原因早早離開他們，缺乏安全感的童年，幾乎一貧如洗的家境是這些孩子身上共同的特點。
影片中，少年與棒球像是不可分割的一對組合：嫺熟的動作，專業的棒球術語……觀眾即使不瞭解棒球、不懂規則，但會被場上少年的颯爽英姿所吸引。然而，就像這些孩子無法選擇自己的出身一樣，棒球也並非他們主動的選擇。強棒愛心天使隊創始人孫嶺峯對少年們説：你們來到這裏不是因為身體條件好，是因為你們的家庭貧困。
孫嶺峯，前國家棒球隊隊長。退役後，他曾任江蘇棒球隊擔任總教練。2015年，孫嶺峯成立了這支由困境兒童組成的愛心棒球隊，全國各地找尋這樣的孩子，免費提供食宿，教他們棒球，直至18歲。他形容自己當時“腦子一熱”就開始行動，沒想到會碰到許多預料不到的困難。
（孫嶺峯和孩子們的關係亦師亦友。）
2017年，在朋友推薦下，許慧晶來到強棒愛心天使隊在北京的基地。破敗的廠房是棒球隊的宿舍和生活區，沒有標準化的棒球場，場地上滿是塵土飛揚。不過，場上努力揮棒的棒球少年讓許慧晶印象深刻。他覺得，這個故事真正吸引人的不是困境少年的身世，而是當他們和棒球運動碰撞出的火花，在場上專注的狀態。在長達幾個月的調研中，許慧晶決定拍下這羣少年的故事。
開拍之前，許慧晶就想好了要換一種方式。在《棒！少年》的拍攝中，通常會有兩個不同角度的機位。在遇到比賽的情況，最多會有四到五個機位的運用。許慧晶認為，單一機位會在現場丟失很多重要的鏡頭，多機位則有利於對現場更廣泛的觀察和細節捕捉。在觀看影片時，常有一種強烈的代入感，這不單單是一部記錄真實故事的紀錄片，甚至拍出了比劇情片更扣人心絃的效果。
一年的拍攝，近三年的後期製作，幾百個小時的素材最後成就了《棒！少年》108分鐘的故事。之所以選擇突破常規的拍攝手法，許慧晶認為，他希望影片不僅僅是記錄，而是將問題作為大背景的前提下，去描繪這羣少年，給予他們更多的“特寫”。在他看來，這部片子不是為了去反映問題，而是嘗試解決問題。也就是説，許慧晶希望通過拉近觀眾的表達方式去打動他們，從而真正幫助到這羣孩子。
一席之地
齊康是愛奇藝燦然工作室總經理。他第一次看到《棒！少年》是在2018年CNEX華人紀錄片提案大會上，在這個亞太地區頗具影響力的紀錄片聚集地，每年都會有來自不同國家的紀錄片入圍和被選中。那時候《棒！少年》還未完成拍攝。齊康回憶，這個提案最吸引他的體育題材裏講述少年的成長故事。在他看來，這個紀錄片既有人文性基底，也有類型化可能。
而所謂“類型化可能”的靈感來源於很多經典電影，例如《放牛班的春天》，同樣講述了孩子的成長，師徒關係的互動。在齊康看來，儘管這種類型的電影沒有眾星雲集，攝製成本捉襟見肘，但故事本身的價值和導演的創作態度都讓愛奇藝有信心願意投資並願意參與其中的。
（易烊千璽包場《棒！少年》。）
許慧晶告訴《中國慈善家》，儘管外界會給電影打上“公益”的標籤，但在他看來，這並不是最重要的，他希望《棒！少年》能探索出一種紀錄片的新模式，無論是從拍攝方式，還是宣發風格上。同時，他介紹，在與合作方反覆溝通過程中，在未來還會有6集，每集30分鐘的劇集與觀眾見面，通過平台播放的形式讓更多人瞭解棒球隊的故事。而電影在院線下映之後，也會進入愛奇藝平台播放。
齊康認為，對於他們來説，目前需要講好教練和少年的故事，希望之後的劇集也不會讓觀眾失望。他坦言，《棒！少年》在短期內通過院線收回成本有一定的難度，但以他的判斷，在中長期的時間段內，通過愛奇藝平台播出機制的探索，或許能夠給予這部電影一絲生機。
在朱靖江看來，他所瞭解到的大部分公益題材電影都難逃票房慘淡的命運。之所以影迷能持續不斷地看到這些電影，是因為一直有人在堅持拍攝。“如果在未來，能夠建立一個細緻、可持續的，並且帶有一定公益性質的團隊來推動小眾公益電影的發展，也許他們就能在中國市場中找到一席之地。”
“無論影片的票房如何，我們看到這樣反映社會現實題材的紀錄片能夠被認可，也能給大家（創作者）帶來一些信心，就還有機會。”許慧晶説。（記者 吳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