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淡去，影視行業受到的衝擊還在。對於失業、降薪的恐懼，對生存方式的彷徨，仍在許多人心裏擴散。
刷掉5024元學費後，倪羅領到一張“學生證”、一套新的廚師服、兩本《麪點教程》教科書、一個擀麪杖、一個刮面板——她成了新東方大興分校中式麪點班的正式學員。34歲的影視傳媒公司中層管理者倪羅，利落地換上白色廚師服，繫上圍裙，戴上帽子，“有那麼一丟丟正式”。
復工的一個多月裏，她所在的影視公司忙着降薪、裁員。看着到手的7000多塊錢工資，倪羅堅定了學藝的心。
麪點班學制兩個月，雙休日授課。刷卡交學費的時候，倪羅沒有半點猶豫。她知道自己所處的娛樂行業眼下正在發生什麼——報名3天前，“2020年已有5328家影視公司註銷”的新聞登上微博熱搜；進入5月，朋友圈不時流傳着“一個老牌營銷公司原地解散”的消息。麪點班裏的幾個同學，除了她，還有一個從事網文IP開發的。
疫情淡去，行業受到的衝擊還在。對於失業、降薪的恐懼，對生存方式的彷徨，仍在許多人心裏擴散。有人惡補行業技能，有人轉投其他行當，也有人為未來的改弦更張做準備。
倪羅學麪點，是抱定了“最樸素的中國人的觀念”： 下一個危機來臨時，最起碼不會餓死。
降薪30%
“開學”第一天，課程是學做餛飩、玉米餅、黃橋燒餅。倪羅站在料理台前，格格不入。為了從東五環的家坐地鐵到大興，她起了個大早，頂着一雙腫眼、一張素顏，既沒有同班闊太太的精緻，也沒有大叔大姐們勞動時熱騰騰的精神氣。其他學員彼此熟悉，下課後一邊閒聊，一邊分吃上課做的麪點。倪羅靠在牆邊，掏出設置成靜音的手機，核對下屬發來的直播海報。
新東方麪點班的教學白板上，寫着每道菜的配方
倪羅在一家專攻網絡影視的新媒體公司工作。三年時間，她從激情創業的基層骨幹，幹到中層，管理一個部門，帶4個下屬。
好不容易盼到4月復工，倪羅所在運營部，一週接不到一個影視劇宣傳項目，隔壁的媒體部好久賣不出一個年框。去年的項目獎金，説好年後發，至今沒下文，3月工資也拖了兩週。隔壁部門的負責人急得牙牀腫老高，倪羅也睡不好，心裏不斷合計：賬面現金是不是已經告急？投資人還願意注資嗎？
宣佈降薪30%那天，倪羅的部門很平靜，一個海外留學歸來的女孩聽説只降薪不裁員，鬆了一口氣。 接受降薪的人要籤一份協議，兩處空白等待員工簽字：同意嗎？“同意”；有異議嗎？“沒有”。
沒有人提離職，沒有人抗議。大家指望着降薪讓公司渡過難關。但兩天後，裁員還是開始了。倪羅説這是欺騙，老闆告訴她，再不裁員，公司就得死了。
為防鬧事，裁員流程隱秘且迅速。留學歸來的女孩是裁撤對象之一，被HR約談，要求當天辦理離職手續。倪羅一眼都不敢看她，通過手機道歉：對不起，我沒有留住你。女孩回應：“想想也沒什麼，我們大不了就是被裁員，不像老闆，要是公司倒閉了，他還得揹債。”
也有人憤怒地離開。隔壁部門，一位負責技術的男生被約談後衝回工位，拔下手機充電線扭頭就走，再也沒有回來。他的桌上，還留着為加班準備的麪包和零食。
下游荒蕪的背後，是一整個鏈條的危機。
2020年5月，優酷、愛奇藝、騰訊視頻聯合六家影視公司發佈“行業自救”倡議書，裏面提到：疫情期間，60個劇組停拍，100個項目延遲，2020年電視劇產量將比2019年減少30%……一季度全國有6600多家影視文化機構註銷。
疫情期間，首都電影院西單店宣佈暫停營業
劇組、項目、產量、收入、資金、市值、機構……這些詞是可量化的財富，它們曾隨娛樂行業的春天而膨脹，吸納無數人和錢湧入。如今寒冬撞上疫情，資本萎縮、退出，千萬人作為生產鏈條上的服務者，處於被拋棄的邊緣。
27歲的藝人宣傳珊珊原本每天11點上班，6點下班。降薪30%後，“考勤提得越來越少了，我也越來越遲到了”。 她發現，自己需要負責的業務一天比一天多，工作量卻肉眼可見地變少。她將原因歸結為帶的小藝人很“糊”，天天在家“摳腳”。為了以後開展副業，也為了給自家藝人多傳幾個短視頻，她努力自學PS和Premiere。
動盪中的人需要習慣微妙的錯位感和尷尬，整條娛樂產業鏈的從業者，或多或少都有察覺。在重慶汽車廠打零工的演員大北，感受尤為強烈。大北是橫店跟組演員，他在劇組的日子原本很滋潤——在鏡頭裏，跟着配角走大街，一天報酬就有上千元。2020年1月，他跟隨劇組到重慶，月薪5000，包食宿。疫情爆發後，劇組原地滯留，一百多號人至今未開工。
副導演起初在微信裏承諾，四月底、五月初肯定開。這段日子，大北沒有分文進賬，劇組兩個同事去醫院做義工，領每天250元的補助，幹了兩天，頂不住風險，回來了。
大北想過離開，但工資從1月拖欠到現在，不拿到手實在不甘心。他到汽車配件廠應聘了一份臨時工，估摸着打上一個月零工，劇組也就復工了。他的工作是檢查全廠幾百號工人生產出的產品是否達標。早八點半打卡，晚八點半收工，除去午餐半小時，他得“釘”在貨堆裏11個半鐘頭。身後有領導來回逡巡，頭頂上是監視器，大北精神高度緊張，不敢看手機，不敢隨意走動，眼睛實在疼了，就狠狠地眯一下。
“眼睛疼，腳疼，腰疼。哎呦，可是苦慘了啊，累慘了啊！”這個35歲的漢子在電話那頭叫苦不迭。他懷念拍戲的悠閒，想念片場那張自帶的小摺疊椅，留戀劇組裏和熟人打交道的安全感。在工廠，他要看領導眼色行事，也無法和工友聊天——大家都操本地方言，只有他説普通話。疫情當頭，已經鮮有外地人滯留他鄉了。
五月下旬，全國各地劇組有序復工，大北的劇組依然沒有動靜。除了賓館老闆，所有人都怨聲載道。一羣人“找勞動局，找警察，聯繫記者……”沒有起色。老闆“天天把疫情兩個字掛嘴邊上”，大北説，“疫情救了他。”
高和漂亮漂亮漂亮
在許多人眼中，娛樂行業是虛榮浮誇、紙醉金迷的名利場。但在倪羅、大北、珊珊等從業者看來，這個行業曾是蓬勃的、富有生命力的。繁榮的時候，它對每個人敞開懷抱，它滿足豪奢的慾望，也容納樸素的夢想。
珊珊是歷史系畢業生。按常規，這個上海姑娘會在檔案館、博物館工作，過着朝九晚五、按部就班的生活。珊珊不喜歡，她理想中的工作，是能自主地產出內容。畢業後，她做起綜藝營銷，再一步步從乙方跳到甲方。直到今天，她依然希望能在這個行業裏，實現和自由有關的理想。
來自新疆的大北，在娛樂行業找到職業自信——“在橫店，只憑一個實力，就是這麼簡單。”
大北入行前學過廚，下過工廠。2006年，他帶着對演戲的好奇去橫店景區旅遊，進了大門就往地上一坐，和羣眾演員套近乎。他很快加入隊伍，日薪20元。
拍攝閒暇，橫店的羣眾演員正在準備妝發
那時候的電視劇審美豐富多元，劇組哪怕選龍套，也力求戲劇張力。大北説，“那個時候長得帥的在橫店接不了戲。”
大北樣貌粗獷，蓄鬚後鬍子直連鬢角，頗有“鏡頭感”。漸漸地，他和另外幾個人成為橫店龍套中的中流砥柱，雖然等待他們的角色多是燒鍋爐的、挑糞工，胖屠夫、瘦羅漢……大北唸書不多，台詞卻背得快，很快成為有台詞、有固定角色的跟組演員。
大北以橫店影人自居。他對這座小鎮、對演員職業充滿歸屬感。步行橫穿小鎮，“從左走到右，一共就15公里那麼長”，但就是這麼個地方，供四五萬常駐人口餬口謀生。 在橫店，大北一出門就能遇到朋友，一天內能跑遍所有劇組。他忍不住趁機“奚落”北京的同行：一天只能見一個劇組，剩下的時間堵在路上。
這個行業曾經給大北帶來穩定的收入。2008年，他用積蓄在老家承包了100畝地，讓父母種棉花，沒想到虧了個底朝天，十幾萬本金打了水漂。橫店撐了三年，大北才還清了債。沒過兩年，家人生病做大手術，又背上近20萬債務。好在2010年到2016年，他外形上的年齡感上來了，越來越好接戲。“2016年之前，每年掙個十萬八萬很正常，特別是2014年、2015年，一年穩穩掙十一二萬。”
“電視劇時代，影視行業就是這麼掙錢。”他習慣用“電視劇時代”“網大時代”標記職業生涯的不同階段。有演技的，“萬八千一天不在話下”，至於大腕兒，“一部戲幾千萬、上億不是很正常嗎？”
2017年是大北職業生涯從順利走向困頓的分水嶺。這一年，網絡電影進入橫店，大北憤憤不平：“哼，網大，能給多少錢！千八百就把人家打發了。”不僅報酬縮水，還有大批帥哥美女湧入，橫店進入顏值時代。 “一個難看的都不要，那種形象感的演員都不要……我們在橫店好不容易熬起來的，又完蛋了。”他至今對於正抱有怨念，“前幾年動不動要顏值，要小鮮肉……都是於正給帶起來的。”他看不慣這種風氣，男的只看“高和帥帥帥”，女的就選“高和漂亮漂亮漂亮”。
沒有拍攝任務時，橫店“轎伕們”在一旁待命
也是在2017年，倪羅入職現在的公司，月薪1萬。公司瞄準了網生內容的前景，剛剛完成E輪融資。那時候，網劇是新生力量，內容有趣，滿是想象力，又尚未被審查觸及。倪羅接手的第一個項目是漫畫改編的網劇，她第一次發現網劇也能打動人，第一次知道什麼是“器靈娘”，什麼叫“世界觀”。她做病毒視頻，寫奇奇怪怪的策劃……創業型公司，日常加班到晚上八九點是常事，做多少項目，員工也拿不到一分獎金。
2020年5月，談裁員那天，領導拉着倪羅，説了幾句走心的話：“我來這裏可是賺到了錢。你這幾年，勞心勞力的，也沒掙着錢，為了啥？”倪羅心想，大概一羣充滿熱情的人，做一件大家很喜歡的事情，很有成就感。“這種成就感不是工資給的，不是領導給的，是自己給的。”
立等可取的賺錢手藝
瘟疫是扇翅的黑天鵝。但現在想來，有些困境或許早已註定發生。
去年，倪羅的大領導在為融資發愁。網劇市場的大餅被無數營銷公司分食，倪羅的公司不再有競爭優勢。
影視寒冬還沒過去，大北參演的抗日諜戰劇，疫情爆發前就已陷入拮据。劇組拖欠工資的事時有發生，拍攝經常停個三五天。工資一停，攝影師、燈光師就罷工，不結清款項不幹活。
上游的製作方一旦萎縮，演員的事業也被迫匍匐。明星可以投身直播，“腰部藝人”賦閒在家，底層演員熬不起，只能另尋出路。
“以前行業好的時候，活是安排出來的。”最忙時，珊珊早8點就開始給自家藝人準備妝發，直到晚上11點收工回家，行程像打仗一樣。如今行情不好，“活都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有時候看着藝人空蕩蕩的行程表，珊珊和同事們會編造幾個行程，一律統稱為“媒體拍攝”，有時候粉絲髮現不對勁，發帖問：“工作室老是説媒體拍攝，但是媒體拍出來的東西在哪？”
經紀公司趁着空閒，安排愛豆出身的流量藝人上表演課。學費不便宜，課上完了，還是接不到戲，反倒記了一筆培訓費。前段時間，珊珊好不容易給藝人接到一單活，酬勞5000元，直接打給了表演老師。
珊珊帶的藝人，睡覺或者打遊戲的時間越來越長。她猜，可能是以此消磨待業的焦慮。每個工作人員兼職的身份越來越多——珊珊安慰同事們説，“生活不易，多才多藝”。
“大家其實都知道，是大環境出了問題。”每天都有好多手握微信大號的營銷公司發來好友申請，起初珊珊會回覆：“不好意思，最近沒錢。”後來索性不通過驗證了。她倒是動不動就問一下有過合作的品牌PR：“親，有預算嗎？”“也沒有，好的好的。”得知一家國內頭部運動品牌的PR，月薪降到3000，還要承擔內購任務後， 珊珊發現，品牌、藝人、製作公司，“大家都沒錢了。”
即便肺炎過去，珊珊覺得前途依然不明朗。影視項目和綜藝舞台並未增多，但選秀節目每年持續向市場輸送數100個愛豆。 “10個人被記住。剩下的90個怎麼辦，他們到底去哪兒？”
倪羅也在惡補職業技能。行業快速變化，一招鮮吃遍天下的時代早就過去了。從文字到圖片、從圖片到視頻，傳播方式快速變化，營銷手段越來越多樣。她現在最羨慕剪視頻的、做圖的、平面設計的，“人家有一技之長”。
她努力培養“網感”，“不是寫得好就行，你的用語會不會老套了？”她説服自己多泡小紅書、短視頻App，卻實在提不起興趣。倪羅隱隱有了“被這個行業淘汰的感覺”。
二十幾歲的時候，倪羅的生活被工作填滿，從未有過失業的恐慌。“怎麼會沒有飯吃呢，怎麼會呢？”三十歲之後，倪羅開始在各類平台為知識付費了。她考過經紀人證，報過用户運營培訓班，焦慮感和不安全感依然揮之不去，不斷驅使她“再學一個技能吧”——斜槓後每多加一個詞，就能“讓自己踏實一點”。
人至中年，倪羅不再想追求通往精英的雲梯，而是渴望獲得一項立等可取的賺錢手藝。一位天津同事暢想開個煎餅攤，“多自由呀！咱想中午出攤就中午出攤，想什麼時候收攤，就收攤。”倪羅心嚮往之，主動報名去擇香菜。麪點班開課後，同事天天鼓勵她，“趕緊學，等學會了咱就一起開早餐鋪，你不只擇香菜，可以炸油條了。”
倪羅在麪點班學做的炸糕和肉餅
倪羅把開煎餅攤的念頭説給研究生同學。同學起初嗤之以鼻，很快也有了共鳴。她認真查詢了廣州長隆野生動物園招聘飼養員的條件，打算去給河馬鍘草、送水、餵食、洗澡……
那是一種想象中更詩意，卻更難獲得的生活：用身體與自然進行能量交換，遵循自然節奏而非社會節奏生活。人生不再是線性財富積累的遊戲，不再考慮成本和利潤，和剩餘價值無關，不用害羞、煩躁和焦慮。
倪羅的想法要樸素很多。她厭倦了不停地寫策劃，寫提案，不停地宣傳營銷。等麪點班結業後，她還想學插花，或者自修營養學。 “如果煎餅賣不成，我向高端月嫂進軍呢？有一個月嫂大賽，傳媒大學播音主持專業的畢業生都去面試了，你知道嗎？”
説歸説，珊珊對留在娛樂行業依然抱有期待。看綜藝，她會研究花字怎麼做，看看“有什麼新的技術是我不會的”。她還年輕，網感對她來説不是難事。她嘗試跟朋友們搞電子刊，做視頻採訪，自己拍，自己剪，自己加後期。她最近還給一家娛樂媒體交了一篇8000字的行業觀察稿。
“我只是覺得，不能一直生產垃圾。”從業這些年，珊珊被訓練出15分鐘寫一篇、一天寫8篇的“技能”。那些批量生產的宣傳稿件 “沒人看，過得去就行”，這讓她很沮喪。求職時要上交作品，但“自己都看不上那堆垃圾”。
倪羅和珊珊正站在各自人生的轉折點上——她們或許不認識，也或許曾在某些工作場合有過交集。 人的想法隨年紀和境遇改變，焦慮和困頓卻能相通。災難過後，人們總會被激發出求生和向上的本能。
大北還在重慶，等待劇組復工。他繼續做質檢員，偶爾也裝箱，搬貨入庫。他的薪酬以小時計，白班每小時15塊，夜班16塊，算算一個月也能掙4000元。一週結一次工資，這讓他略感安心——畢竟這是近5個月裏，他唯一的收入。
*倪羅、大北、珊珊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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