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廣網北京3月6日消息 3月5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在北京開幕，近3000名全國人大代表齊聚一堂。這是他們本屆全國人大代表任期的第四年。
從2018年起，總枱央廣中國之聲持續跟蹤記錄了其中十位全國人大代表的履職經歷，他們來自各行各業、各個領域。
2021年總枱央廣中國之聲兩會特別節目《代表》第三期對話全國人大代表、電影導演賈樟柯。
開幕式前，賈樟柯在人民大會堂前留影（受訪者供圖）
賈樟柯瘦了。
時隔十個月再見，這是我們最直觀的第一印象。本以為是疫情期間堅持跑步的成效。沒想到，是源自一場大病。
賈樟柯：我前一段時間生病了，春節前才出院的，血壓高到兩百多。
記者：以前有過嗎？
賈樟柯：從來沒有。我是去做體檢，大夫説“我給你量個血壓”，一量兩百多！説“你趕緊躺下”。
記者：你自己沒感覺？
賈樟柯：沒感覺，身輕如燕！奇了怪了。其他有些指標也有點問題。住院住了二十多天。大夫要求我生活規律，做到早上六點半起牀，晚上十點半睡覺。
記者：能做到嗎？
賈樟柯：挺痛苦的，但是已經掰過來了，現在可以了。剛開始輾轉難眠……
全國人大代表賈樟柯第四年接受《代表》欄目專訪（受訪者供圖）
這個時候，電影應該存在
採訪地點在賈樟柯位於北京東城的工作室。
去年疫情期間，就是在這裏，他和同事用一部手機、一台電腦、一天時間，完成了短片《來訪》，描述特殊時期日常生活的變化。
這些變化從年初逐漸開始。2月，賈樟柯攜紀錄片新作《一直游到海水變藍》亮相第70屆柏林電影節，在影片上映前的致辭中他説：“現在正是我們中國人民最困難的時候，我們在出發的時候都不知道能不能按時來到柏林，但是我們來了。我覺得這個時候電影應該存在，電影和人民一起存在着。”現場掌聲雷動。
賈樟柯在第70屆柏林電影節上（受訪者供圖）
記者：能不能分享獨屬於這一年的最難忘的一些感悟和瞬間？
賈樟柯：我可能最難忘的是三件事。
第一件事，2月份疫情在武漢已經暴發，但當時我們的影片《一直游到海水變藍》要去參加柏林電影節。那時候確實是一個需要我們決策的時刻，去還是不去？因為很明顯，疫情很嚴重；另外一方面，去年入選柏林的華語片很少，如果我們不去，可能華語片曝光的機會就更少一分。
後來我們決定去。你像我母親就很擔心，説“你不要命了？你在家待着吧，大過年的你去幹嘛？”
後來在柏林的首映式上我説了一句話，我説中國電影不能缺席。
記者：好像當時你還説，飛機落地之前，其實都不能確定是不是能到。
賈樟柯：對，真的是。我們最後是摸索了一條航線，是從阿姆斯特丹轉機到柏林。那幾天航線不停在變，突然通知取消，突然又可以飛了。我們確實不知道最終能不能到達目的地。
第二件事，就是從柏林回來一直到夏天，是一個很漫長的時間。因為春季是電影行業開工大吉的日子，春暖花開了，日照時間也長了，我們一般都是春季出去拍電影。但是這個春季還沒有條件，還不能拍。那段時間非常“抓耳撓腮”。後來我就決定，做了一個寫作計劃。我在那期間寫了二十多篇文章，把積累的很多稿債都還了。這件事是它讓我覺得工作繼續，讓生命充實。
第三個，就是在疫情期間拍了一個短片。就是在這間辦公室，兩個演員、我和一個攝影師，我們四個人用一部手機就把它拍了。拍完之後在國內外發表，反響特別好。因為它證明，電影還可以快速地反映生活。
電影已經很工業化了，過去它是工業大生產，它需要很長時間的工業準備。要拍一部電影，首先得需要長時間的劇本寫作、融資，然後是選演員、看景、投入拍攝……一般籌備期都在一年左右。
但是社會現實每天都在變，特別是當新冠肺炎疫情突然出現的時候，我們用最簡單的電影器材，嚴格來説是最簡單的有錄像功能的通訊器材，我們用它製作了一個短片，然後把我們對疫情的思考、對戰勝疫情的期待呈現出來。
科學防控，“科學”二字很重要
如何形容過去的這一年？賈樟柯在訪談一開始的回答是八個字：五味雜陳，百感交集。
農曆鼠年的最後一天，他轉發了自己的一篇舊文《這一年總算就要過去》。文章寫於2003年年末，SARS疫情暴發的那一年：“這是空虛的一年，我讓自己停止了工作……整整一年沒有拍一寸畫格。”
17年後的2020年，即便在新冠肺炎疫情最緊張的時刻，不管作為電影導演還是全國人大代表，賈樟柯都沒有讓自己停下來。他每天上午寫作6小時，下午剪片，黃昏跑步50分鐘。他給學生上網課，為出版社錄製音頻講座，幫家鄉汾陽的醫院籌集防護物資，到社區走訪調研。5月的全國兩會，7月的上海國際電影節，9月的山西省第六次旅發大會，10月的第四屆平遙國際電影展，都有他的身影。
賈樟柯：我覺得應該客觀地説，去年我們經歷的新冠肺炎疫情，要比2003年的非典更加嚴酷，它的席捲面和它給人類交往帶來的阻礙要大很多。
但是今年，我覺得呈現出來更大的一點，是人類的智慧和毅力：我們一步一步看到病菌劫持了整個人類，一步一步看到我們控制住、特別是我們中國控制住了，接下來是疫苗一步一步研發出來了……在這樣一個防控的情況下，做到了生活、生產不亂，繼續往前走。也經歷過恐慌，經歷過失序，但是調整過來了。
它呈現出來另外一個東西，我覺得是整個中國人的“紀律性”。
中國人一直有一種歷史創傷，就是過去被形容為一個完全沒有紀律、一盤散沙的社會。那麼新中國成立之後，我們在重新組織社會，讓我們的社會有機、有效率，有完整的一個現代社會結構。到新冠肺炎疫情之後，我覺得這個社會結構是成功的。它當然有不同的觀點，不同的角度，也有爭論，但無論如何，我們在一個大的方向上呈現出大家能夠在科學性和紀律性之下保持社會有序。這是很難做到的，我們是一個14億多人口的國家。
“科學防控”，我覺得“科學”兩個字很重要，真的要講究科學。
記者：不是那種“一刀切”的。
賈樟柯：不是那種簡單的……比如説這影展就不辦了，大家當然都相安無事――影展要辦，同時又要防控，它就需要“科學防控”，這要求我們更耐心、更細緻地做工作，以前那種粗放型管理肯定不行。而且它是動態的，不停地根據疫情防控的要求動態調整我們的措施。
這些思考，已經不只是來自一個電影導演的視角。賈樟柯進入了自己作為全國人大代表的第四年。
當全國人大代表第四年，“我更自信了”
中國之聲“代表”欄目從2018年開始，在每次會期分別專訪包括賈樟柯在內的10位全國人大代表，記錄他們的變化和思考。
2018年第一次赴會，賈樟柯面對這個新身份，用了“學習”這個詞，給自己的表現打60分，那次大會他聚焦山西文化產業發展和電影人才培養；2019年，他關注為盲人説電影的“無障礙電影”面臨的版權障礙和導演、編劇在視聽作品中的作者權及收益權；2020年，他“鏡頭一搖”，轉向電影產業之外的事：“扶助老年人享受數字化生活”。
這些關注，也獲得越來越有效的回應：2020年《著作權法》修訂，採納了他“關於在著作權法中給予視聽作品導演和編劇作者權及收益權”的議案；去年11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切實解決老年人運用智能技術困難實施方案的通知》，他在朋友圈興奮地轉發――這正是他關於“扶助老年人享受數字化生活”的議案有了明顯進展；今年3月5日在人民大會堂出席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開幕式，他更欣喜地發現，“推進智能化服務要適應老年人需求，並做到不讓智能工具給老年人日常生活造成障礙”，被寫進了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
記者：現在回過頭看，覺得自己作為全國人大代表，跟四年前相比有很大變化嗎？
賈樟柯：我覺得最大的一個變化就是更自信了。因為作為全國人大代表，怎麼履職是需要學習的。包括怎麼去調研，怎麼在眾多的議題裏面最終選擇每一年要提出來的議案……它的迫切性，同時還有可行性是什麼？
第一年當全國人大代表你也沒經驗，有很多不可行的也提，我覺得是浪費了一次議案的機會。
如果説到去年，作為全國人大代表那是我第三年，也是我最興奮的一年。為什麼呢？因為去年的兩會我提了一個議案，是《關於老年人數字生活扶助辦法》。然後到了夏季的時候，就收到國務院辦公廳的回覆，説正在組織國家老齡委、衞健委等有關部委在研究解決方案。到了去年後半年，國務院辦公廳出台了“老年人數字智慧生活扶助辦法”（即《關於切實解決老年人運用智能技術困難實施方案的通知》），銀行，包括體委（體育總局），很多部委都同步頒發了這樣一些具體措施。你就看着一個動議逐漸得到了重視、落實、解決，全社會調動資源去解決這些問題，我覺得還挺有幸福感的。因為確實好像出了一點力，同時也能看到社會改變和進步的這種力量。
各部委提出的具體的實施意見，我很歡欣鼓舞，就會轉發。我覺得要有響應，我們需要互相的鼓勵。我們全國人大代表提出來的議案，部委有響應；部委提出來的解決方案，我們作為問題提出者也應該有呼應，我們要把自己的喜悦或者這種心情傳達出去。
記者：從最先開始，可能更多的關注電影產業、文化產業，到現在視野如此開闊……在為本行業代言和替更多人發聲之間，有過考慮嗎？
賈樟柯：我倒沒有這麼去考慮問題。但是我有一個個人的總結，就是作為一個導演、編劇，我最主要的工作是從情感出發，捕捉社會的情況，這可以説是文化工作者的優勢，我覺得應該保持這種敏感性。
但同時我們的弱點是什麼呢？弱點可能是科學精神不足，社會管理的知識經驗不多。所以這幾年我覺得我做得挺開心，就是因為，我仍然是從情感、從感性出發去捕捉社會需要改變的地方，比如説去年提的老年扶助；但是怎麼解決它，我們就多調研、多學習，補短板，儘量補充科學知識和管理經驗，包括法律層面的學習，然後做到從感情出發，但是又很嚴謹。
不能因為自己有科學知識和社會管理方面的短板就不敢去感受，不敢去提，不敢去想；同時也不能像當導演、編劇那樣天馬行空、不着邊際，也還得“有據可循”，有很嚴謹、科學的論證和系統、細緻的調研。
這兩年我覺得能夠把它們結合到一起，覺得挺有勁。
記者：你會專門去做調研，還是會把它跟你的藝術創作活動結合在一起？
賈樟柯：其實就是捕捉吧。你像去年提的老年問題，是因為幾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我母親跟我們一起生活，一開始她出門沒問題，她下樓打個車很方便。後來變成網絡約車之後，她不會約車，老太太就很着急，“我出不了門，我都約不到車”。她後來只能坐公交，因為她不會用那個軟件。另外一方面，也有新聞報道，有很多老年朋友有這個問題。那麼從這個角度、感情出發，我就開始調研。
我們當時是去了北京南城的一個大社區，在社區的幫助下跟很多老年人座談，他們提出了方方面面的意見。後來又回到太原――因為一線城市是這個情況，省會城市是什麼樣子的？它還需要有一個城市差異性的調研。通過這些調研之後，最終形成了議案。
去年兩會前，賈樟柯在社區調研（受訪者供圖）
呼籲將職業健康教育納入義務教育，“這是我跟進了十年的話題”
今年兩會，賈樟柯準備提出的議案，來自他十年前開始關注的議題。
賈樟柯：今年我提出來的是一個我跟進了十年的話題，那時候我還沒有當全國人大代表，就關注到職業病這一塊的問題。因為很多行業有職業病，你像包括我們導演也有職業病，我眼睛不好，長時間觀看銀幕，在暗的空間裏觀看強光，造成了職業病。也有很多職業病是在比較艱苦的勞動條件下產生的，比如我一直在跟進的塵肺病人。
塵肺病的病人佔比很高的是初中以下學歷的，今年我就希望提出來，把職業病防護的教育放在義務教育裏面，準確地説是初中裏面。因為義務教育是九年，初中畢業之後確實有一些比較偏遠、貧困的孩子就沒機會再上學了，所以在他們離開學校進入職業生涯之前，應該有很好的職業病防護的教育，最起碼有這個意識。
它是雙方面的，一方面，是我們通過勞動社會保障部門對企業監督，讓企業提供相對綠色、環保、安全的工作環境；另一方面，是勞動者本身的職業病防護意識。
這個事……我這麼解釋你可能就知道了，比如説在我們北方，男孩子都所謂“不嬌氣”，比如在粉塵很多的空間裏勞動，可能用工單位也給準備了防塵口罩，他覺得悶，覺得這點事不算什麼，不知道危害，等發病了，已經不可逆了。那麼就需要在孩子們成長的時候，在已有的健康教育課裏面，增加很詳實的一章來介紹。最起碼讓孩子們進入社會工作之前，知道你從事的每一種職業都有可能有相應的職業病，你怎麼去保護自己。
我們脱貧攻堅已經取得階段性的成果，中國社會實際上進入到一個“精緻化”的階段。“精緻化”的階段就是“以人為本”，保護每一個個體的生命質量，特別是保護勞動者的生命質量。
包括醫保的問題，你像塵肺病，醫保就沒包在裏面。但是我覺得能做的可能還是從教育做起。
參加“推動解決塵肺病農民問題”研討會（受訪者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