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檸檬樹，外表美麗，檸檬花兒又甜美，但檸檬的果實卻不可能吃下去。”電影《檸檬樹》（2008）以“彼得·保爾·瑪麗”組合（Peter， Paul & Mary）的同名曲開篇，圍繞“檸檬園的去留”，講述了一個充滿政治意味的故事。影片由以色列著名導演伊安·瑞克利斯（Eran Riklis）執導，這是他繼《敍利亞新娘》之後又一部反映中東現狀的電影。
影片的邏輯線索並不複雜。巴勒斯坦寡婦薩瑪的果園位於以色列的邊境線上，正對着以色列國防部長納馮的新屋，部長以安全為由建立瞭望塔和鐵柵欄，並下令砍掉薩瑪的檸檬樹以剷除潛在的安全威脅。薩瑪由此開始了一場保衞檸檬園的對抗，她不惜一切同以色列當局對簿公堂，雖然最終未能保全檸檬園，但卻造成了廣泛的社會影響，促使人們重新思考和審視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現狀與未來。當然，《檸檬樹》不能完全被視為一部政治電影，正如導演瑞克利斯所言：“《檸檬樹》不是政治性的，它是關於人們陷入政治建構的僵局、困境的故事……它只是平實地説出一個故事，其中有感性部分，有人性複雜面，在激烈中帶着温和柔軟。”也正是這樣一個微縮又深刻的視角，賦予影片以深度和温度，展開了一系列有關政治、權力、性別和人性的討論。
檸檬樹背後的政治現實
如何講述有關政治衝突的話題？瑞克利斯似乎更善於“以小見大”。複雜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政治現狀被濃縮為邊境線上的鄰里糾紛：薩瑪的果園裏，檸檬樹枝繁葉茂，長勢喜人，象徵着生命的美好和幸福生活的希望，然而看似無害的檸檬樹林卻捲入了政治矛盾，納馮部長認為果園阻擋視線且利於隱蔽，容易滋生恐怖活動，於是便未經巴勒斯坦園主的同意，將檸檬園封閉，還豎起了“致命危險，軍事重地”的標牌，原本寧靜豐饒的果園四周駐守着扛槍的以色列士兵，瞭望塔一刻不停地監視着薩瑪的行動。檸檬樹因為失去照料而逐漸枯萎，薩瑪不僅失去了經濟來源，也失去了檸檬園帶給她的情感支撐。
實際上，薩瑪同納馮部長的矛盾，正是巴以近半個世紀衝突的縮影。公元前13世紀，希伯來人在迦南地建立了國家，先後受亞述、巴比倫、波斯、希臘和羅馬的侵略而流散到世界各地，儘管身處他鄉，漂泊的猶太人卻時刻想回到上帝的應許之地，即巴勒斯坦地區。而此時，巴勒斯坦人在此已居住近千年，猶太人的迴歸引起了前所未有的不滿和爭端。1947年，聯合國通過“181號決議”，在巴勒斯坦劃出一片土地給猶太人，建立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兩個國家，客觀上加劇了巴以衝突。經過五次中東戰爭，以色列不僅佔據了巴勒斯坦更為廣闊的地區，還佔據了約旦、敍利亞和埃及的部分土地。在影片中，納馮部長代表着以色列的利益，而薩瑪則代表巴勒斯坦，納馮掌握絕對權力，佔據優勢，而薩瑪則相對弱小，只能憑藉自己的微薄能力與之對抗。而檸檬樹所象徵的，不僅是被以色列佔領的原屬於巴勒斯坦的土地，更是巴以之間的灰色地帶，是由歷史、宗教和民族等因素造成的矛盾和誤解。國防部長的名字Navon（納馮）在希伯來語裏意為“聰明、智慧”，但在檸檬園事件的處理上卻顯得頭腦簡單、行為粗暴，這源於他在內心裏將巴勒斯坦視為宿敵，他説：“當我們睡得太沉，巴勒斯坦人就有希望了。”相比於納馮，薩瑪則顯得分外自強和冷靜，她選擇向軍事法庭申訴，甚至上訴至最高法院，以正當而非暴力的方式維護自己的權益。
《檸檬樹》電影海報
當然，除了以檸檬園為視角審視巴以衝突，影片表達了對未來兩國及兩族人民關係的期望，即通過包容和互諒彌合紛爭。納馮部長的妻子米拉就是這樣一股和解的力量，她似乎比丈夫更能夠體諒薩瑪的心境，也理解薩瑪為保留檸檬園所做的努力。如果説檸檬樹周圍的鐵柵欄象徵着巴以兩國的政治之牆，那麼米拉就是探出牆頭的橄欖枝，正如導演所説：“通常人們奮力抗爭的事，只需要大家互相聆聽對方心聲，就能輕鬆解決。”
平民與絕對權力的對抗
從宏觀上看，《檸檬樹》揭示了巴以的政治現狀，而從相對細微的視角來看，《檸檬樹》謳歌了平民對抗絕對權力的勇氣。邊境線上的兩位鄰居實力懸殊，納馮部長身居高位，掌握着重大事件的決策權，他可以決定鄰居家檸檬園的去留，也可以對他人的人身自由作出限制；而薩瑪則不同，她只是一位以種植檸檬為生的普通村婦，丈夫早逝，兒子務工海外，除了年過半百的果園僱工胡升之外，薩瑪幾乎同外人無過多的交流，而且薩瑪不懂希伯來語，客觀上造成了與以色列人的溝通障礙，使得話語權被進一步削弱。
影片通過一系列鏡頭反映了兩方權力關係的差別。薩瑪正在用自家的檸檬製作食物，窗外檸檬樹迎着微風擺動着綠葉，金燦燦的檸檬掛在樹上，沐浴着日光，這一鏡頭將獨居的巴勒斯坦女性同柔和的自然聯繫在了一起；而以色列國防部長的西式房屋和高檔汽車則與現代性相連，這種鋼筋混凝土和堅硬的鋼鐵對柔軟的自然形成了權力壓制。而且，薩瑪身旁也很難看到“田園理念”的延續，她的兒子對果園甚至故土都已不再留戀，而是飛身投入到焦躁的美國現代生活中。因此在身體和精神上，薩瑪都是孤獨的，而孤獨的內心並未磨滅對抗的勇氣。
《檸檬樹》電影劇照
為了保衞檸檬樹，薩瑪首先選擇了上訴法院，儘管她獲得了齊阿德律師的幫助，但訴訟的過程並不順利，正如以色列官員對齊阿德的警告：“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你以為自己能對抗這個國家？”在首次訴訟失敗後，薩瑪選擇繼續上訴至最高法院，最後法院判決“修剪檸檬樹至30公分，讓果園和部長官邸之間保持清楚的視野”。薩瑪的努力引起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社會的關注，也迫使以色列方作出讓步，在最終的判決中，平民的對抗極大程度上抑制了絕對權力的力量。正如影片所説：“這個案子代表了巴勒斯坦人的掙扎”，但也是“巴勒斯坦人民在以色列制度下的勝利”。
除了以平穩的訴訟方式保衞果園，薩瑪與國防部長的官邸之間也發生過一次激烈的對抗。一日，國防部長家中設宴，忘記準備檸檬，部長便叫人進入被封鎖的檸檬園採摘檸檬。薩瑪看到檸檬被盜，便闖入果園，激烈反抗持槍的以色列軍警，並用檸檬砸向長官的官邸。這不僅是對武裝機器的反抗，也是對部長虛偽人性的諷刺。當不需要檸檬時，薩瑪的果園就是需要控制和消滅的危險的陣地；而當需要檸檬時，巴勒斯坦人的果園又成為可以肆意侵佔和剝削的對象。
當然，影片最終並未以平民對抗強權的勝利結尾，這場有關檸檬樹的爭鬥沒有優勝者。但是，薩瑪勇敢反抗以色列國防部長、保衞檸檬園的勇氣顯然值得稱讚。薩瑪説：“我的樹是真實的，我的生命是真實的，你們已經在四周築了牆，還不夠嗎？”在真實的生命和生活面前，哪怕是弱小的巴勒斯坦寡婦，也具有了難以低估的力量，在毫不言棄的抗爭中，“絕對權力”被削弱甚至解構了。
《檸檬樹》電影劇照
女性的互助及反抗
《檸檬樹》中充滿了衝突和抗爭，然而冰冷的主題中卻不乏一絲温暖，這一絲温暖就來自女性間的相知相惜。雖然納馮部長不近人情、虛偽自大，但他的夫人米拉卻美麗温和、善解人意，她理解薩瑪對檸檬園的感情，雖然米拉同薩瑪沒有過多的言語交流，卻能從情感上產生共鳴，不論她們身後揹負着多少政治民族議題，女性間的理解和相惜顯得最為打動人心。
米拉十分喜愛薩瑪的檸檬果園，她常常端一杯咖啡，眺望檸檬葉子在風中搖曳的姿態，檸檬園就像一片世外桃源，讓米拉暫時忘記名譽和權力的煩惱，忘記鋼筋水泥牆壁的冷硬，投入到自然的温情之中。她同薩瑪一樣，對生命有着美好的感知，也對薩瑪的處境感同身受。當薩瑪為了保衞果園而奮起反擊的時候，作為事件的對立方，米拉卻表態道：“我不覺得意外，我也會這麼做，她在保護她的家。”米拉同薩瑪一樣，對“家”有着十分相似的理解。薩瑪眼中的家承載着父女温情，薩瑪的父親曾經把女兒扛在肩頭，走過一棵棵結滿檸檬的果樹；而米拉眼中的家則是珍貴的夫妻感情和兒女親情，她渴望得到丈夫的關愛和女兒的陪伴。然而現實卻並不如意。薩瑪的父親和丈夫已經過世，她一人掙扎於艱辛的生活，米拉則因政治需要而無法表達和收穫真切的家庭情感。這種想愛卻又缺乏愛的寂寞情緒成為兩位女性的共有體驗，也是兩人之間無形的情感紐帶。
正因為如此，米拉對薩瑪的態度顯得格外禮貌和寬容。影片通過偷檸檬的事件給了米拉和薩瑪“溝通”和“言説”的機會。納馮部長派對前強摘檸檬的行為引發了兩方的爭端，面對氣憤不已的巴勒斯坦鄰居，納馮想動用暴力將薩瑪驅逐出果園，而米拉則表現得非常誠懇和真誠，她對薩瑪解釋説：“我們只要幾個檸檬，真的對不起！”兩人目光相遇，雖仍有忌憚，但更多的是理解，兩人彷彿在對方的眼中看到了自己，感受到了心靈深處的默契和共鳴。
在派對之夜，納馮部長家熱鬧的庭院同薩瑪破舊冷清的小屋形成了鮮明對比，米拉望向薩瑪的小屋，對鄰居的無奈和孤寂感同身受。在接受採訪時，米拉對《以色列日報》的記者表達了自己的心聲：“我希望能做她的好鄰居，一個普通的鄰居，但我想這大概是奢求，有太多鮮血、 太多政治，我們之間被這檸檬園隔離。”甚至一日，米拉躲避了士兵的監視，翻越圍欄來到了薩瑪的門前，雖然最終被士兵發現並勸回，但米拉已和薩瑪形成了心靈的認同。檸檬園成為女性家園的象徵，園中湧動着女性對世界的感知和期待，有對愛的渴望，對家庭温情的追尋，也有對男性邏輯的反抗和不屑一顧。影片通過塑造薩瑪和米拉這兩位身份截然不同的靈魂知音，展現了女性超越民族、政治的友情。
影片的最後，米拉離開了丈夫去追尋自己的生活，她驅車駛離部長官邸的一幕象徵了父權制家庭統治的失敗，也預示着女性探索和發掘自我的開始，而這一力量，不僅源於檸檬樹事件，更源於薩瑪挑戰男性權威，維護“女性花園”的勇敢精神。
不論是政治視角、權力視角還是性別視角的闡釋，《檸檬樹》給予觀影者的感觸都是多樣的、深刻的。《聖經·申命記》有言：“你若許久圍困，攻打所要取的一座城，就不可舉斧子砍壞樹木，因為你可以吃那樹上的果子，不可砍伐，田間的樹木豈是人，叫你糟蹋嗎？”猶太民族這一有關“人樹關係”的古老寓言在《檸檬樹》的故事中煥發出新的意義，從狹義上看，一片果園詮釋了人與自然之間的平等與尊重；從廣義上看，果園的命運又折射出一幅更為深刻的圖景，即國家、民族和性別之間的理解與互諒，這正是《檸檬樹》所要傳遞的重要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