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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志玲姐姐一直被外界視為性感女神。高顏值高情商高學歷，更有一副性感迷人的身材。在娛樂圈也是混得風生水起，然而感情卻是一團糟。
被公開的戀情不多，曾經和F4裏的言承旭有過一段佳話，然而這些年兩人分分合合讓網友也感覺倦怠了，如今14年過去了，言承旭還在苦等志玲姐姐，然而林志玲貌似磕死都要逮一個豪門，卻善罷甘休。而出道至今22年，除了主持，代言，出席一些商演，參加一些綜藝節目外，最多的就是陪富商吃吃飯，跳跳舞了。
當年林志玲和台灣富商郭台銘好過那麼一陣子，經常陪同郭台銘出席一些晚宴並陪同跳舞。
然而一心想要嫁入豪門的林志玲，卻萬萬沒想到郭台銘竟和自己的舞蹈老師曾馨瑩好上了，兩人如今也結婚快10年了。
之後，我們經常看到只要有志玲姐姐在場的地方，幾乎都是和富商們不是親親就是抱抱。
而且我們在志玲姐姐的眼神和動作都太過於親密了吧？
毫不避嫌玩親親，志玲姐姐真會玩啊。
這不，志玲姐姐又來主動獻吻了。
被富豪調戲，也是一臉的笑容。
還經常被拍到和各路富豪談笑風生。
説真，男人被志玲姐姐迷倒是正常的，畢竟美到這個地步很少有男人能夠抵抗住，不過看上的都是上了年紀的富豪，不得不説，志玲姐姐的胃口不僅大而且還很重噢。如今已經42歲的她，仍和那些富豪沒完沒了，但卻沒一個富豪願意娶她，而願意娶她的，她又看不上，真替言承旭不值。
一九○七年，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總統退回部分庚子賠款，中美雙方協議，決定將該款部分用於中國在美留學生，部分在中國創辦一所學校，造就學生異日留美。於是，創辦了清華。它是一所留美學生的預備學校（隸屬外交部）。隨着時間的演進，清華後來改成一所正式大學。一九二八年，又改為國立，自此，只派少數畢業生赴美深造。
一九二九年五月，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約我擔任該校歷史系主任。五年中（從一九二九年夏到一九三四年夏），我一直在清華認真授課。抵清華後一年半，我成為評議會中一員。這段期間，對清華和我自己的生命都很重要，同時那段時間也是內戰與偉大抗日戰爭中間的一段空檔。這是自一九一一年革命以來中國僅有的一段比較和平與團結的時期。內政大部恢復了，中央、各省都恢復了。工商業正在復甦，鐵路逐漸修復，公路修築得很多。這段短暫的時間充分説明了中國人在平時進步的能力。
蔣廷黻
聘教授，定課程
清華有兩項重要措施是值得稱道的。清華是一所國立大學，教職員待遇與其他同級大學是一樣的，因此，它無法聘到傑出的學者任教。為此，評議會想出一個辦法。就待遇的標準説，清華是按照教育部規定的，但清華另外規定有休假，並可供給休假旅費；上課鐘點少，較其他大學進修的時間多；圖書館、化驗室的經費也比其他學校充足。如果一個人為了拿薪水，就不必到清華。但是如果為了研究、寫作、進修，他就會到清華來。此外根據清華評議會所擬的規定，清華可以資助學者進修深造。以上規定，使清華建立一種看不見，但卻極有效力的延攬人才的制度。在那段時日中，我們能夠從其他大學中挖來著名學者，他們來清華不是因為待遇優厚，而是為了做學問。
另一項措施也是非常重要的。欲想在中國創辦一所大學，某些地方可以學外國，但有些地方必須要自己想辦法。在自然科學方面，中國雖然沒有什麼成就，但世界各國在物理、數學、生物、化學等方面的成就，中國都可以抄襲使用。可是在人文學和社會科學方面，我們所遭遇的問題就和其他國家不一樣了。即以政府組織為例，中國留美學生往往熟讀政治思想、比較政府和地方政府等書籍。他們學成回國後可以在大學開課，像美國學者在大學中一樣教授英國、法國、德國或意大利政府。但是卻沒有一位中國學者能夠教授中國政府，因為美國大學中沒有這門課。再以市政為例：當時在清華有一位教授，教倫敦、巴黎、芝加哥和紐約市政，但他對天津、北平、上海等市的施政情形卻一無所知。再讓我們看看政治思想方面。有一段時間，清華有三位教授都能教政治思想，他們能從最早的柏拉圖講到當代的拉斯基，但卻沒有一個能講授中國政治思想演進情形的。換句話説，就以上情形論，清華所教育的學生是要他們成為美國的領導人物，而不是要他們成為中國的棟樑之材。
有些清華教授認為這種情形是滑稽的。這個情形雖然我們個人沒有責任，但我們一直認為這是個問題。最後，我們提議設法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提議任何擔任社會科學的教授，如果他想要放棄原有西方國家的課程改授中國方面的課程，都可以減少他授課的時數，增加研究及實地考察等方面的補助。如此一來，經過三兩年時間，他就可以教授中國政治思想、中國政府或中國經濟史等課程了。
歷史系也遭遇到類似的問題。留美學生沒有從美國學到中國歷史，即使他們想學也無從學起。在大多數西方國家中，大部分歷史已經經過科學的徹底的研究過若干個世紀了，因此，他們可以有一套能為大家共同接受的歷史知識。但在中國卻不然。我們有豐富的資料，但除了日期和姓名之外卻沒有一種大家都認為正確的綜合歷史資料。在過去，人們無法瞭解整個中國歷史。他只能成為某一特殊時代或某一本書的專家。每個人都或多或少要重複前人的研究工作，而不是繼續前人的研究工作。因此，時間被浪費了。
我在清華，一開始，想找一位能教漢代歷史的學者，當我提出此一擬議時大家都認為楊先生（按，即楊樹達）是最適當的人選，因為他是最偉大的漢史權威。他曉得各種版本的《漢書》和《後漢書》。他對各種版本真偽的鑑定，以及章句解釋可以説無出其右者。他是這兩本古書的最高權威。但他教了一年以後，如果有人問他：“楊教授，你能給學生和我正確扼要地講一講漢代四百年間都發生過什麼事，漢代重要政治、社會和經濟變化如何嗎？”他會説：“我從未想過這些。書中沒有討論過這類問題。”本來，版本鑑定的目的是要找到一本權威書籍，某一本書其所以能有價值是因為它能使我們獲悉某一時期、某一階段我們國家的實際情形。但是這個目的反而被人漸漸給忘記了。人們變成為研究版本而研究版本、為研究古籍而研究古籍了。此種研究歷史的方法在現在已經落伍，不能再繼續下去。我們不能再把時間繼續浪費在這方面。
漸漸的，我認為我應該放棄這批舊學者。我要把他們當作我個人的老師。我希望他們能在我身邊，以便請教，另一方面我希望能有一批新人來教歷史。在教書時，他們能夠告訴我們中國從什麼地方發源，又向何處發展，最後定居在什麼地方。我不聲不響地引進一批年輕教授代替原來的老教授。一點麻煩都沒有。我予新人充分的時間。我説：“現在，努力吧，準備開一門課，那麼，就是清史吧，你有興趣嗎？你知道清代的大問題嗎？努力吧，我會供給你參考書、助理人員和時間。同時，為了生活，你也必須教一點其他課程。你願意教什麼都可以，但你必須在兩三年時間內準備開一門新課。”我引導這批年輕教授開始使用一套新方法，一點也沒有引起麻煩和反對。如果不是因為戰爭爆發，我們能循此途徑繼續努力下去的話，我堅信：在十年或二十年之內清華的歷史系一定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全國唯一無二的歷史系。
對這些政治及社會科學的觀念，同寅們常常交換意見。很幸運，校長和評議會都同意我們的做法。因此，清華擬定一套適合中國學生的課程。如果有人有興趣比較一下清華一九二九年與一九三七年的異同，他一定會發現在課程方面有很大的改變。此舉，我認為是對中國教育的一個大貢獻。我一直為此感到快樂，因為我在這方面曾略盡綿薄。
收檔案，買舊書
對我個人説，清華五年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歲月。我乘便可以接觸故宮博物院的檔案。有一段時間，我們有好些人在故宮博物院抄錄檔案，把未公佈的重要文件抄錄下來。故宮中收藏的最重要檔案是清代軍機處的。自十八世紀三十年代起到清代終止為止，軍機處是大清皇帝的真正秘書處。該處人員管理檔案非常制度化，每天來文均由收發登記，這些來文主要的是中央各部及地方首長的奏摺。此外，對皇帝批覆的奏摺也有專人登記。每件檔案都詳細登錄日期及摘要。這種簡單小心處理檔案的制度，對清政府説實在是一種光榮。
由於革命和武裝政變在北平接二連三的發生，有些老衙門的檔案均被棄置，無人管理。有些檔案在北平當廢紙賣。我為清華成噸購買，清華圖書館所存的資料大部分都是清朝軍機處和海軍方面的資料。
研究清代以前中國歷史，學者可以有很多書目提要作參考，但研究清代歷史則不然。當然，我們可以閲讀一些有關的書刊，可是有許多文學作品，私人和小出版商印的五花八門的記錄，卻不能指給我們方向。起初，我常去琉璃廠舊書店找我所需要的資料。漸漸的，書店老闆把我當作好顧客，開始到清華來找我。在這段時期，我按計劃購買書籍。每屆週三，從上午九時到十二時，我接待琉璃廠的書商。他們到圖書館中我的書房來，每人先給我一張作者及書名的目錄，我可以從目錄中找出我有興趣的書籍。如果某一本書可能對我有價值，我把它送到圖書館當局審查、估價。書商在走廊上排成一排每人都帶着他們要賣的書，這樣成了一個慣例。有時他們知道我所需要的書而他們自己又沒有，他們就寫信通知全國有往來的同行，代我去搜求。
任何一位學者，一旦到了北平，就會染上搜集舊書的癖好。這種癖好很有傳染性。有一次，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先生要我陪他去一位私人收藏家那裏。我們在一起有一小時。他監視我，我監視他。我們找資料時，他問我對哪一方面特別有興趣。我找到兩本小冊子，第一本是《文祥年譜》。文系清代外交界的巨擘。第二本是有關鴉片買賣的書籍。袁先生對這兩本書似乎都不太有興趣，我私下很高興。我們分手後，他回北平圖書館，我回俱樂部，當他遠離我後，我又轉回去買那兩本書，但當我半小時後回到那裏向書主購買時，書主告訴我袁先生已經捷足先登把那兩本書買走了。
中國第一位駐英公使郭嵩燾，是十九世紀最有名氣的人物之一。大家只知他在外交界的職務，很少有人知道他做過僧格林沁的秘書。僧格林沁於一八五九年曾在大沽抵禦英法聯軍的進犯。遠在英法聯軍進犯的當時，郭就建議他的上司僧格林沁，不要仇視外國人，應該談判通商條約。後來，他代理廣東巡撫時（一八六三—一八六六）就不準潮州人拒絕與外人往來。他的政策是要中國在國際上尋求和平、繁榮……而不要閉關自守。與他同時代比較進步的人士，已經有少數人準備接受外國武器、輪船，甚至鐵路，但郭某較他們更進步，他進而主張採用某些西方的政治、經濟措施。惜乎中外雙方人士均未重視他的識見。他的論文集幫助我們瞭解他的思想和他所處的時代。我獲悉他有很多未公開的日記。因為郭是湖南人，所以我在寫家信時，就常提到這件事，希望弄到他的日記。有一天，家兄寫信告訴我他遇到一個湘潭雜貨商，他是郭的孫子。我立即寫信要他去查問，看看他家是否還存有他祖父的日記。我哥哥回信説日記就在那個雜貨商的手裏，而且他願以一千元代價出售。這簡直是天大好消息。我立即打電報給家兄，要他儘快把它買下。不幸，好多郭家的人都要分沾利益，有些反對出賣這份遺產，結果，買賣不成，日記仍存郭家，後來結果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
曾國藩的文集，中間很明顯的有殘缺之處，我一直想把它補全。只要是我認為與曾家稍有關聯的人不論路途如何遙遠我都去拜會他。多少次我均徒勞無功。直至一九三八年，南京政府撤退後，我在漢口有一天獲悉有三百封曾氏親筆函在坊間出售，索價每封三元。我立即表示如果對方願將三百封全都出售給我，我願每封出價五元，但是，此一消息迅即在漢口湖南名人圈中傳佈出去，他們都想保存一些偉大同鄉的墨寶，以致我功敗垂成。抗日戰爭中期，漢口將陷落時，湖南人上演一幕爭奪曾氏書函的趣劇。後來，大家同意，將書函分開。我分到一些曾國藩致他弟弟曾國荃的信函，其內容為對太平天國戰役中包圍並收復南京者。我很幸運，我分到的一份很有內容，因為分信的人都只注重書法的好壞，不太重視信中的內容。我約定將內容有關包圍南京的部分都分給我，我希望只將未公佈過的信分給我。同鄉們答應我的要求，我很高興告訴大家，分給我的信都是精選的，這些信使我們對曾國藩及其弟弟的性格有新的瞭解。不幸，當我離開大陸時，一件突發的變故，以致未能將上述信函帶出，被遺在上海，它們的命運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
做研究，教歷史
清華五年實在是夠刺激的，可以説我是發現一個新大陸——中國近代史。我努力工作，有時因為得到偉大的發現而高興，有時因為遇到想不到的困難而失望。我繼續研究中國外交史，同時又出版兩卷編纂資料（《中國近代外交史資料輯要》）。我的興趣越來越廣泛，我又對近百年來社會及經濟變化發生興趣。大多數人把這方面的研究工作看成一塊沒有肉的幹骨頭，認為食之無味，而我卻認為棄之可惜，在此我不準備多説，只想敍述一些回憶。
研究歷史的結果修正了固有的觀念。清末一百年間處理中國事務的領導人，不論滿漢，並非像過去出版物所渲染的全是壞得不可救藥的。當我在雜誌上發表我的見解時，各方反應不一。有人認為我太偏向清王朝，有人説我無禮，居然冒險去批評傳統上已經被承認的英雄人物。在民族主義革命高潮時期，欲想喚醒國人注意當時事實和情況，指出錯誤並非全在外國人一方，這真是不可想象的。但我相信中國與列強之間早期的談判大部分都是錯誤的鬧劇。也就是説我們根本不瞭解情況。
因為我是個教授，所以我的文章在政界也引起過不少小風波。後來，當我到政府任公職時，我想欲撰寫一些歷史題目的文章，或發表專題演講。這種情形又引起相當的麻煩。舉個例子：一九四二年系南京條約一百週年。我發表一次演講，講詞用中英文在重慶發表。立法院長孫科博士在黨中央會議中引用了我的講詞，並且表示同意我的看法，一個與孫感情不睦的人攻擊我是英國帝國主義者的辯護人。該案竟至呈請蔣委員長核奪，蔣認為學者的演講和寫作應該自由，黨方不必過問我的文章。
有的反應是從大洋對岸來的。有一次，詹森（Nelson Johnson）公使（後來升任大使）託亞那波里斯（Annapolis，現通譯為安納波利斯）海軍學院阿倫（Allen）教授向我徵詢意見，問我鴉片戰爭時艦隊司令克爾奈（Kearny）的行動如何。有人告訴我説阿倫教授是受命於克家要他寫一篇克爾奈傳記。問題在克氏是否首倡中國門户開放。正巧中國當時有一部分資料（那時尚未發表）對克爾奈於鴉片戰爭時在中國沿海的活動情形透露一線曙光，我的結論是：他並非是門户開放政策的首倡者。我將備忘錄發表於《中國社會政治科學評論》上，當時我是該刊編輯，此事對我説，到此已經完結了。後來，哥倫比亞大學裴克（Cyrus H. Peake）博士告訴我一件很有趣的下文。有一天，哥大圖書管理員出示給裴克一本上面登着我文章的《中國社會政治科學評論》，要他注意上面別人加的旁註，以及被剪走的部分。館員認為一定是中國學生剪的，要他調查一下究竟是誰幹的。不久裴克博士獲悉紐約市立圖書館已經抓到那個破壞書刊的人。此人不是別人，正是克爾奈的後人。
我在清華時期，並不鼓勵學生讀歷史。因為我深慮歷史系的學生沒有出路。歷史系畢業生雖然可以到中學去教書，但是待遇低，圖書設備差，不利進修。學習歷史以備從政之用，此一見解倒是深獲我心。在過去，不分中外，許多歷史學家均能身居政府要津即其適例。一旦有學生申請入歷史系，我都給他們澆冷水，我提醒他們讀歷史一定會受窮很久。我也要他們曉得研究歷史除非發現真偽，不會成名。另一方面，雖然清華歷史系一直沒有很多學生，但，我很高興，少數優秀青年我都鼓勵他們進了研究院，研究中國學者一向忽略的問題。就我所知，一九三○年我們中國尚沒有日本、蘇俄、蒙古、泰國及越南等歷史專家。一旦我發現一個青年，認為他可以研究上述某一國曆史的話，我就説服他在研究院學習相關的語文。如果他在研究院成績好，我就設法推薦他到國外去深造。
例如：我鼓勵王信忠（Wang Hsia Chung）去學日本史。因為他在清華利用中、日以及英、美資料寫過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外交關係的論文。他到東京帝大研究，日本方面起初認為中國大學不會有學生到日本去研究日本史，但王信忠申請並通過了特別考試。他在東京研究兩年，回到清華任講師。
另一個例子是朱謙雲（Chu Ching yun），他研究蘇聯歷史。他從中英庚款委員會得到一份獎學金，到倫敦斯拉夫語學校（School of Slavonic Studies）去研究。後來他又入達帕脱（Dorpct）大學。為了能在蘇聯多住幾年，他擔任中央社駐莫斯科記者。
後來又有邵循正（Shiao cheng chung），清華畢業後為了準備將來研究蒙古史而赴巴黎研究波斯和阿拉伯語。
宋迪夏（Sung Ti Hsia）的例子也很特殊。他在政治系畢業後，又申請入歷史系。我對他在學校的情形曾留心過，而且對他多少有些成見。從我對他勸阻的言談中，他知道我反對他再入歷史系。他單刀直入地説：“我知道我已浪費很多時間，但我是確實可以讀得很好的。我一定要好好讀，請讓我試試。”我勉強答應了他。為使他及早回頭起見，我指定他個難題，要他研究領事裁判權以前中國境內涉外的民刑案件。在宋君以前曾經有人就法律觀點和歷史觀點研究過這個問題。但是，從來沒有人想逐案去搜集有關的中國資料，找出中國官員在國內如何處理外人案件或涉外案件。宋興沖沖地研究此一專題。當他研究完成時，無疑的，成了中國治外法權方面的權威。但就他所蒐集的資料而論，我發現他的論文中還遺漏了一件重要的案子。我要他設法把它補進去。我告訴他：此種增補工作是很有價值的，如果能做得好，我可以同時用英文和中文將他的論文發表。他對我的意見感到非常高興。但，不久戰爭開始，宋就開始他的流亡生活了。若干年後，他到我行政院政務處長辦公室來看我，見面後，我立刻問他是否完成我所建議的增補工作。他即時承認在他流亡的途中已經把原稿遺失了。我斥退他，要他以後永遠不要再來見我。不久以後，我輾轉聽説他開始酗酒，終致客死在四川的一個小鎮上。
清華予我足夠的資料和時間從事研究工作。那裏也有許多益友和同事。在我教過的學生中，每年我都發現有些人他們的生活與我息息相關，他們的生活也成為我自己生活的一部分。除了上述情形外，清華坐落北平西山腳下，是個消閒靜養的好地方。我們打網球、游泳、滑冰、騎馬、打獵，尤其有興趣的是旅行野餐。從校園騎驢很快就可以到頤和園、玉泉山、香山八大處。九、十月間，每天都是風和日麗，我每天下午都帶孩子到上述各處去遊玩。我最大的孩子大寶頗具長姊風範，為人爽快，有相當的外交手腕。二寶多情善感。三寶喜歡嬉戲，自由奔放，對父母的管教不甚注意。因為他身體健壯，所以整天在外面跑。四寶在家中是最受寵愛的。他一定要牽着我的手，他要人抱的時候，就一定要抱他。我欣賞寶塔、松樹、玉泉山的清流、圓明園的漫步、廟內温和及兇惡的神像和成羣的小孩子。
（本文節選自《蔣廷黻回憶錄》，嶽麓書社，2017年3月。澎湃新聞經出版社授權發佈，現標題和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以下為網友評論：
網友“未知陽”：研究歷史着實需要錢的
(1970-01-01)
商務部官網發佈消息稱，2015年1-11月，中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7043.3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7.9%，預計全年吸收外資1260億美元，再創歷史新高。 視覺中國 資料圖
所謂外資流出中國，看上去並無數據支撐。
1月5日，商務部官網發佈消息稱，2015年1-11月，中國設立外商投資企業23648家，同比增長11%；實際使用外資金額7043.3億元人民幣（折1140.4億美元，未含銀行、證券、保險領域數據，下同），同比增長7.9%，預計全年吸收外資1260億美元，再創歷史新高。
商務部稱，主要國家/地區對華投資總體保持穩定。實際投入外資金額排名前十位的國家/地區分別是中國香港、新加坡、中國台灣、韓國、日本、美國、德國、法國、英國、中國澳門，合計投入1073.1億美元，同比增長7.3%，佔全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的94.1%。（編注：上述國家/地區對華投資數據包括通過英屬維爾京、開曼羣島、薩摩亞、毛里求斯和巴巴多斯自由港的對華投資）。
從引進外資結構上看，商務部的數據顯示，服務業實際使用外資695.8億美元，同比增長18.8%，在全國總量中的比重為61%，已成為吸收外資重要增長點。製造業實際使用外資358.4億美元，與2014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中，高技術製造業實際使用外資85.4億美元，同比增長11.7%。
值得一提的是，自由貿易試驗區在吸引外資方面表現突出。
今年1-10月，廣東、天津、福建自貿試驗區共設立外商投資企業5159家，同比增長2倍，擴展區域後的上海自貿試驗區吸收外商投資佔全市一半。融資租賃、科技研發、創業投資、電子商務、現代物流等高端產業向自貿試驗區集聚的態勢明顯。
商務部稱，去年中國推動修改“外資三法”，起草《外國投資法（草案）》，並公開徵求意見，為外商提供穩定、透明和可預期的法律環境。在4個自由貿易試驗區探索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按照國務院註冊資本登記制度改革要求，對29部規章和規範性文件部分條款進行了修改，取消最低註冊資本要求，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和發展動力。
以下為網友評論：
網友“HH”：沒發現在中國投資的外資都掙錢嗎，資金是最聰明的商人
網友“人生正道是滄桑”：好樣的
網友“畫者”：又在忽悠人民了，不要臉的磚家。
網友“段譽世子”：別傻傻的了 使用外資跟外資流出根本就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能一起説嘛？
網友“閒炎歲語”：高技術產業才80多億
網友“閒炎歲語”：台灣對大陸沒那麼開放，洗錢可能性不大。香港從剛開始改革開放就一直是最大的外資來源地，排第一也並無反常。
網友“tony”：呵呵
網友“親斤浪薇薄”：香港和台灣的資金進入中國，我懷疑是洗錢或圈錢，要不就是快速撈錢後就撤離。
網友“被浪拍在沙灘上”：聽説相當部分是出國轉內銷，實際是國內資金境外遊後再回來。請懂行的大俠澄清一下吧。
網友“qqgod”：那為什麼匯率跌了哪?
網友“親斤浪薇薄”：香港和台灣的資金進入中國，我懷疑是洗錢或圈錢，要不就是快速撈錢後就撤離。
(1970-01-01)
近一個半世紀前的1873年，上海曾開辦過一項名為“上海杯”的國際帆船賽事，但隨後就因戰火等原因中斷。
如今，這項賽事終於“復活”，今年秋天，“上海杯”帆船賽將重新在申城上演。
在這項賽事誕生當年，帆船幾乎就是隻屬於外國人和“上層人士”的運動。而直到今天，不少人依然認為這是一項“貴族運動”，望而卻步。
在中國現代帆船運動起步較晚的情況下，想要普及推廣，摘掉這頂“帽子”是需要解決的問題。
“2008年北京奧運會帆船運動推廣日”活動在上海進行。本文圖片均來自視覺中國 資料圖
150年前，上海就有了帆船賽
“上海杯”帆船賽首次舉辦時，中國還處於19世紀70年代的清王朝，當時這項賽事的主要競爭者就是洋人。
連續三年，這項賽事的冠軍都被英國選手奪得，獎盃也由此被英國人帶走。在當時，這座獎盃的打造費用就達到了100美金之多，一直到現在，都收藏在英國卡迪夫的博物館中。
由於戰火和時局的動盪，這項賽事隨後中斷，並被人們遺忘。其實，相比目前世界上影響力最大的帆船賽事“美洲盃”，中國的“上海杯”在開辦時間上只晚了不過3年。
然而，直到近一個半世紀之後，上海的帆船愛好者才發掘出了這段塵封的歷史，並最終讓這項比賽再次“復活”。
“其實最早發現這個信息的是我們的一個會員，大概在7、8年前了。”本次“上海杯”比賽的發起人，上海美帆俱樂部創始人時立憲告訴澎湃新聞記者。
隨後，他們通過查閲當時媒體資料，實地探訪等一系列手段確認了當年“上海杯”的情況。
這項有着悠久歷史淵源的賽事，如今也將換上新的面貌。
今年的“上海杯”將使用諾卡拉17級別的帆船，這一型號採用了新的水翼科技，以船體輕、速度快著稱，最高時速甚至可達到約60公里/每小時。
2016年4月29日，中國青年帆船帆板精英賽正式拉開戰幕。
帆船運動發展還需藉助奧運
在目前，國內上規模的帆船賽事除即將開始的“上海杯”之外，還有環海南島、中國杯等賽事。相比中國的幅員遼闊，數量並不算多。
而從“上海杯”創辦後近一個半世紀的“失落”歷史中，也不難看出，國內的帆船運動發展並不算成熟。
據公開資料顯示，新中國成立後，國內沿海城市於上世紀50年代才開始開展帆船運動，隨後由於歷史原因中斷，直到70年代末才恢復發展。
從1983年，帆船項目被首次列入全運會算起，至今也不過30餘年，相比國外，差距仍然明顯。
“和國外差距大是顯而易見的，我們的近代帆船運動歷史從1984年奧運會起，也就30多年，而國外則是3、4百年，積澱很深厚。”中國帆船帆板運動協會副秘書長李仲一對澎湃新聞記者表示。
而在中國帆船發展的進程中，奧運會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帆船的起步是因為1984年洛杉磯奧運，2008年北京奧運則成為了重要助推。
“比如在青島，2004年之前，幾乎沒有什麼帆船，但藉助（北京）奧運會，開展了‘千帆進校園’的活動，每個中學都有了幾艘帆船，進行聯賽。”
事實上，今年“上海杯”帆船賽所採用的諾卡拉17級別帆船，正是將在2020年東京奧運會上首次亮相的帆船新小項。
李仲一也坦言，帆船帆板協會的主要任務有奧運爭光、全民健身和體育產業，目前的側重還是在“奧運爭光”這個方面上。
第十五屆多哈亞運會帆船激光鐳迪爾級比賽，上海選手徐莉佳在比賽中。
想普及，“貴族運動”是個坎
從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奪得帆船銀牌之後，中國帆船在世界大賽上的進步有目共睹。2008年和2012年奧運會，殷劍和徐莉佳分別奪得了兩枚寶貴的金牌。
“中國的競技帆船目前是世界準一流到二流中上的水平。”李仲一對澎湃新聞記者表示。但同時他也不諱言，“在民間帆船上，還是有較大的差距。”
據李仲一透露，在參與人數上，目前國內專業帆船運動員約有2000人，資深愛好者有5000人以上，初級愛好者則估計可超10萬。
目前，國內有在協會註冊的帆船俱樂部超過100家，船隻不完全統計在3000艘以上。相比約20年前，全國只有十幾家帆船俱樂部的情景提升很大，但距離李仲一口中一些國外城市“千帆林立”的景象，差距仍然不小。
其實，中國發展帆船運動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正如李仲一所説，“中國的濱海水域廣闊，有很多天然良港，內陸的沿江濱湖地區也可以展開帆船，這是先天優勢。”
但由於不具備帆船運動的傳統，國內帆船運動的普及也有一些困難。
硬件上，除了一些小型號的帆船之外，較大級別的帆船都需要專用碼頭，而國內很少有這些類設施。甚至不少人會花幾十萬去俱樂部購買終身泊位。
其次，教練員的數量也很缺乏。據2014年一項調查統計，全國專業教練僅有幾十人，面向普通愛好者的基層教練也不多。
上海美帆俱樂部創始人時立憲表示，“我們一個教練帶6條船，但有些俱樂部一個教練帶幾十個人的都有，勢必就會影響到教學的質量。”
而對於很多人認為帆船是“貴族運動”，感到望而卻步的現象，時立憲説，這需要帆船運動找到更準確的定位。
“我們首先定位是中產階層，而不是‘貴族’。”
“像我們定價8000元一整個家庭的會員年卡，平時來玩普通帆船是免費的。這樣把費用做到非常低。一般市民覺得是‘貴族’運動，但來了發現也玩得起。”
以下為網友評論：
網友“麪條”：對於帆船運動，8千真不高。
網友“還想多走走”：我68歲，還想帶孫女玩一把。請問如何聯繫美帆
網友“戰忽局某處某科付股長”：期待朋友圈裏的朋友去自拍
網友“托蒂拖地”：很低
網友“心有旁騖”：8000塊？還低？
網友“18962037268”：江浙地區無疑有深厚羣眾基礎。
網友“心有旁騖”：8000塊？還低？
(1970-01-01)
2017年沃爾夫森歷史獎（Wolfson History Prize）最終揭曉，克里斯托弗•德•哈梅爾（Christopher de Hamel）憑藉其《偶遇珍貴手稿》 （Meeting with Remarkable Manuscripts）一書奪得桂冠。獲得4萬英鎊獎金的德•哈梅爾是劍橋大學基督聖體學院（Corpus Christi College, Cambridge）院士和前圖書館長。他也是今年早些時候宣佈的六位入圍獎得主之一。
四十多年以來，由沃爾夫森基金會贊助的沃爾夫森歷史獎已經成為卓越歷史著作的同義詞。自1972年成立以來，沃爾夫森基金會已經為英國傑出的歷史學作品獎贈了超過110萬英鎊的獎金。本次評委會的主席大衞•康納汀爵士（Sir David Cannadine）評論道：“克里斯托弗•德•哈梅爾傑出而新穎的作品不僅拓寬了歷史學寫作的界限，並且延展了歷史學寫作這一內涵。通過將每一份手稿組合成宛如親身經歷的故事，他引導着人們踏入探索和學習的難忘旅程。作為一部富於想象、文采斐然且優雅非凡的作品，對於那些令人驚異的歷史寶藏，《偶遇珍貴手稿》提煉出一種矢志不渝的熱愛，而作者將它栩栩如生地帶入到生活之中。它就是一部傑作。”
關於獲獎書籍：
部分是旅行書籍，部分是偵探故事，部分是與讀者的對話，《偶遇珍貴手稿》展現出一種原本是普通人無法接觸的、在面對那些偉大的文化藝術作品時所體現的一種魔力與激情。克里斯托弗•德•哈梅爾追蹤了由這些無比珍貴的作品經過漫長的時空而造就的旅程——它們是如何被複制、被擁有，或被人們所不懈追求的？它們是如何糾纏於政治與學術爭論的漩渦？它們又是如何被看成是極端奢侈的對象與民族身份的象徵？他向我們紹介了國王、女王、聖徒、抄寫員、藝術家、圖書館長、小偷、商人、收藏家以及手稿研究專家的國際性共同體，為我們展示了他是如何與他的同行通過拼合證據而得出令人驚訝的結論。
關於獲獎作者：
克里斯托弗•德•哈梅爾是劍橋大學基督聖體學院院士和前圖書館長，曾在蘇富比拍賣行（Sotheby）長期任職，因此他掌握大量插圖手稿等資料。而且，帕克圖書館（the Parker Library）在其關照下，從2000年到2016年蒐集整理了大量有關英國語言和歷史的最原始的手稿。同時，他也是古文物協會（the Society of Antiquaries）和皇家歷史學會（Royal Historical Society）的會員。
更多信息可登錄www.wolfson.org.uk/history-prize獲取。
(197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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