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電影《跨過鴨綠江》正式登陸全國各大院線。取材自去年年底首播的同名電視劇，電影版《跨過鴨綠江》將四十集的體量濃縮為兩個半小時，內容深度、廣度、密度得到業內外的高度評價。
從1956年上映的第一部電影《上甘嶺》，到2016年首播的第一部電視劇《三八線》，再到去年、今年陸續播出、上映的全景式作品《跨過鴨綠江》，抗美援朝題材的影視劇作品經歷過創作高峯，也一度淡出公眾視線，如今迎來又一次高峯。65年的光陰，見證了中國影視劇行業的變遷發展，也見證了抗美援朝題材、乃至保家衞國精神在影視劇創作中的歷久彌新。
敍事角度：從基層走向頂層
從什麼角度切入敍事，是戰爭題材編劇們首先要答好的選擇題。在《上甘嶺》的前期籌備中，攝製組曾考慮全景式展現這場可歌可泣的戰役，但他們最終選擇了突破傳統，將視角集中在上甘嶺戰役中的一條坑道和一個連隊，以此加深觀影體驗，突出人民英雄的大無畏精神。此後上映的一系列抗美援朝題材電影均採用類似的“以小見大”手法，塑造了一個個深入人心的英雄形象，比如《英雄兒女》中的王成、《奇襲》中的方勇、《長空比翼》中的張雷、《烽火列車》中的劉風、《英雄坦克手》中的張勇、《激戰無名川》中的郭鐵。
同樣的表現方式也出現在近年來的抗美援朝影視劇中。《金剛川》中的關磊與張飛、《長津湖》中的伍家兄弟，乃至《三八線》中的李長順，雖然個人英雄主義的色彩已逐漸讓步於兄弟連式的革命情誼，但這些作品的切入點仍然是一線戰鬥英雄的特寫或英雄連的羣像，以此折射出志願軍戰士的整體面貌。
從這個意義上講，《跨過鴨綠江》則是一部既突破傳統、又迴歸傳統的作品。從劇版到影版，《跨過鴨綠江》開同題材之先河，大篇幅地引入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對戰局的研判決策，以《上甘嶺》未曾嘗試的全景視角描繪朝鮮戰場上的殊死拼殺以及國際政壇上的激烈博弈，將立國之戰置於歷史的背景下和全球的形勢中，充分打開視野、放開格局，令觀眾對這場戰爭有了更全面、更深刻、更準確的認識。影版更從志願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彭德懷的視角回望戰爭始末，其敍事視角之高、格局之大、氣魄之豪邁，均屬空前。
藝術手法：從渲染走向紀實
如何在真實性的基礎上進行虛構，也是戰爭題材編劇們繞不開的命題。為了拍好《上甘嶺》，攝製組採訪了一百多位當年參加戰役的志願軍老兵，整理了數十萬字的材料。而《英雄兒女》原著小説《團圓》的作者巴金，則是在1952年親赴朝鮮體驗志願軍生活，與戰士們同吃同住，甚至不顧生命危險到前線採訪。從不少老兵的反饋中可以看出，《上甘嶺》和《英雄兒女》之所以大獲成功，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還原了真實的戰爭環境，不僅在拍攝場景上儘可能“身臨其境”，就連張忠發和王成的選角標準也從傳統的“英雄臉”轉向更接地氣的“眾生相”。
同樣不能忽視的是，兩部影片源於現實而高於現實，其強大的藝術感染力超越了人羣的隔膜與時空的限制。《上甘嶺》的插曲《我的祖國》和《英雄兒女》的插曲《英雄讚歌》，這兩首紅色金曲至今依然廣為傳唱；王成的一句台詞“為了勝利，向我開炮”更是成為革命精神的高度濃縮。應當看到，藝術的能量恰在於激發出流淌在民族血液中的愛國主義情懷。
六十多年後重拾抗美援朝題材，真實性同樣是生命力，但再現的方式已無法復刻當年。從親歷者的角度，在朝鮮戰場上揮灑血汗的許多人已經老去或故去，今時今日的朝鮮半島也早已是另一派景象。從接受者的角度，主流觀影人羣出生於和平年代，對戰爭歲月並無切身體會。因此，在科技手段大幅提升的今天，用紀實性的細節喚起民族的戰爭記憶，其重要性絲毫不亞於對情懷的藝術渲染。
比如在電視劇《功勳》的《能文能武李延年》單元中，層層落實的作戰會議、“三三制”衝鋒隊形、分散的迫擊炮擺位、美軍的炮火封鎖規律等逼真細節令軍迷大呼過癮。這些看似不起眼的設置與橋段，反而不需要更多的渲染，便能自然地將觀眾引入紛飛戰火，也能通過鏡頭語言有力駁斥了“僅憑人海戰術取得戰爭勝利”的狹隘論點，展現了我軍將士在裝備實力明顯不對等的情況下的作戰勇氣與智慧。
戰爭思考：從感性走向理性
從《上甘嶺》《英雄兒女》到《跨過鴨綠江》《長津湖》，抗美援朝題材影視劇在敍事角度和藝術手法上存在巨大的代際差異。這種差異的背後，其實是兩代人對於抗美援朝戰爭進行着不同角度的思考和追問。早期影視劇提出的問題是：為什麼能贏？現如今，在回答這個問題前，我們還要問：為什麼要打？
《跨過鴨綠江》代入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的視角，從戰略高度俯瞰全局，用歷史眼光和政治語言解釋了立國之戰的緊迫性。《能文能武李延年》中，李延年在處置逃兵小安東時，發表了一段有關家與國的演講，這段講話從情感維度輻射全局，用通俗話語述説了保家衞國的必要性。
解釋“為什麼要打”，是基於歷史與現實的雙重需要，對這場未曾言盡的戰爭加以確切的註腳，為年輕一代的歷史觀補全重要拼圖。解釋“為什麼要打”，也是基於從感性到理性的逐步過渡，在時隔七十年後，以勝利者的姿態、以冷靜的戰略頭腦正視戰爭、直面歷史。
當然，對戰爭的理性思考同時也意味着，在保持主基調慷慨高昂的前提下，藝術作品對於戰爭局部有着更多元、更微妙的解讀，比如《長津湖》中伍千里“有些槍必須開，有些槍可以不開”的台詞，又如《功勳》裏的李延年不殺逃兵的橋段，都是從戰爭影視劇的傳統套路中跳脱開去，在細處挖掘人民軍隊中閃爍的人性光輝。
從電視劇《三八線》到影版《跨過鴨綠江》，多部優質作品的相繼問世將抗美援朝題材再次帶回影視行業的中心位。對於受眾而言，這些作品所共同建構的宏大敍事，是一次新技術驅動的藝術運動，更是一次新時代呼喚的歷史教育。
作者：孫欣祺
編輯：孫欣祺
責任編輯：楊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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