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 | 藍莓財經
剛過2021年元旦，歡喜傳媒集團就宣佈與芒果TV達成戰略合作協議。
協議內容包括在“芒果TV”手機APP及湖南快樂陽光運營的湖南省運營商互聯網電視業務的全部終端設立“歡喜首映”專區，從內容專區所產生的的收入經扣除相關成本後由雙方進行分成，戰略合作協議為期三年。
前不久，在2020年12月11日，歡喜傳媒集團就曾宣佈其與華為、小米達成戰略協議，將在小米電視、小米手機和華為電視、華為手機上設立“歡喜首映”專區，產生的利益同樣由雙方分成。
歡喜傳媒如此看重歡喜首映的原因是什麼？與這麼多渠道方合作，能讓歡喜首映成為國內頂尖的流媒體平台嗎？
把控內容靠“合夥”歡喜傳媒集團有限公司，在影視行業中，很明顯處於上游位置，可以歸屬於內容生產方。在內容生產把控方面，歡喜傳媒有一套自己的模式。
2015年，歡喜傳媒由董平、甯浩、徐崢和項紹琨聯合創辦，甯浩、徐崢在2015年入股時分別佔據19%的股份，是第二大股東。
甯浩徐崢這兩位明星導演，作為股東自然是要為自家公司發展出一份力。兩人分別與歡喜傳媒簽有6年合約，合約內容包括每三年導演一至兩部電影作品，歡喜擁有他們作品的排他投資權及製作權，以及大中華地區各渠道的優先發行權。
這一合作模式被歡喜傳媒稱為“導演合夥人制”。歡喜傳媒憑藉這一合作模式，採用股權或者合約的形式，綁定了很多優質的導演，打造出歡喜傳媒的“導演天團”。
歡喜傳媒的股東導演除去甯浩、徐崢之外，還有王家衞、陳可辛、顧長衞、張一白、張藝謀，非股東導演有王小帥、賈樟柯、文雋、李揚、陳大明、劉心剛。
內容是內容行業存在的基礎，掌握了導演也就掌握了在內容行業的主動權。對於歡喜傳媒來説，“導演合夥人制”保障了高質量內容的供給；對於導演來説，擁有股權激勵和預訂投資，在創作時更有積極性，更具自由度。歡喜傳媒在內容供給端讓創作者（導演）們有利可圖。
另外，歡喜傳媒的7位股東導演中，有4位導演的合約中有網劇項目。從這點可以看出，歡喜傳媒的內容形式不僅僅侷限於電影，通過與導演進行股權綁定和合約限制，歡喜傳媒還進行了新的內容形式拓展，從這點可以看出歡喜傳媒的目光很早就不只侷限於電影。
不過歡喜傳媒也為“導演合夥人制”付出了很大代價。
2016年，歡喜傳媒為王家衞、陳可辛、顧長衞、張一白四位股東導演配發新股產生非現金開支11.20億港元，當年企業虧損12.54億港元；2018年歡喜傳媒與張藝謀達成合作，配發1.5億新股產生2.7億港元非現金開支，當年企業虧損4.45億港元。
對比2015年、2017年歡喜傳媒財報顯示的九千多萬港元虧損，2016年、2018年受到為股東導演進行增股綁定的影響，虧損金額實在有些高。
掌控渠道靠合作影視行業可以簡單分為內容生產方、發行方、渠道方，內容生產方負責提供內容，發行方負責宣傳，渠道方則負責將內容呈現在消費者（用户）面前。歡喜傳媒作為內容生產方，主要依賴的渠道方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方面：線下+線上。
對於歡喜傳媒來説，電影在線下影院上映，歡喜傳媒作為投資出品方可以獲取票房分賬收益，是最為傳統的內容渠道變現方式。不過，歡喜傳媒在線下渠道的變現上，喜歡與發行方搞“合作”。
就拿近兩年的春節檔電影來説，2019年春節檔，歡喜傳媒獨家投資、甯浩導演的《瘋狂的外星人》與發行方樂開花影業簽訂28億元保底協議，雖然最終保底失敗，但歡喜傳媒依舊獲得7億元人民幣收入，遠超之前其他電影的收益。
2020年春節檔，歡喜傳媒獨家投資、徐崢導演的《囧媽》也曾與橫店影業簽訂24億元保底協議，歡喜傳媒本來通過這次保底將獲得6億元人民幣收入，同時橫店影業負責電影的宣發費用。不過由於疫情等原因，歡喜傳媒選擇放棄保底協議，與字節跳動達成6.3億元合作，《囧媽》在西瓜視頻上線。
在線下渠道，對於某些熱門影片，歡喜傳媒選擇與發行方合作簽訂保底協議，獲得較高收益。2019年歡喜傳媒之所以能夠扭虧為盈，除去參與出品的《我和我的祖國》獲取的高票房之外，獨家投資的《瘋狂外星人》的保底協議帶來的利潤也是關鍵。
電影在線下影院上映之後，會在線上平台上映，在線上渠道方面，歡喜傳媒比較傳統的變現方式就是將影視版權賣給愛奇藝、優酷、騰訊視頻一類的視頻平台。而這一模式隨着自家流媒體平台歡喜首映的推出，以及與各個渠道的戰略合作，讓歡喜傳媒在線上渠道的變現方式大致演化為兩類。
一類是歡喜傳媒利用內容換取渠道方出錢進行合作。
例如2018年7月與2019年3月貓眼娛樂入股、認購歡喜傳媒股份，獲得歡喜傳媒主控電影、網劇的獨家宣發權；2020年1月，字節跳動6.3億元獲得《囧媽》；2020年8月，B站5.13億港元入股歡喜傳媒，獲得網劇《風犬少年的天空》、《奪冠》等頭部內容。
一類是資源置換，歡喜傳媒提供內容，渠道方提供平台，設立“歡喜首映專區”，所獲收益雙方分成，與線上渠道方合作通過歡喜首映進行變現。
與貓眼、字節跳動、B站達成合作之後，合作內容還有在合作渠道平台內設立歡喜首映專區。再加上歡喜傳媒近期與華為、小米、芒果TV達成的合作，另外還曾與CCTV6旗下的1905電影網、百事通達成合作，合作內容都包括“開設歡喜首映專區，所獲收益雙方分成”。
不過，歡喜首映上線的時間並不長。歡喜傳媒在2017年開始內測自己的流媒體平台“歡喜首映”，在2019年3月份才開始試運營。主要採用“會員制觀看+付費點播”的形式，用户需要付費才能觀看影片，藉此來變現。
歡喜傳媒CEO項紹琨在前幾天接受36氪專訪時曾提及歡喜首映的一些數據，歡喜首映的APP下載量已經達到了 2700 萬，付費用户也達到了 500 萬。這一數據對於國內主流的長視頻平台來説，並不算高。而且，對於歡喜來説，線下渠道的收入遠高於線上流媒體帶來的收入。
然而，歡喜傳媒的合作方包括票務平台、視頻平台、手機、電視硬件場景，從多渠道、多場景、多維度支持自家的流媒體平台歡喜首映，為其吸引流量。為什麼歡喜傳媒要如此支持歡喜首映呢？
流媒體是大勢所趨我們可以看到，在疫情期間，線下電影院停擺，《囧媽》率先進行了“院轉線”，此後很多影片跟隨《囧媽》，放棄院線，轉投線上渠道。
國外疫情仍然嚴重，紐約時間2020年12月3日，華納兄弟宣佈2021年其公司出品的17部影片取消窗口期，將在院線和流媒體平台HBO Max同步上映。
“院轉線”、“流媒體”、取消窗口期這些趨勢似乎是疫情導致的，不過，對疫情之前的影視行業進行分析我們可以發現，這些趨勢其實早就存在。
“窗口期”指的是從電影上映到做成正版影碟、上線線上平台之間的時間，這一機制的安排是由於版權的邊際成本遞減效應，可以保證院線、版權方的收益。
然而隨着國內長視頻平台之間的競爭延伸到影視版權，以及一些平台資產參與到影視製作環節，平台影響力越來越大，長視頻平台為了能儘早上映院線電影，窗口期越來越短。
2019年上映的《逗愛熊仁鎮》，2018年上映的《二十歲》，窗口期只有6天。《北方一篇蒼茫》是9天，《江湖兒女》上映13天就轉到線上。這類窗口期縮短的例子還有很多，甚至有些電影尚在影院上映時，已經全網上線。
其實，窗口期也是版權方、院線方、線上渠道之間的利益博弈的體現。而縮短的窗口期也證明了線上渠道正在一點點趕超線下院線。
歡喜傳媒洞察了這一趨勢，所以對自己的流媒體平台歡喜首映極其重視。
不過，歡喜首映仍然存在一些問題值得重視。
流媒體平台屬於內容平台，形成平台的關鍵條件就是內容供給端能否大量且持續供給，以及讓內容供給端創作者獲利。歡喜傳媒雖然能憑藉“導演合夥人”制度保證歡喜首映的高質量內容供給，以及讓導演獲利，但是歡喜首映的內容不是“大量且持續”的。
電影、電視劇拍攝週期本身就很長，再加上歡喜傳媒簽約導演時間大多是6年，在2021/2022年左右就會結束合約，未來兩年可能會是歡喜傳媒的“內容爆炸期”。
就算可能會迎來歡喜傳媒的“內容爆炸期”，歡喜首映的片源依舊有限。目前，歡喜首映平台上除了歡喜傳媒製作的劇集，就是一些國外的經典電影或紀錄片。對比國內頭部長視頻平台愛優騰芒，甚至西瓜、B站這兩個中視頻平台，影視版權資源庫都相較於歡喜首映多。
而在影視版權的爭奪上，需要大量的資本支持，歡喜首映獲得的資本支持顯然弱於國內頭部視頻平台。
天眼查APP顯示，歡喜傳媒自2015年成立之後，僅有貓眼、B站兩次融資。根據雪球網數據顯示，歡喜傳媒的市值在50億港元（41.64億元人民幣）左右，市值與愛奇藝、B站一類的視頻網站平台相差甚遠。
除去內容不能可持續供給，由於歡喜首映的會員制、付費觀看門檻，歡喜首映由渠道方吸引過來的流量難以留存。
同時，歡喜傳媒也不能保證這些簽約導演拍攝出的一定的高質量內容。《囧媽》的豆瓣評分只有5.9分，與一些導演簽訂的合約中，部分網劇包括聯合監製，若只是掛名，或許會影響歡喜首映的口碑。
而與歡喜傳媒簽約的導演也有自己的工作室，不會只根據歡喜傳媒的合約拍攝影視。例如張藝謀導演的《一秒鐘》上映之後，接下來還有電影《堅如磐石》《懸崖之上》，而張藝謀與歡喜傳媒簽訂的合約還剩兩部網劇，顯然張藝謀導演並沒有急於執行合約的網劇計劃。
結語：歡喜傳媒與導演合作保證內容，與渠道合作保證變現。雖然認清流媒體平台將是未來的趨勢，但由於國內視頻平台的競爭環境，歡喜傳媒只能從多場景、多渠道支持自己的流媒體平台。
不過，歡喜首映與太多渠道合作，除去一些特定合作方的內容，已經大大降低了其內容的“獨播性”，讓與其合作的平台也失去了內容方面的競爭力。
現在的歡喜首映，僅僅只是為了歡喜傳媒能增加一種線上變現方式，同時，為以後線上渠道能蓋過線下院線做準備。不過，到了那時候，歡喜首映或許會直接面對國內其他視頻平台進行競爭，歡喜傳媒還能做到長袖善舞、遊刃有餘、歡歡喜喜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