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9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江蘇無錫電影院、演出劇院暫停營業。圖為海岸影城的工作人員在影廳內開展消殺工作。 視覺中國供圖
通遼市的太平洋商業廣場。 李雯博/攝
詹賀春工作過的電影院如今停業拆除。 受訪者供圖
詹賀春在北京擔任“明星護衞”時的工作照。 受訪者供圖
不久前，25歲的小夥詹賀春心血來潮，想去探望“前任”，結果發現，“前任”沒了。
在內蒙古自治區通遼市，詹賀春曾擔任一家電影院的經理。半年前他辭職去創業，沒過幾個月，他工作過的那家電影院倒閉了，生卒年，2015-2021。
再次見面時，詹賀春幾乎認不出他的“寶貝兒”了——特意佈置的飲料櫃、精心設計的LED裝飾燈、一號廳由70多個喇叭組成的環繞音響設備……全找不到了。他站在一片殘磚碎瓦前，空氣中再無一絲爆米花的甜膩香氣。
詹賀春記得，曾有外賣小哥把孩子送進電影院，出門去工作；有年輕人捧着奶茶等戀人；有穿着校服的初中生成羣結隊地來買票……最享受的還是他自己，負責電影院的排片、策劃和運營，預測票房，“活躍在一個年輕人比較集中的圈子，屬於服務行業裏思想比較領先的，很幸運”。
1996年出生的詹賀春，小時候沒怎麼看過電影。在他的印象中，2000年以後，通遼還只有一家東方紅影劇院。小學生的新年晚會、機關單位的文藝匯演、民眾喜愛的東北“二人轉”都在這家劇院裏上演，算是小城文化中心，可劇院不常放電影。受家庭經濟條件的限制，作為95後，詹賀春只在學校活動中看過《地道戰》。
中專畢業後，他開始打工，自稱當過木匠，也擁有過“餐廳傳菜部部長”“前台經理”和“醫院市場部主任”等頭銜。2015年，他到北京“見世面”，因為沒錢，他下了火車，從北京北站走到工人體育場。聯繫好的“用人單位”讓他先交押金，他交不出，“幸好沒錢，沒錢就不會被騙”。在北京，他當過企業保安，加入過“明星護衞隊”，他還嘗試着，自己拍攝、剪輯視頻，“該見的都見過了，生活也沒有好太多”。
2017年，家鄉的朋友打來電話，介紹了一份通遼影城的工作，詹賀春就此離開了北京天通苑的那間小小的地下室。
這一年的通遼已經有搜秀、中影、萬達和萬達歐亞店4家影院，詹賀春最初在一家影院負責巡廳、檢票，監控影片放映的質量和音效。做了一年，他又得到了一個新的機會，通遼太平洋廣場要翻新一家影院，需要經理。
太平洋廣場曾擁有通遼市最早的大型購物超市“進前佳”，每到節假日，人們總要拖家帶口地進去消費一番。後來，“大潤發”“沃爾瑪”都開起來了，更寬敞，更整潔，停車場更大。東西貴一點兒，大家也都消費得起。慢慢地，“進前佳”落寞了，太平洋廣場也失去了熱度，但詹賀春還是對電影院充滿期待。
“當時我們的硬件，除了比不過IMAX，一號廳的雙機位在整個通遼市包括五旗二縣裏都是最厲害的。”他回憶，“杜比全景聲音效”設備光音響就有70多部，放映機足夠應付“五百人大廳”，“放我們這裏都有點屈才了”。作為一個“見過大世面”的“電影人”，詹賀春甚至想裝中國巨幕，但影城的空間太小，總共只有4個放映廳，那些“厲害的想法”不了了之。
電影院開業以後，詹賀春為《唐人街探案》《流浪地球》《紅海行動》《你好，李煥英》排過片。每逢新電影上映，他就忍不住猜測，誰會成為下一個票房冠軍。
在這座被財經機構評為“五線城市”的小城裏，影院經理詹賀春是一個“漫威”影迷。他喜歡好萊塢大片《金剛狼》，用MARVEL字樣的手機殼。
“我多想穿越時空，去當時的大城市感受一下，比如去上海看《復仇者聯盟4》的首映。”他感慨，“我在抖音上看到中國首映場的尖叫，其實每一次歡呼我都跟得上，我特別想一起尖叫。”
這部影片在通遼上映時，詹賀春自掏腰包，請來30多個親戚朋友觀影，營造氣氛：“我們要吃爆米花，要喝可樂，他們一定要坐在我周圍！”
超級英雄大片給了他英雄夢，他也喜歡《紅海行動》《八佰》這些愛國主義影片，他的微信名叫“曾母暗沙”。“它在我們國家最南邊，像是中國的小南天門，那是我心中的一個信仰。”
201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迎來建國70週年大慶，詹賀春約朋友到北京感受國慶的氣氛，訂購了《我和我的祖國》零點首映場電影票。
詹賀春記得，9月30日晚上11點多，首都所有的娛樂場所都暫停營業了，只有影城還開着，通州萬達影城周圍的街區擠滿了等待零點首映場的民眾。他和朋友找了家餐廳，點了餃子、魚和雪花乾啤，聊着在北京做保安時近距離觀看閲兵式的激動和驕傲。等到電影開映，播放到五星紅旗升起時，觀眾們開始無聲卻用力地搖動手中的國旗。
“這就是電影的力量！”詹賀春被深深地震撼了，“無論影片是2D還是3D、4D或IMAX，都是手機和家庭觀影不能替代的。一部好電影，最好的欣賞方式就是走到電影院，感受大銀幕的表現力和沉浸感。但在現實中，很多人已經不願意去電影院了，我們做過數據調查，咱們通遼地區有95%的市民從未到電影院看過電影。”
通遼緊鄰東北地區，文化有相融之處，詹賀春經營影院發現，喜劇類影片最受本地觀眾歡迎，“整個東北對喜劇類電影的消費要比南方多10%”，所以影院會多排喜劇片。特效電影則不受“老齡化”觀眾羣體的歡迎，排片少。
作為電影院經理和電影愛好者，詹賀春渴望觀眾的到來。他痛恨自媒體和一些社交平台發佈的“新片解説”或“片段精剪”視頻，“不只是為了院線的利益，保護版權才能保護電影的未來”。
2018年接手電影院時，詹賀春嘗試過裝修“大城市才有的概念廳”，也想過打通整個商業中心，做出“大影城”，但最終，面對着跳不動的系統票房數據，他離開了。
天眼查App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8月6日，2020年以來我國企業名稱或經營範圍含“影院、影城、電影放映”的影院相關企業註銷數量近4000家。詹賀春的電影院在這波不幸的浪潮裏沒能倖免。
市民王彥明（化名）記得上一次見詹賀春的情景，電影院還在，他用手費力撥開厚重的飛着毛邊兒的軍綠色門簾，走進太平洋廣場大廳，左手邊是一家回收首飾加修表的小鋪子，玻璃櫃台裏金光閃閃；右手邊是倒騰古玩的小店，20來歲的夥計倚在轉椅上，手指劃拉着魚缸裏的魚苗。這樣的場景好像十年來都沒有變過。
如今，詹賀春和朋友經營着自己的影視工作室，拍婚慶視頻和網絡短片等，也給通遼的交警拍過宣傳片，幫公安拍過反電信詐騙短片，幫城管記錄不被人理解但辛苦的日常工作。在他看來，影像是對生活的二次訴説，他想通過細節，傳遞更多的真實和美好。
不久前的一天，他忙完忽然想起電影院。“我當年沒事兒總喜歡在各個廳溜達，哎呀一廳是親兒子，是寶貝大兒子，氣派地坐在大廳中間，環顧四周，真的太享受了。”
如今這一切都消失了，詹賀春想，如果在夢裏遇到這種事情，他肯定要大哭一場，現實中，他眼淚打轉，直到離開時，他也沒哭出來，只是長嘆了一聲。
詹賀春的電影院沒了，但他的“電影”沒有下映，他想通過自己的努力，讓當紅明星來通遼宣傳影片，讓喜歡的樂隊來演出，聯合離得不遠的網紅四平公安為通遼公安拍片。他想有一天坐進放映廳，看到自己導演的電影。
（北京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非虛構寫作工作坊對本文亦有貢獻）
劉淇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