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謀子的新片鉅製《長城》未映先熱，因為好萊塢男星馬特·達蒙扮演了男一號。華裔女星吳敏恬率先在推特發文稱“我們的英雄不長馬特·達蒙那樣”，洶湧澎湃的愛國主義小粉紅們迅速跟進。老謀子回應説是出於國際化考慮。但在小粉紅們看來，國際化基本等同於對西方觀眾“俯首稱臣”。但其實，“我們的英雄不長馬特·達蒙那樣”這個論斷本身就站不住腳，因為故事人物設定本身就是西方人，選白人出演也是順理成章。
當然，小粉紅們的邏輯普遍比較冷戰思維，只要是中國電影裏出現白人作為絕對主角，都會傷害中國人民的自尊心。他們多麼渴望崛起的中國擁有相對應的一張中國臉啊。
《長城》的劇本這麼寫，固然只能找白人來演。但回顧一下好萊塢電影史，有意思的是，早期好萊塢電影裏，東方人物的設定用的卻是西方面孔，華人從來沒有擔任過男主角。比如，1925年到1949年，美國製作了48部關於華人警探陳查理的故事片。陳查理一口洋涇浜英語，滿口“之乎者也”，更糟糕的是，這個角色不是由華人演員扮演的，而是一張貨真價實的西方臉孔!
問題當然不出在堂堂好萊塢找不出一個能説洋涇浜英語的華人男演員，因為電影裏陳查理的兒子們都是由華裔美國演員扮演的。問題在於，在當時種族主義的霸權下，這些刻板的中國男性形象是由非中國人為非中國觀眾製造的，華人男演員沒有資格出演男主角，遑論一個英雄人物。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華人女演員身上。早期華人女星黃柳霜名冠全球，但當時美國的電影製作法規定，不同種族的人物不能在銀幕上接吻，這極大地限制了柳霜的演藝事業，因為這意味着她無法擔綱主角。
當然，相比亞裔男演員，女演員在好萊塢的境況要好得多，因為女演員可以扮演充滿異域情調的“東方尤物”，承接西方中年男人貪婪的注視，譬如《蘇絲黃的世界》裏扮演蘇絲黃的關南施就憑藉這一角色一夜成名。而對於華人男演員來説，要到李小龍的出現，才第一次進入好萊塢英雄榜。
但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其實好萊塢一開始也拒絕過這位功夫巨星。比如在70年代初風靡一時的美國電視劇《功夫》中，有一半中國血統的男主角金貴祥這個角色並沒有交給彼時已經風生水起的李小龍出演，而是交給了一個白人演員，好萊塢再一次上演了“陳查理”時代的種族主義霸權。當時製作人拒絕李小龍的理由是，美國公眾可能還沒有準備好接受一個東方面孔作為英雄主義或男子氣概的象徵。
而且，仔細追究起來，李小龍絕大多數電影其實都是香港製造，《龍爭虎鬥》是唯一一部由美國人導演、好萊塢電影公司製作的李小龍電影，也就是説，李小龍是在香港而非好萊塢的土地上征服了西方觀眾。從《龍爭虎鬥》開始，好萊塢電影裏的英雄不再只有詹姆斯·邦德、施瓦辛格、史泰龍們，而是一張東方面孔。
當然，東方臉孔在好萊塢扮演英雄主義神話從來都是需要付出妥協的代價的。譬如，吳宇森在闖蕩好萊塢之前的香港電影中，不論是《英雄本色》、《喋血雙雄》還是《辣手神探》，都有強烈的男性之間親密關係的刻畫。
按照今天的説法，這些男性間的情誼開拓了豐富的“基情”解讀的空間，而這種超出一般意義上的同性戀/異性戀範式的同性情誼，可以上溯到六七十年代武俠宗師張徹的男性理想，在張徹的電影裏，兄弟情誼可以超越兩性情慾上升到存在主義的高度。但在好萊塢，一個沒有異性情慾的英雄的愛慾表達是難以想象的，於是吳宇森的好萊塢時期再也沒有出現過《喋血雙雄》裏黑社會周潤發和警察李修賢惺惺相惜的畫面。
而這些年，中國電影中開始出現西方臉孔的主角，背後的邏輯預設依然是奉西方觀眾的口味為圭臬。前些年張藝謀拍《金陵十三釵》，設置了好萊塢影星克里斯蒂安·貝爾的神父形象。對於這個白人男主角，當時的觀眾也存在民族主義情緒，問題不簡簡單單是白人演員在中國電影裏擔任男主角，而在於西方神父睡了中國義妓，主創們讓中國義妓向西方的基督教獻身來討好西方人，這種“狼子野心”可謂昭然若揭。為平息觀眾的民族主義情緒，片方給出的説辭是“好萊塢一線明星來華打工”。
相較於《金陵十三釵》時的民族主義情緒，在愛國主義小粉紅當道的今天，《長城》“洗白”的爭議估計到上映之日還會成為焦點，到那時從主角設置到故事敍事再到電影呈現的價值觀，或許都得接受小粉紅們的檢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