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我和我的父輩》：歷史記憶與共同情感
繼《我和我的祖國》《我和我的家鄉》之後，電影《我和我的父輩》再次於國慶檔上映。影片由《乘風》《詩》《鴨先知》《少年行》四個篇章構成，分別對應抗日戰爭時期、新中國建設初期、改革開放時期與人工智能的未來，由吳京、章子怡、徐崢、沈騰執導並主演一個單元。影片將漫長的歷史軌跡故事化，將宏大的愛國理念具體化，以普通人的角度切入，表現了革命、建設、開放與創新等主題。
“我和父親”是貫穿電影始終的一條線索，祖國和父親共同成為一種精神象徵。《乘風》中，日軍圍剿根據地，父親作為冀中騎兵團的團長，和戰友們一起掩護羣眾撤離，眼看着一村的老弱病小面臨死亡威脅，他命令戰友打響信號彈，將日軍引到了另一條路上。這是一個痛苦而短暫的抉擇，因為前一刻，兒子馬乘風和戰友剛朝着這個方向去了。馬乘風在槍林彈雨中堅毅前行，奔向死亡；孕婦在救援的小舟上分娩，創造新生……影片通過交叉蒙太奇的方式表現出相同時間不同空間發生的事情，兩者彼此渲染、互為因果，使得生命力量得以彰顯。
《詩》更多地以女性視角與家庭場景支撐敍事，賦予這段故事較大的情感力度。父親告訴兒子，“爸爸在天上寫詩。”這位航天科研人員隱姓埋名、潛心鑽研，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父親在火箭試驗中驟然離世，作為火藥雕刻師的母親堅強前行，一邊在工作中推進技術，將切削火藥的精確度控制在0.2毫米以內；一邊獨自照顧兩個年幼的孩子。母親告訴孩子：“燃料是點燃自己，照亮別人的東西；火箭是為了自由，拋棄自己的東西；生命是用來燃燒的東西；死亡是驗證生命的東西；宇宙是讓死亡渺小的東西。”在遼遠的星空下點亮孔明燈，流淚滿面的孩子似乎長大了，飄搖的燈火是對父親的祭奠，又是對母親的祈願。艱苦樸素的日常、廣袤荒原的實景，讓人回到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中國，回想起研製火箭和發射衞星的艱辛歷程。當千鈞重擔最後落到了一個女人身上，那一低頭的悲慼、一抬頭的落寞，似乎已經扛起了歷史的萬千艱難。
上海弄堂是許多小説和電影偏愛的文化符號，弄堂裏透着市井風貌、藏着風雲際會，人們在此看盡世代風華與百年塵埃。《鴨先知》一轉之前或豪情或悲情的基調，進入到鮮活的市井生活，以喜劇化的方式表現出父親孤立無援的中年困境以及勇於革新的創業精神。父親是弄堂裏出了名的人物，透着小人物的世俗與精明，卻感受着大時代的玄機與變遷。他是國營廠銷售科科長，滯銷的參桂養榮酒堆滿了那擁擠不堪的小家，也時常引得妻子暴怒、鄰居嘲諷、領導批評，但父親似乎並不氣餒，千方百計地銷售藥酒，賣酒的過程極具戲劇效果。幾經周折，中國第一支電視廣告——由父親策劃主導的藥酒廣告播出了，滯銷的藥酒被搶購一空。《鴨先知》是整部電影中將“我和父親”的關係表現得最温暖而長久的，也是整部電影的情緒轉折，它將悲壯、悲傷轉向了歡快。
《少年行》中的父親並不在場，沈騰扮演的機器人代替了真正的父親，彌補了孩子對父愛的需求。當沈騰的“喜劇臉”變成了人工智能的“機器臉”，笑的功能被取締的同時，它似乎也失去了某種神韻，未能完成一個成功的未來敍事。電影《我和我的父輩》在宏大歷史中聚焦“我和父親”，將高蹈抽象的理念化作具體可感的人物、故事，讓我們看到父輩用鮮血、汗水建設祖國，用從容、智慧面對生活，從而喚起了共同的家國記憶與歷史情緒。如果第四篇章在故事講述、藝術構思、影像塑造和語言表達上能夠更加完善，相信會為整部電影增色不少。（作者：周才庶，南開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