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標題：《八角籠中》：現實主義電影的類型化突圍
作者：黃鐘軍，浙江師範大學藝術學院教授
鄭心怡，北京師範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碩士研究生
新片觀點
國家電影事業發展專項資金支持
特定背景下的人生格鬥奮鬥
誰也沒有預料到王寶強此前因為導演作品被詬病後，竟然潛心創作出現實表現出色的現實主義光彩的導演作品。
六年沉浮，2023年暑期檔，王寶強再次以導演身份攜新片《八角籠中》迴歸觀眾視野。與他以往影片的喜劇路線不同，作為一部紮根於現實主義題材的非傳統體育類型電影，《八角籠中》取材於“大涼山格鬥孤兒”的真實新聞事件，講述了“污點”格鬥冠軍向騰輝重操舊業，訓練大瀧山“邊緣”少年參加格鬥比賽的故事。
影片從“草根”視角出發，以雙重敍事實現現實主義電影的類型化突圍。
一是基於真實事件展示中國脱貧攻堅戰開始之前的時代前景，不粉飾貧苦環境的“八角籠”也不誇大奮鬥希望的“金腰帶”，而是相對客觀地為影片敍事提供現實依據，同時與王寶強真實的人生經歷形成影片內外的互文。
二是訓練場上八角籠中的格鬥故事，在體育類型片的框架下，講述身處“邊緣”的“野草”少年們依靠努力格鬥“逆天改命”的奇蹟，同時聚焦於向騰輝在自己人生的“八角籠”中努力掙脱束縛，呈現昔日格鬥冠軍在救贖他人的同時實現自我拯救的過程。
真實事件奠定現實主義根基
《八角籠中》是基於“大涼山格鬥孤兒”創作的電影，事件的真實性加之其本身所包含的貧困、留守兒童等社會議題，奠定了影片的現實主義基調。
2017年，事件曾一度在互聯網等多個場域中受到關注，但由於閉塞的生活環境、有限的教育資源等客觀環境的限制，讓他們很難掙脱“失語者”的命運。而且隨着時間推移，加之新聞要素的一再反轉，導致大眾始終沒有對其形成清晰的認知。而此次的影視化呈現則再度將社會現實拉至公眾眼前，觸發觀影大眾的現實思考。
正所謂“對現實素材的改編效果強烈依賴創作者對原型事件的處理手法”。
面對這個生髮於底層的事件，新聞素材式的呈現難免會帶有媒體式的精英主義印記，但王寶強的“草根”出身和習武經歷，卻讓他在面對格鬥少年時，能夠保持更深刻的共情力。加之親身深入的實地採訪與考察，讓他擁有了“底層寫作”的書寫立場，可以更生動地呈現出八角籠中底層個體的喜怒悲歡。
創作過程中，王寶強以在場的個人記憶和生命體驗，深度挖掘出事件人物身上深印的生活紋理與人性褶皺，讓一批來自山區的非職業演員進行“邊緣”“草根”“底層”人物的集體性剖白，與他們一起完成了多數電影中不曾實現的主體性在場，從而實現獨特的敍事效果。
曾經，在全國打贏脱貧攻堅戰以前，格鬥俱樂部對於大涼山部分地區無路可走的“邊緣”少年而言，就是生存的稻草。如影片中所呈現的那樣，當向騰輝俱樂部的格鬥少年們發現跟着他練格鬥能吃飽、能洗澡、能睡軟牀時，就“像野狗咬着骨頭，打死也不肯鬆口”，他們必須用身體上的奮力一搏換取滿足温飽的可能性。
從向騰輝原型人物恩波在路演活動中的那句“衷心感謝劇組，你們的努力讓世界，讓格鬥場和格鬥場外的人都瞭解到這個故事”中不難看出，《八角籠中》實現了用電影藝術的手法再造、重構“格鬥孤兒”事件的銀幕呈現，為這一真實事件中的人物搭建起了命運的呈現舞台。
類型敍事拓展影片內容張力
《八角籠中》在直面真實事件，完成內核延展與昇華的基礎上，有意識地運用了類型電影策略。影片充分把握事件本身藴含的多元要素與價值判斷，同時借用體育類型電影的外殼，融合電影藝術的創作要求，對教練恩波和格鬥少年們進行了大膽的再創造，實現了底層人物的“羣像式”表達。
一方面，影片遵循傳統體育電影的敍事策略，將八角籠中一場接一場的格鬥比賽作為串聯故事的主軸，通過對訓練場和比賽現場上格鬥少年表現的重現和藝術加工，給予觀眾直觀的在場性體驗，完成現實與藝術創作的耦合，並將大瀧山少年面對格鬥的態度與體育精神中藴含的奮勇拼搏、百折不撓等精神內涵勾連在一起。同時，相較於大多數運動而言，格鬥比賽中的創傷更加容易發生。影片將賽場上的血淚與重擊，訓練時極限的疲憊，足療店脱下鞋子後腳面的滿目傷痕等殘酷的事實，以具象化的方式毫不掩飾地展現出來，形成一種“崇高”式的審美感知，讓觀眾在接收到明顯心理疼痛的同時，也與角色產生直接的情感共振。
另一方面，《八角籠中》並未侷限於體育類型之中。影片的敍事焦點除了展現格鬥少年征服競技場和命運的八角籠外，還具有強烈的個人觀照，能夠同時聚焦於向騰輝這一個體，以具體事件呈現出他英雄主義式的昇華與自我救贖。電影將個體意志的沉浮與運動場上的勝負編織進兩代人的情感與祈願中，向騰輝在幫助格鬥少年衝破八角籠時，也完成了與自己內心的對話。
整體而言，影片經由王寶強“草根”式的創作解碼和類型化的精巧編碼後，呈現為可供中國電影市場傳播的現實主義體育類型電影文本，在聚焦留守少年生存困境的同時，彰顯出強烈的人文關照和深度思考，直接衝擊着觀眾的視覺神經。
在此意義上看，《八角籠中》似是王寶強“觸底反擊”之作，畢竟前期作品讓王寶強揹負了太多罵名。但也需注意的是，《八角籠中》雖精心打磨多年，這並不能就此掩蓋或抵消它的缺陷，其中的細節失真與理想主義色彩仍是作者需要突破的創作“八角籠”。
向騰輝扮演着大山孩子救贖者的角色：將他們帶上比賽的舞台，讓他們不再為温飽問題發愁擔憂，雖然曾中途退場，但最終還是回過頭來與孩子們並肩作戰，幫助蘇木恢復健康重返戰場，最終贏得冠軍。然而，在這個過程中，向騰輝這個人物的背景鋪墊不夠，稍顯單薄，其次影片對於一些細節交代不足，如：向騰輝是怎樣搭建起教育課堂的？他憑藉什麼養活這麼多孩子的？以致於影片在觀感和邏輯上稍顯突兀、牽強。最後，節目訪談的設置則呈現出影片另一面的理想主義色彩：現實生活中，遭遇了“污衊”與不分青紅皂白的指責後，真的會有一場節目訪談來讓被網暴者面向所有人自證清白嗎？真的會有一羣願意沉靜下來聽你緩緩道來事件緣由的觀眾嗎？
因此，影片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現實困境的想象性解決”的嫌疑。
但總體而言，《八角籠中》依然是王寶強帶着激情與真誠創作並經過一番沉澱的作品。對此，我們對於影片的鼓勵與支持不僅是對中國電影人創作出更多優質藝術佳作的期待，更是對中國電影深入更多社會現實、展露更多人文關懷的美好希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