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8日，開播16年的《超級訪問》播出了最後一集。在更早前的一個月，剛邁入第12個年頭的《康熙來了》也與觀眾告別。一時間，大批網友集體懷舊：同很多告別一樣，在沒有真正説再見之前，甚至已經有些意識不到它們的存在，但當這一天真正來臨的時候卻又有着萬千的感慨。
毫無疑問，《康熙來了》和《超級訪問》分別在台灣和內地開啓了訪談節目某種階段意義上的標誌性時代，而它們幾乎在同一時間的停播也很容易讓人們對某些已經隱約藏在心裏的判斷找到確定的證據：訪談類電視節目已經式微了。
這麼想一點都不奇怪，如果稍微努力回憶一下，訪談類節目真正意義上的黃金時代其實已經過去，無論是《康熙來了》、《超級訪問》還是《魯豫有約》、《藝術人生》等，製造話題、引領社會文化走向的那些風光早已不再，儘管它們中的一些至今依舊頑強生存。
近年來，選秀節目、明星真人秀相繼崛起並佔據着人們有限的視聽消費時間，社交媒體、視頻網站等互聯網媒介、工具紛紛湧現，創造了更多元豐富的表達渠道與空間。十幾年，足以讓市場和環境時移世易，對訪談類節目來説，陷入某種意義上的發展困境是必須面臨的現實。【原文】
網絡不發達的時代，觀眾最愛看明星訪談
台灣王牌電視製作人王偉忠在《康熙來了》停播時曾説過“是時代選擇了‘康熙’”，把節目的成功歸結為一個時勢造英雄的故事。其實，細數在國內具有代表性的幾檔訪談節目，在前些年的輝煌時期，其成功的背後都有着不可複製的的條件和氣質。
《康熙》停播，網友自此少了個“飯搭子”
《康熙來了》在2004年開播沒多久，身為諧星的小S和讀書人蔡康永這對看似不太搭調的主持搭檔立刻產生了奇妙的化學反應。在那之後，康熙的全方位效應似乎不需要多加作證：台灣的節目製作尺度寬鬆，可以辛辣調侃、肆無忌憚，又恰逢互聯網將文化縫隙抹平，《康熙》在整個華人世界走紅，是意外卻也在意料之中。
有不少人將《超級訪問》喚作大陸版《康熙來了》，但事實上，前者的開播時間要早於後者。早在2000年，曾在央視做主持人的李靜拉上彼時還唱着《阿蓮》的過氣歌手戴軍做起了《超級訪問》，這是中國大陸第一檔嚴格意義上的明星訪談節目。
那幾年的內地電視圈可謂是訪談節目的黃金時期——《藝術人生》、《楊瀾訪談錄》。《魯豫有約》等先後興起，造就了一大波知名主持人，也讓觀眾瞭解到明星名人鮮為人知的一面，但《超級訪問》的獨特之處，在於“將明星還原成普通人，呈現的並不是對明星的採訪，而是每個不同人物的人生故事”，在《超級訪問》擔任製作人長達十年之久的趙靜告訴記者。
《超級訪問》採訪鄧超時安排孫儷“突襲”，首次揭秘二人的戀愛細節；楊坤在節目中見到了自己失聯多年的恩人；謝娜在看到節目組拍到自己當年北漂時所租住的破舊房屋後當場落淚……據趙靜回憶，工作人員在節目前會不遺餘力地尋找與明星嘉賓有關的第一手資料，給他們製造“意外”，也給觀眾帶來驚喜。
娘娘早年與鄧超上節目，談戀愛細節
“那個時候沒有網絡，普通大眾接觸明星的渠道匱乏，明星也需要一個展示自己真實面貌的出口，而電視訪談節目是最直接的渠道，再加上《超級訪問》更為新鮮的角度，觀眾看完一期都會對這個明星完全改觀。”
2002年開播的《魯豫有約》同樣試圖並善於去挖掘人物背後的故事，主持人陳魯豫理性睿智善於傾聽的形象也傳遍了華人圈。從一開始就參與節目製作的前製片人曹志雄向記者透露，《魯豫有約》當初完全是為陳魯豫量身打造，“這種理念方式當時看來比較先進，因為那時節目製作的慣常方式是先有了節目之後再去選擇主持人，而這種量身定做式讓節目的核心人物與節目合為一體，主持人在其中更加如魚得水。”
在鳳凰衞視的那三年，《魯豫有約》做了大量歷史、文化人物的選題，與鳳凰的受眾極度貼合。2004年底，節目進入內地，在此後的三年時間裏，由鳳凰衞視和內地的數個地面頻道同步播出，同時節目由周播改成日播。
《魯豫有約》逐漸“娛樂化”卻也難逃競爭
2008年，《魯豫有約》開始上星，在湖南衞視播了兩年。從進入內地開始，《魯豫有約》的嘉賓是明星和草根各佔一半，而在湖南衞視播出的版本中則幾乎都是明星——這個做新聞起家的團隊開始感受到了衞視競爭的生態。2010年開始，《魯豫有約》在內地先後輾轉於安徽和旅遊兩個衞視平台。
在經歷了明星訪談的集中火熱之後，“娛樂化”漸漸開始成為中國電視圈的關鍵詞，像《魯豫有約》這樣的小體量訪談節目的生存空間慢慢受到擠壓，好時光似乎一去不復返了。
當明星上節目上到無話可聊……
説到節目停播，很多人第一反應都是“收視率不行了吧。”然而，不論是《康熙來了》還是《超級訪問》，收視率並不是其收官的直接原因——即使在停播前，《康熙來了》依舊是台灣本土收視最高的綜藝節目之一。
在記者採訪過程中，數位訪談節目製作人和工作人員不約而同地表示，大概在2009年到2010年前後，他們的團隊開始逐漸感受到了一些寒意。“如果説訪談節目開始從峯值走下坡，應該就是這個時間點了。”趙靜告訴記者，“簡單地説，就是時代變了。”
節目本身形式太單一 觀眾看膩了
據記者不完全統計，在訪談節目最火熱的幾年間，市面上有大約150個訪談類節目，“同樣的產品，收視羣體是一定的，那觀眾一定會被分流，被大量分流後的數據很難好看，”一位資深電視製作人向記者分析。
其次就是內容上的一成不變，“觀眾喜歡看明星訪談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滿足對公眾人物隱私的好奇，但是當這些活躍在大眾視野的明星們那些背後的故事基本已是人盡皆知，沒有新東西可挖的情況下，難免會同一話題反覆炒，再加上電視節目的尺度有限，對於一些觀眾想要看的東西聊不了，長此以往，節目很難做下去。”
於是，觀眾對於訪談節目中這種對聊形式漸漸失去了新鮮感，他們渴望新的節目形式。
昂貴的大型真人秀開始崛起 訪談節目手頭越來越緊
“選秀類節目、相親類節目、再到各種引進海外模式的大型真人秀，綜藝節目的形式多了，觀眾的胃口也就變大了，”趙靜説道。“尤其是這幾年，動輒一季過億的大體量節目搶佔着電視生存空間，而傳統媒體的平台屬性又決定了節目沒有辦法向互聯網節目那樣進行語態上的革新，這是客觀大環境。“
據趙靜自己的感受，訪談類節目生存空間被擠壓的最直觀力證是招商變得不那麼容易。“廣告市場這幾年確實受到了波動，廣告商開始變得謹慎，資源向一線平台、大型現象級節目傾斜。寧可花一億元到一線衞視投一個大節目，也不願意花兩千萬在三線衞視投一箇中小體量節目。”廣告商的這種普遍心理讓趙靜真切感受到了訪談類節目的生存壓力。
真人秀崛起，廣告商也有所傾向
用這個標準來看，《康熙來了》能夠維持12年，簡直是個奇蹟——它用極少的投入，維持着高收視率，同時也為電視台帶來頗為豐厚的利潤。但換個角度看，十幾年不變的製作費用，在內地綜藝的強勢崛起映襯下，無非顯得更加辛酸和沒落。
康熙的製作費用是50萬台幣一集（約合人民幣10萬元，扣除了蔡康永和小S的酬勞），對台灣綜藝來説已經算是“天價”。據記者瞭解，《康熙》前任製作人B2曾一度想邀請金城武來節目，但算一算費用——機票酒店梳化費用超過30萬台幣，最後只好作罷。
另一位《康熙》早期製作人詹仁雄向記者回憶，幾年前去福州，當地電視台的工作人員告訴他，曾經團隊看着他所製作的《我猜我猜我猜猜猜》等節目，一秒一秒地定格學習，而如今，“我常對着內地製作的電視節目，向公司的新員工分析，為什麼這幾秒要切這個畫面”。
全媒體時代 訪談節目根本請不來明星
另外一個顯著的變化是，全媒體時代的到來，明星發佈信息和展示自我形象的渠道不斷湧現並泛化——微博、微信都可以承載這種功能，訪談節目不再是必選的途徑。像《超級訪問》引以為傲對明星真實的表現，以及相應的需要花費大量功課在前採備調上的製作方式，開始逐漸有了困難。“能展現最真實的一面，收入又高，明星們肯定更樂於用有限的時間去參與到大型真人秀節目當中，最多可能在宣傳期上節目聊聊作品，”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節目製作人員告訴記者，“連撒貝寧這樣正經的主持人都去上真人秀了，其他明星就更不用説了。”
不僅藝人，主持人撒貝寧也跑去錄真人秀了
《康熙來了》也是一樣，在開播前兩年邀請多位大牌明星後，作為日播節目也面臨着“嘉賓荒”的問題，於是與一些其他台灣綜藝節目一樣，《康熙》開發出了通告藝人模式——這些通告藝人或是一些過氣的歌手演員、或與明星沾親帶故、或只是單純能講故事敢於表現的普通人，他們上節目大聊自己的人生，然後獲得相應酬勞。雖然《康熙》捧紅了像沈玉琳、趙正平、曲家瑞等一眾通告藝人，但觀眾的審美疲勞在所難免。
在詹仁雄看來，康熙後期的困境其實反應出的是整個台灣綜藝圈面臨的問題。他將台灣電視頻道，無論大小，都比作“河”，“很多從業者沒意識到的是，這條河裏的人一直在下船，只剩下了老人，儘管他不否認或許從主觀上應該想出更好的適應觀眾的模式，但也感嘆，乘客都要下傳了還要劃去哪裏？”
《康熙來了》曾一手捧紅了沈玉琳、趙正平、曲家瑞等通告藝人
為了吸引觀眾，各老牌節目也是夠拼的
儘管現在已不再擔任《魯豫有約》的製片人，曹志雄仍然堅信談話類節目，包括《魯豫有約》，依然是有生命力的。“電視環境在變，但每一個節目都有屬於它自己位置，訪談節目要逆時而變，在堅持底線的原則下可以多做一些變化、升級、改進。”曹志雄並不認為《魯豫有約》這樣的節目必須要進黃金檔爭奪有限的市場份額，但會找到適合它的空間和位置。
其實，在採訪過程中記者瞭解到，這些訪談節目的工作人員其實在很早之前就開始對節目的轉型進行各種嘗試：比如《藝術人生》請來謝娜專攻青少年人羣；《楊瀾訪談錄》改版為《人生相對論》，用“明星主講人”的形式改變節目包裝。
《超級訪問》試圖做過幾次改版，比如加入一些年輕化、有綜藝感的副主持，但都不太成功，趙靜坦言那些改版其實都有點形式大於內容，“歸根到底，李靜和戴軍對明星人生經歷的挖掘，才是這檔節目的根本。他們都有着自己的風格和調性，很難為節目做出改變。”
為了應對《超級訪問》在明星訪談上的瓶頸，也為了適應新的媒體環境，東方風行於2009年推出了以李靜為品牌的訪談節目《靜距離》，風格更加個性化、自由化，明星在這裏不需要聊人生，只需要聊聊近況等，往往是一些片段式的訪問。《靜距離》在網絡上的表現好於《超級訪問》，節奏方式比較更適合新媒體，並接替《超級訪問》繼續在重慶衞視播出。
《靜距離》節奏輕快，更加適合新媒體
《魯豫有約》的嘗試是最全面的。在經歷了播出平台的數次改變——尋找自己更精準的受眾羣體之後，他們更將目標鎖定在了新媒體。例如，去年下半年，《魯豫有約》推出“香港女神季”系列，打破了節目“僵坐演播室”的空間限制和表現形式，開玩“互動訪談真人秀”；11月，其微信平台發佈上線，意在打造“輕熟女垂直生活社區”，是傳統電視類訪談節目在互聯網的一次大膽嘗試。
除了節目本身，媒體對主持人陳魯豫的轉型也十分關注。去年底《魯豫有約》所屬的能量傳播在新三板悄然上市，陳魯豫作為能量傳播第五大股東的消息不脛而走，甚至被同事們戲稱“陳千萬”。
事實上，在這些老牌傳統節目不斷尋求改變和突破的同時，一些新形態訪談類節目的出現着實讓人眼前一亮，似乎讓人看到了這種節目的新希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金星秀》。
不穿脱口秀外衣的訪談節目不是好綜藝
《金星秀》是目前週三檔收視最高的節目，也是性價比最高的節目——節目總共十幾個人的生產建制，投入不到真人秀節目的十分之一，卻可以創造堪比一檔真人秀節目的利潤。
但是，作為脱口秀節目的典型代表——與《今晚80後脱口秀》、《壹周立波秀》、以及更早之前的《東方夜譚》類似，嚴格來説，《金星秀》與“訪談節目”在概念和形式上都是有區別的。“現在國內大部分的脱口秀在形式上跟國外貼近，那就是主持人個人脱口秀表演，加來賓訪談或表演，兩大部分，”一位業內人士告訴記者。
那麼，屬性不同的兩種節目類型，怎麼能做到融合？
顛覆傳統訪談節目思維 以主持人個人特色為中心
一般來説，訪談節目對於主持人的專業素養、現場把控能力要求很高——這也是為什麼像《藝術人生》、《楊瀾訪談錄》等代表性訪談節目的主持人都有過硬的專業背景。而舞蹈演員出身的金星，以自稱“會聊天”就可以hold住一檔包含明星訪談的節目，聽起來確實不太靠譜。
金星經常與明星在節目中聊八卦
在《金星秀》製片人李建中看來，這恰恰是節目成功的因素之一。“金星性格真誠直率，又比較接地氣，又自帶話題和綜藝感，她的風格已經被很多觀眾接受並喜愛了，所以當她在跟明星嘉賓訪談的時候，觀眾更多關注的是‘她如何跟來賓互動’，而不再是‘聽明星講自己的什麼故事’。”
蔡康永曾在《康熙來了》節目中表示“（訪談類）主持人雖然有很大的權力，但始終是為嘉賓服務”，換句話説就是，在傳統意義上，一期訪談節目好看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嘉賓的身份、話題。而在明星故事“被榨乾”、私生活透明化的今天，這種思維也自然而然被淘汰了。
搞定互聯網模式 就能收穫大批80、90後觀眾
説《金星秀》的成功是訪談類節目未來發展的一個有效借鑑，另一個原因就是它也是互聯網模式的成功。儘管它的播出平台仍然是傳統電視台，但實際上是節目帶着濃重的互聯網思維——家庭生活、娛樂文化、民生社會等接地氣的話題，足夠直白、犀利的態度，加上好笑又便於傳播的段子和流行語，其節目受眾大多為互聯網主流用户。
《金星秀》模仿歐美脱口秀，犀利、好笑
“《金星秀》雖然在形式上效仿歐美脱口秀，但用金星自身的經歷和經驗搭配上她獨有的語氣和方式，包袱一抖就響，直來直去，完全變成了本土化的東西，”業內人士向記者分析道。“劉儀偉也很有個人特色，但《東方夜譚》放在十年前，模仿國外脱口秀那一套就顯得氣質不對。”
另外，與很多脱口秀節目熱衷於講笑話和段子不同的是，《金星秀》試圖在節目中去傳達一種價值觀，對於社會民生、文化娛樂界的一些現象能夠表達出節目組的一些觀點和看法。“但《金星秀》的價值觀並不等於是金星的價值觀，而是節目組與金星設想並試圖去表達的主流觀眾和網友應該接受或者能夠接受的一個價值觀。”
這也許就是為什麼，儘管金星的表達方式以犀利著稱，甚至強烈的個人觀點有時會帶來負面評價，但它依然能作為一個現在成功節目的典型案例。“形式其實是次要的，如果新時代下的訪談節目還想做出亮點，把這些因素集中到一起找個平衡點是很關鍵的。”
總結陳詞：
訪談類節目在本世紀初經歷了黃金髮展的一個時期，但隨着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興起，大型真人秀節目的火熱以及廣告市場的變化，種種變量使之進入了瓶頸期，停播、式微的聲音不時響起起，然而市場是無罪的，如何在新的環境下適時而變是尋找出路的不二法則。《金星秀》、《奇葩説》、《王尼瑪暴走大事件》等新的節目形態提供了啓發，更加個性化、個人化的談話節目或將成為發展主流，而互聯網也為這類節目提供了充滿想象的優渥土壤。
主筆 :羅姣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