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岸風雷》可以説是文革期間阿爾巴尼亞電影中放映時間最長的一部。
它譯製於1967年10月，最早公映的時間，大致在當年的11月份。
11月29日是阿爾巴尼亞國慶節，因此，文革期間，阿爾巴尼亞電影多在11月份之後開始向中國觀眾亮相。
比如，在一份《海岸風雷》宣傳單中，標明“保定市各影院從11月29日開始上映”。
很快，1967年11月29日《解放日報》就刊登了《海岸風雷》的評論：“向英雄的阿爾巴尼亞人民致敬！——推薦阿爾巴尼亞影片《海岸風雷》”。
同日，《北京日報》也刊發了評論：“聳入雲霄的高山——阿爾巴尼亞故事影片《海岸風雷》觀後”，署名：賀山鷹。明顯的這是一個筆名。
1967年12月1日《文匯報》發表一兵的文章：“英雄的人民，光輝的形象——喜看阿爾巴尼亞影片《海岸風雷》”和黃紅的文章：“寧願站着死，不願跪着生——贊阿爾巴尼亞影片《海岸風雷》中的英雄人物。”
當時的中國主流媒體對影片的評價是相當高的。
而中國觀眾也對這部影片表現了異乎尋常的熱情，這種熱情已經達到一種匪夷所思的程度，甚至引發了我們今天看來依舊感到痛惜的傷害事件。
在影志的介紹中，我們不得不面對如此殘忍的信息。
據《浙江電影紀事》及《嘉善縣文化藝術志》記載：1970年3月17日，嘉善縣35毫米電影隊在東門油廠“五·七”學校（原賓陽門小學）放映阿爾巴尼亞影片《海岸風雷》，因收票時門外羣眾擁擠，不少人跌倒被踩傷，受傷10餘人，重傷6人，城東6隊16歲女孩經搶救無效死亡。
順便提一句，這這本嘉善縣的縣級志書中，還記載了另一件電影放映災難：1973年3月7日，縣35毫米隊在幹窯中學操場放映《奇襲白虎團》影片，觀眾5181人，散場時因圍牆邊門倒塌，幹窯水產大隊一女青年腿部被壓受輕傷。
歷史是供人們遺忘的，而這本志書的忠實程度，讓曾經發生過的災難留下了難忘的影跡。筆者想，當時發生的電影放映踩踏災難遠不止此個個案，但大多數志書裏都虛與委蛇，不作記載，而這本縣誌書卻誠實得讓人在今天不由得對它奉上敬意與佩服。
筆者小區裏前幾天也放映露天電影，筆者滯留了一下，從銀幕上的片段來看，應該是一部新拍的《馬本齋》題材影片，但觀眾寥寥。筆者也覺得寡然無趣，抽身離開。
今天已經難以想象，當年《海岸風雷》在中國的轟動程度。
電影裏的一些台詞，被觀眾當成了口頭禪，一如今天的網絡流行語對現實生活中的無孔不入的侵佔一樣。
當時觀眾耳熟能詳且能活學活用的電影裏的台詞與場景有：
——“塞力姆，你已經到了這種地步。”（不在電影的特殊情境裏，今天我們很難體味到這句話中藴含的憐憫、鄙視、譏諷味道。當時影片裏的塞力姆在酒吧裏喝酒，但已經身無分文，無奈之下，不得不屈身去拾起地上的一張紙幣，而特務從旁邊突然出現，直戮塞力姆的心窩，如此拮据而貧困的生活，是日後塞力姆投敵的主要原因，另一個原因，就是本文標題的答案，下面詳述）。
很多當年的觀眾，還記得一首衍生於電影這個情節的童謠：“老大塞力姆，撿錢喝啤酒，意大利的大皮鞋，踩在他的手。”
——“夜貓子可回窩了。”（諷刺日夜不歸的人）。
——“老大塞力姆”（電影裏四個兒子的漁民之家的老大塞力姆，是一個叛徒，導致中國觀眾平行移動，把家中的長子都冠上了衣冠禽獸這一層意思，那時候，一説起家中的老大，都要加上一個塞力姆的後綴，使得中國的老大在當時都有一點灰頭土臉的感覺。）
——“我一看見這鹹魚就膩透了，打漁這個倒黴的行當，連根上吊繩都買不起。”（這種題材的電影裏，往往正方主人公的義正辭嚴難以得到觀眾的響應，反而是負面角色的牢騷滿腹的話語能一呼百應，也是文革時期的特有文化傳播現象。）
——電影裏的漂亮姑娘燙熨斗幾下之後出現警察的敲門聲？六下。當年的觀眾清晰地記得當時影院裏，觀眾一起喊着：一、二、三、四、五、六，當第六下聲音響起的時候，敲門聲如期出現。可見當時的觀眾對這個電影已經爛熟於胸了。
——影片裏的女游擊隊員穿着連衣裙，辮子梳得鬆鬆的，也給中國觀眾帶來一種特殊美感，英勇不屈的畫面裏充斥着一種曖昧的蠱惑性的情調。
影片裏漁民一家，共有四個兒子，即使今天，我們看這個電影，也難以分清這四個兒子的面容與個性。筆者也是看了兩遍之後，才分清這一家人，竟然有四個才俊氣朗、腰闊體健的兒子。
但當時的中國觀眾竟然能夠把四個兒子的名字叫得滾瓜爛熟，這要看過多少遍電影才能產生這種背誦英語單詞式的頑強記憶啊。
在張文華著的《生命採蜜》一書中記載道：“我竟在今天可以背出片中截然不同的四兄弟的名字，分別是酗酒墮落的塞力姆、成熟的革命者迪尼、青春而堅強的貝特里、善良純潔的維希普。”
我們在收藏網站上找到一份《湖北日報》1969年10月28日的廣告欄裏，可以看到當時還在放映《海岸風雷》，此時離電影進入中國已經將近兩年了，這份廣告裏寥寥可數的幾部電影，估計還唯有《海岸風雷》能夠吸引觀眾進去一瞧。
《海岸風雷》裏有什麼標新立異的場面？
果然有。有敏感的觀眾注意到了。這就是電影開始時酒吧裏水手與一個靚麗女郎在那裏調情逗樂。
高峯著的《對電視解説詞的解説》一書中對此份記憶作了細述：當時我對裏面的兩個細節印象最深，對我來講是兩個第一次。一是在一個小酒吧裏，有一個水兵和一個女人沒完沒了地親嘴，看得我大氣不敢出，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男女接吻；二是片中的大兒子喝完酒回到家後對他父親説：“打漁這個行當，連根上吊繩都買不起。”父親説：“怎麼，您瞧不起你爸爸這個行當？”那是第一次看到漁民，可惜是外國漁民。
在這一組鏡頭裏，老大塞力姆在酒吧裏喝着悶酒，鬱鬱寡歡地看着對面的那個糾纏在一起的水手與時尚女郎調笑的場面，這一男一女時而貼靠在一起，時而又欲拒還迎地分離開。
那個水手不時地挑起一塊美食，放入美女嘴中，那美女還忙裏偷閒地抽着煙，放肆無忌地將臉靠近水手，兩個人有沒有親嘴，不知道，但兩個人過從甚密是一覽無餘的。
塞力姆看不下去，醉醺醺地走到兩個人身邊，他似乎認識這個時尚女郎，叫她的名字：“瑪賽拉”，然後開始猛揍那個水手。
可惜塞力姆不是那個水手的對手，三下五除二，便被那個水手打趴在地下。
這時那個特務勃魯諾見縫插針，上來拉架，把塞力姆安撫好了。
這樣，影片裏的特務拉攏塞力姆的兩場戲，都發生在酒吧裏。第一場戲，是塞力姆對當他熟悉的時尚女郎的賣笑生涯怒不可遏，另一場是塞力姆在酒吧裏窮困潦倒，準備撿拾地上的紙幣，這兩個場景裏，都是特務勃魯諾適時而出，對塞力姆恩威並舉，成功地把塞力姆拉過去了，從而成為電影裏的最可惡的叛徒。
這個電影出現在阿爾巴尼亞預示着一種什麼樣的心理動機？
《海岸風雷》改編自話劇《漁人之家》，大致在1957年寫成，後來公演之後，產生強烈的轟動，中國也翻譯了該話劇，並且在中國排演公映，也引起不錯的反響。
《海岸風雷》與原劇相比，有較大的改動。原來的話劇，雖然有三幕，但三幕內容，都是在漁民的家裏，話劇裏的主要矛盾衝突，有一點像《雷雨》，主要是通過家裏人物之間的情感糾葛而展現出來的，根本沒有《海岸風雷》電影裏的游擊隊打擊侵略者的場景。
話劇裏，漁民一家人裏，有電影裏的四個兒子，還有一個女兒，非常聽話，比較可愛，相當於《雷雨》裏的四鳳，四兒子在話劇裏是一個殘疾人，情緒低落，但心地善良，默默地支持家裏的革命者。老大還有一個未婚先孕的女友，被老大拋棄。這些情節，在電影裏都沒有了。相對而言，電影把家裏的戲份作了大幅度的壓縮，然後加進了話劇里根本沒有的游擊隊的戲份。
在電影裏，有幾場游擊隊的戰鬥戲，如二兒子參加的搶奪印刷廠印刷機的一場戰鬥，在話劇裏是沒有的，電影裏另一場到教堂裏報信的激烈衝突，在話劇裏是存在的，出現在第二幕，但細節比電影簡單。話劇裏，三兒子挺身而出，冒充受傷的戰友，竟然聲稱與自己的妹妹是戀人關係。在電影裏，妹妹這一角色沒有了，因而也就沒有這一尷尬的情節了。而電影裏最後一場營救被俘人員的戲，在話劇裏也是沒有的。
這樣，《海岸風雷》保留了話劇裏的人物，壓縮了家庭裏的戲份，然後把主要衝突，放到了游擊隊戰鬥的場景上來，使得電影幾乎發生了脱胎換骨的改變。
這就是相當於把《雷雨》轉換成魯大海發動工人罷工為主線一樣，內容已經面目全非了。
在話劇里老大不僅賣“兄”求榮，而且還荒淫無恥，他與一個當地姑娘暗結珠胎，但卻拋棄了這個女孩，並散佈謠言，説這個姑娘到處亂搞，後來還是漁民父親在得悉真相之後，收留了這個姑娘，生下了小孩。不過在話劇結尾部分，這個無辜的姑娘與小孩都被窮兇極惡的敵人給殺害了。這樣，話劇裏的老大沒有留下一點血脈。
在電影版《海岸風雷》裏，老大塞力姆身邊並沒有一個女性，而在話劇裏與他有染的那個女孩，在電影版裏成了那個梳着蓬鬆大辮子的漂亮女孩施帕莉莎，這個女孩在話劇版與電影版裏都有一個生病在牀的母親。
在電影裏，這個女孩承擔了非常重要的戲份，後來她被法西斯分子抓捕，情節發展走上了《寧死不屈》裏的女性角色堅貞無畏的路線。
這樣，電影《海岸風雷》里老大塞力姆在酒吧裏遇到一個他熟悉的女孩與水手尋歡作樂的場面，便暗示着塞力姆的叛變之因裏，還有着“性苦悶”的因素。
後來，他最終投入敵人的懷抱，是因為特務用金錢收買了他。這樣，兩場酒吧裏的戲份，説明塞力姆從家中的長子成為出賣家裏兄弟的叛徒，就是出於“色”與“錢”的緣故。
其實塞力姆作為電影衝突的情節動因，正體現了所有戲劇的原始動力的共性緣起。
“莎士比亞戲劇”洋洋灑灑數十部，它的核心情節動力與刺激原點，其實歸納起來，都是“權、錢、色”三個維度。這三個維度幾乎可以囊括人生的向上爬的動力之源。
《海岸風雷》中的塞力姆從家裏的老大，走向敵人的陣營，在電影裏沿襲了經典戲劇的核心成色，被界定成“色與錢”兩個動因。
“錢”是話劇裏原有的設定，而“色”是電影裏另外增加的，這也是電影在開頭出現老大塞力姆場景的時候，加進一段酒吧裏香豔場面的原因。
《海岸風雷》這樣的影片出現在五、六十年代的國際背景是什麼？話劇出現在五十年代末期，正是阿爾巴尼亞與蘇聯交惡的轉折期。這個話劇的出現，正是適應當時的風雲變幻而創作出來的。
其實我們可以對照一下當時阿爾巴尼亞所處的國際地位，可以明確地感知到，電影裏對老大的諷喻，恰恰有着針對蘇聯所謂修正主義的指向性批評用意。
蘇聯當時算得上老大，但是，這個國家，在阿爾巴尼亞看來，卻走了修正主義道路，是因為出於對利益的盤算，最終出賣了兄弟，投入了敵人的誘惑之中。
這樣看來，《海岸風雷》雖然看起來是一場家庭劇，但是對時代的現實批判意義卻是非常耐人尋味的。
影片引入中國的時候，正是中國反修防修旗幟高標的特有時段，影片能夠在中國放映長達九年之久，幾乎先是在第一輪大城市公映，後來逐漸向外擴散，直到打穀場、廠礦間、知青點都能夠看到《海岸風雷》的亮相，正是因為電影裏對國際形勢的隱喻，極其貼近，且吻合度、咬合力驚人。看着這部家庭劇，傳導的卻是國際風雲際會。
《海岸風雷》看起來侷促於海邊一隅，但卻可以視着“國際風雲”在海邊的“花表一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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