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拍電影、做手機、頻繁地出現在主流音樂節目中，搖滾老炮兒似乎正全盤擁抱商業化。而同樣在中國搖滾黃金時代叱吒風雲的魔巖三傑，零落沉寂的現狀讓人心生感慨。身處當下瞬息萬變的時代大潮，崔健的躍躍欲試是否證明搖滾教父已發生變異?而他的百般嘗試是否在當下的狂歡盛宴中顯得格格不入?我們以崔健最具爭議的近幾年作為切面，探究一個反叛者的自我掙扎和時代困境。
何勇曾説，我們是魔巖三病人，張楚死了，我瘋了，竇唯成仙了。如今，三人零落沉寂的現狀讓人心生感慨。
紅五星在白色棒球帽上閃耀，黑色皮夾克套在清瘦卻剛勁的身上，崔健進場了，這是《中國之星》的聯排現場。痛仰樂隊正在台上排練，為晚上正式的節目錄製做準備，這是他們被崔健推薦後首次登台。崔健把帽檐壓得低低的，看不到眼睛，他在台下踱了兩步，就徑直走上觀眾席最頂端的控音台，開始為這場彩排做最後的指導。
可能沒有人會想到，一直被尊為“中國搖滾教父”的崔健也如此大力度地投入到了眼下正在井噴的真人秀洪流中，他正式坐在了導師席位，開始認認真真地把搖滾樂帶到熒屏上，通過最主流的大眾傳播平台和最受矚目的商業選秀形式，讓公眾聽到了自始至終被視為邊緣的音樂類型。很多人欷歔困惑，曾經的時代“反骨”怎麼也未能免俗?
這不是崔健第一次做出令人瞠目的舉動。反觀近幾年，他拍電影、做手機、作為友情幫唱頻繁地在各檔音樂真人秀露臉，還差點上了春晚……看起來，如今的搖滾老炮兒正全盤擁抱商業化，積極地向主流大眾靠攏。
再近一點，崔健的歌出現在《尋龍訣》和《老炮兒》兩部此前熱映的電影裏，他們分別是《新長征路上的搖滾》和《花房姑娘》，而也在剛過去不久的2015年聖誕節，崔健新專輯《光凍》發行，距離他上張專輯《給你一點顏色》整整過去了十年。
也在2015年的12月，另一中國搖滾人物、曾經的魔巖三傑之一何勇，被曝出因精神病復發，捅人後已被拘半年。而2015年初，流傳一時的竇唯地鐵落魄照，同樣讓大眾為這位昔日的時代寵兒扼腕不已，一代文青的精神烏托邦幾近崩塌。相比崔健的獨佔鰲頭，同樣在中國搖滾黃金時代叱吒風雲的魔巖三傑，零落沉寂的現狀更加讓人心生感慨。
身處當下瞬息萬變的時代大潮，這些曾代表搖滾精神的劃時代人物為何有着如此迥異的軌跡?崔健的躍躍欲試是否證明搖滾教父已發生變異，完全投身資本與商業的互搏遊戲?而他的百般努力是不是也在當下的狂歡盛宴中顯得格格不入?他肩負的搖滾精神究竟又走向了何處?我們以崔健最具爭議的近幾年作為切面，探究一個反叛者的自我掙扎和現實困境。
part1
崔健的理想與現實：我已清楚自身的三面性
近幾年，崔健拍電影、做手機、頻繁出現在音樂真人秀中，還差點上了春晚，似乎正在主動擁抱商業化。
2014年，崔健跨界自編自導的電影《藍色骨頭》殺入院線接受市場的檢驗，除了反響平平，票房最終也慘淡收場。在這部電影中，商人徐天對男主角鍾華説，“咱趕上一個商業時代，懂音樂的不一定懂市場，全世界各大唱片公司的老闆，都不是做音樂出身，音樂靠什麼來操作，錢!”公眾眼中與商業磁場絕緣的崔健，早已對遊戲規則瞭然於胸。“我已經想這個事想了很久了，2002年我就在做一個舞劇叫《給你點顏色》，我清楚地意識到自身最起碼有三面性，理想性、現實性和智慧”，崔健告訴網易娛樂。
在崔健好友、詩人俞心樵看來，崔健葆有的這種“理想性”讓他“無形中失去了很多曝光的機會”，“他對網絡也沒有利用，因為這些年造成影響的這些人基本上很好地利用了網絡，微博火的時候我勸過他開微博，他也不開。”因為拒斥對自己的運作，崔健“失去”的不僅僅是曝光的機會，“很多商家肯定想利用他，但是他常年以來一直是在相對比較密集地拒絕商業宣傳、商業廣告。”但正如電影《藍色骨頭》裏徐天説的那樣，崔健明白當下身處的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所以他也不會讓自己活在真空中，只是“他不想把自己搞得跟一般娛樂明星似的，好像有錢他就去做，因為他還要挑一下，符合自己的脾性和胃口的，或者符合他價值觀的一些商業行為，他還是能接受的。”俞心樵説。
這時候，崔健身上的“現實性”就開始發揮作用，事實上，這種清醒的“現實性”讓崔健從未放棄與時代互動的努力。2013年，崔健與某國產手機廠商合作推出國內首部個人定製手機——崔健“藍色骨頭”手機。消息一出，眾人譁然，很多人質疑他“不務正業”，昔日搖滾教父也開始開墾“粉絲經濟”，販賣情懷。對於這個讓外界頗為費解的舉措，俞心樵曾和崔健專門交流過，“我聽他説，好像這個手機有針對他的一些設置，他就覺得這個對推廣搖滾樂是有好處的。”
這個特別的“好處”就是，手機內含65首崔健重新編曲製作的歌曲，700分鐘珍藏視頻集錦，100多張崔健成長時期的照片寫真，以及崔健粉絲社區專屬的APP，機身和界面也都標記有崔健個人風格，售價3999元，配置上與很多國產千元智能手機相當。
在此之前，崔健甚至從未有過任何廣告代言，這是他第一次直接介入商業行為，他給外界最多的解釋是他讀了《喬布斯傳》，這本書似乎讓他對藝術和商業之間的關係有了嶄新的覺悟，“做手機恰恰不是我要為它改變，而是他們為了我改變。何樂而不為?”這種看起來商業在為搖滾服務的舉措讓崔健覺得，他可以在手機這個“小盒子”裏把自己的東西呈現出來，“在唱片業轉型的時代，它是音樂的新載體，這不是商業手機，是大家跟我互動的一種方式。”
只是用資本嫁接個人藝術追求，對於一個本身與主流並不兼容且影響力遞減的搖滾歌手而言，推出手機也許註定是在走一條理想主義式的死衚衕，即便如何突出情懷強調初衷，也很少人會為這部“數字化CD”般的手機買單。這部手機在電商平台上架不久即下線，銷量不佳，很快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紀念品”，當時有評論甚至不留情面地指出，“這是一次勇敢卻愚蠢的嘗試。”
嘗試不止於此。2014年馬年春晚，原本有望在除夕之夜與全球華人一展搖滾風采的崔健，最終退出了這場全民盛會。從1986年一聲“一無所有”驚醒混沌世人開始，因為歌詞本身對政治和主流權威隱含的不滿和對峙，崔健多年來在官方語境中一直蒙着敏感色彩。這次受邀並同意參與春晚，背後除了有當屆春晚導演馮小剛的斡旋，崔健長久以來秉持的堅硬內核也開始在現實面前解凍。他的經紀人在面對媒體時曾表達了自己對崔健的勸服，“電視的陣地和觀眾我們已經失去了很多年。我跟他説，不是觀眾不想選擇你，是因為你沒給觀眾選擇你的機會。”
但這個機會崔健最終還是放棄了，原因是他不想改歌詞。“他就是説春晚請我也願意去，他當時也徵求過我的意見，我也支持他去上春晚，這沒有什麼不可以的，這麼好的一個擴大搖滾樂影響力的平台，我覺得非常好，但是老崔上春晚還是有他的原則和底線的，他就説你不能審查我，審查我的音樂作品。”俞心樵告訴網易娛樂。
part2擁抱商業化了嗎?好的不佔領市場 壞的就佔領
崔健作為譚維維的幫唱嘉賓，出現在主流電視節目《我是歌手》中。
從2012年起，崔健就開始在音樂綜藝節目中現身了，但都是作為幫幫唱嘉賓的身份在各大衞視露臉，其中包括開啓國內明星歌唱真人秀先河的《我是歌手》。嘗試參加這些節目，崔健有自己的盤算，他想試探電視是否已達到自己對搖滾樂演唱所需的配置需求，“因為搖滾樂比較重視製作、燈光、音響，特別是音響，包括樂手對電視審美的接受，這些都要通過一段時間真正達到成熟。”他也對電視節目“秀”的成分很清楚，所以他很謹慎，嘗試過幾次之後，“結果發現他們還不夠成熟，條件還不夠具備，我還在等。但是我相信真實的音樂或者搖滾音樂早晚會進入電視的，早晚的事。”
這次崔健等來了《中國之星》，這是他首次擔綱導師坐鎮一檔真人秀節目。該節目的製作方是國內知名的燦星公司，成功打造過《中國好聲音》等多檔節目。燦星宣傳總監陸偉對網易娛樂透露，為了請崔健出山，節目方與崔健見了十幾次面，前後磨了兩三個月，“我們定義《中國之星》的差異性在於它不會過分強調綜藝感和娛樂感，而是強調音樂上的專業性，因為本身我們這個背景也比較官方，是和中國錄音協會一塊來合作的，”“崔健希望能夠把真正的搖滾帶上電視台。”也許正是這種理念上的契合，最終打動了崔健，也解決了他的顧慮，“這個節目是一個起步吧，不敢説這個節目能怎麼樣，但是我們必須走起來”，崔健説。
隨着這個節目的推出，先前質疑崔健被商業化招安、反叛獨立形象坍塌的聲浪也愈加洶湧。
“有的人對我的位置，把我放在神壇上，甚至認為我在走下神壇，但實際上我是在走上地面。搖滾樂一直堅持在地下，十年二十年之前還沒有真正的在公共場合做正經的商業宣傳的權利。”崔健説。
他毫不避諱地對網易娛樂談起30年前的那場選秀，正是那場選秀催生了今天的搖滾英雄。“我們參加了第一屆流行歌曲大賽，當時評委有李雙江等一些知名的音樂家，演出時那屋子很小，他們坐在一個角落，我們坐在另一個角落，我當時和王迪、黃小茂、劉元，我們四個人拿着鼓擊，彈着吉他，唱歌。當時第一段就被淘汰了。我記得我唱的是兩首歌，一首《不是我不明白》，一首《最後的抱怨》，就被淘汰了。”雖然被淘汰，但崔健贏得了在工體舉行的有100個歌手參加的音樂會的通行證。在那場音樂會上，崔健第一次有機會向世界喊出“一無所有”。“在重要的一次表現機會時，我們就中彩了。”時至今日再次談起，崔健還顯得有些興奮，“大家不要認為選秀是什麼問題，電視節目是什麼問題，大家不喜歡這個節目是因為沒有做好，不用逃避電視曝光的機會。”
對於靠攏大眾，崔健好友、藝術家耿海曾和崔健探討過，他和網易娛樂提起當時崔健説的一句話，“好的東西不佔領市場，壞的就佔領。”
崔健也清楚自己這幾年遭受的批評，“很多人開始懷疑，會認為搖滾樂只要進入電視就不可能改變電視，肯定會被電視改變。如果我們要是不假思索，不加努力地去持續這種現象，我覺得就更沒有希望了。因為我覺得不要説搖滾樂了，所有正式做音樂的人吧，覺得電視是不可救藥的，但我真的不相信這點。”
對於崔健這幾年的舉動，在樂評人李皖看來，當下的時代，搖滾和商業的關係一直處於非健康狀態，規則就是要麼跟商業玩，要麼完全反商業。“如果不跟資本結合，這個事它就做不大，就是這樣，就面臨這個困境。你要麼就自甘於你的那個渠道，要麼就是跟它合作，做一些妥協。我覺得現在的崔健是一種妥協，這個妥協是去做一部分大眾化的事兒。”
而俞心樵疑惑於“崔健為什麼就不可以在娛樂平台上露面?為什麼就不可以擁抱商業?”他認為公眾對崔健的要求過於吹毛求疵，“既然是一個商業時代，你讓他反商業也沒有必要。”俞心樵進一步指出，“搖滾樂我覺得恰恰是商業化不足才導致這種小眾邊緣，以前是由於政治原因，而到了現在恰恰是由於商業化(不足)，也導致很多年輕人都不知道崔健為何人。還有一個是崔健對這種娛樂的平台利用得太少，利用得不夠，對於他這樣的巨星來説，這點商業規模是太可憐了，太小了。”
從播出的《中國之星》幾期節目可以看出崔健的堅守。他推薦的幾乎都是小眾搖滾樂隊或者曾經的搖滾歌手，從重出江湖的楊樂到子曰樂隊到痛仰樂隊，可能唯一比較知名的就是譚維維了，即便是她，也是一如既往地彷彿被崔健點化，搖滾女將的氣質和形象已然深入人心。這可能是中國電視史上第一次這麼大規模地展示搖滾音樂了，也是中國搖滾第一次這麼密集地出現在電視上。“如果要把商業利益最大化，有大量的他可以推薦的中國流行歌手，和這些歌手捆綁在一起，他的所謂的商業化的目標更容易實現。但是其實他從頭到尾到目前為止，他沒有捆綁過一個所謂的大牌歌手。”陸偉也為崔健鳴起了不平。
part3與時代脱節了嗎?我不在神壇 搖滾本該與時代互動
1994年5月29日，中央美院，崔健出現在羅錚畫展。
2015年聖誕節，崔健悄無聲息地發了自己的第六張專輯《光凍》，距離他上張專輯《給你一點顏色》已經整整過去了十年，距離他1986年一曲成名已經過去了30年。即便如此，這張專輯在市面上的反響寥寥，尚未吸引太多注意就幾乎銷聲匿跡。有業內人士評論這張專輯稱，崔健原本的優勢特徵——批判和洞見，統統缺席，“他好像張了張嘴，但是除了一連串的飛鳥天空和水，什麼都沒有説出來。”
這些年，崔健做手機、拍電影、參加真人秀，直到這次終於等來久違的新專輯，他每離時代近一步，就被認為是對這個時代的被動反應。看起來，崔健“凹”盡各種姿態去適應當下的社會變量，去試圖抓住時代潮流，但“與時代脱節”“把不準時代脈搏”的聲音始終籠罩着他。
然而崔健自身卻樂於進行種種嘗試和努力，“搖滾樂或者任何流行音樂都不應該把自己放在神壇上，應該腳踏大地，跟時代互動。我的專輯、我想要的東西不在空中，就在這，我們要感受自己的存在，這才是搖滾樂的氣質。”
從第一張專輯就開始關注崔健的李皖，對這位搖滾教父與時代的關係有着自己的觀察。在李皖看來，崔健長久以來都在非常清醒、堅定地面對、研究中國人最大的命題：走出文革語境之後向何處去。“當年的困惑、困境並沒有解決，現在也沒有解決”，雖然很多人已經不關心了，但崔健還在這個最大的命題裏踽踽獨行。“他對個人處境和時代處境的表達都非常準確，是屬於我們一個大氣候下的個人命運的一個表達，他抓住了那個核心。” “我覺得這個特別了不起”，李皖不吝讚美，“到《給你一點顏色》，我覺得崔健依然沒有停下腳步，無論是在技術上、藝術上、思想上”。
而以俞心樵對崔健的理解，他覺得恰恰是這個時代落後於崔健。“他有思考的習慣，也養成了這種學習的習慣，應該説他是歌手當中文化綜合素質最強的一個”，俞心樵説，“崔健是一個很卓越的歌手，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他有他偉大的東西，恰恰是這個時代跟不上他。我們這個時代在真正理解崔健這一塊還是不足的。”
曾在南京音樂電台裏從事多年Dj工作的麥田，曾是崔健的忠實粉絲。80年代末，初中生麥田走在大街上第一次聽到崔健，如今近30年過去，面對日漸老去的崔健和他與“與時代互動”的方式，麥田十分不解，“一定要晚節不保嗎?”“不要做時代弄潮兒，不要追趕時代，時代不需要追趕，藝術家追趕自己。”麥田深感，崔健所謂的每跟時代互動一次，當初的那個搖滾人就越走越遠。
種種嘗試多少讓崔健在所謂的時代面前顯得有些格格不入，李皖分析，這不是崔健的問題，是時代本身給予崔健的困境。90年代以後，隨着互聯網和信息時代的來臨，供大眾娛樂和寄託的載體日益多樣化，中國社會人羣和價值觀分化也越來越明顯，“價值觀的分化導致大家沒有共同關注的問題，大家再沒有一個共鳴的東西了。崔健原先的那一套，能引起共鳴的人就越來越少了，原來共鳴的那些人都分化了，趨向了各個方面，人羣走散了，就是沒了人羣效應。”李皖説。
王黔所著《搖滾危機：20世紀90年代中國搖滾音樂研究》一書中也提到了時代分化對中國搖滾的瓦解作用，“貫穿90年代，中國搖滾內容的一個重要改變就是政治的去中心化發展”“政治內容去中心化的結果是多元化——從清楚地政治話題到含蓄的政治觀點到沒有政治內容的娛樂”“政治內容的社會影響力不斷減小”。因此，本身帶有濃厚政治色彩和批判情緒的崔健，註定在這個時代得不到更多的響應了，影響力必然下降，“我們現在的時代可能響應的是像《泰囧》那種東西，也就是在人的食、色層面上。”李皖強調。
part4崔健的焦慮：有些話大家別逼着我説了
作為《中國之星》的“巨星推薦人”，崔健不遺餘力地推薦各種小眾搖滾樂隊。不過，更多出現在新聞中的是，崔健炮轟xx歌手。
對於上電視，崔健知道公眾在盯着自己看他會説出什麼。此前，他在《中國之星》裏“釀造”的“崔健炮轟許志安唱粵語歌”事件已經人盡皆知。一向直言直語的他，受困於“真話”和輿論之間的觸發效應，“其實我們覺得音樂作為比賽純粹是為了討觀眾緣，並不是真正比出藝術的高下，參加這個節目最痛苦的地方就是必須去説那些不應該是我説的話，所以我希望有些話大家別逼着我説了。我要不説大家都等着我也特難受，這點我到現在還沒習慣。我特別希望他們的音樂震撼我，讓我能夠説出不傷害人的話同時也是實話。”崔健對網易娛樂表達了節目給自己帶來的附加困擾。
不僅於此，崔健的焦慮更多的是對中國搖滾音樂現狀的憂患意識，這從他説的“好的東西不佔領市場，壞的就會佔領”就可窺見一斑。因此，他不遺餘力地在《中國之星》上推薦各種小眾搖滾樂隊，挖掘更多新的搖滾力量，大規模地向中國的電視觀眾輸出搖滾，可是他覺得觀眾卻不明白他的用意。
“我踩着狗屎運了，《一無所有》一首，就火了，這種運氣不是一直都在的。大量的搖滾歌手他們可能寫了二三十首歌，但還是沒出來，還是得努力，還在磕，所以真的是希望他們有機會真正被大家關注，真正帶來音樂行業、音樂產業上的改變，就是商業上、理想上、質量上共存的支撐，這樣的話可能大家才會真正明白我現在在做什麼。”崔健説。
搖滾作為一種音樂類型，在很多人看來它天然地不可能成為大眾趨之若鶩地追逐對象，但崔健做的嘗試在他説來更多的是一種提振士氣的作用，“現在流行‘小鮮肉’，因為現在比較市場化，後期的運作上也非常方便。但有的偶像歌手是自己花錢僱粉絲接機，自己炮製新聞。真正有才華的人對此是不屑的，但音樂人也需要信心，如果長期沒有表演機會，他們也會喪失那種自信心。”
儘管為解決種種焦慮而做出的舉動頻頻受到“媚俗”的質疑，但是“他很少抱怨這些東西，就是包括很多人甚至罵他、貶低他”，俞心樵説，“他很願意去肯定別人，哪怕你有一點好的，他都很願意去肯定、去讚揚，去幫助別人。他一直有這樣的一種狀態，很願意爭取性地推動中國的音樂，尤其是搖滾樂，就往更高品質方向去發展，他不是説自己只顧自己。”
從《中國之星》的錄製現場來看，崔健不同於其他推薦人的地方在於，他會主動請求觀眾與台上的樂隊互動。在痛仰樂隊的一次錄製時，崔健直接起身面向觀眾發出呼救，“搖滾樂僱不起合唱隊，所以請現場的觀眾幫一下。”
陸偉也和網易娛樂提到這一點，印證了崔健內心的焦灼，“崔健是三個推薦人裏現場給自己的歌手當導演的，因為他怕現場的觀眾沒有給到搖滾樂隊應有的熱情和回報，他要告訴你們怎麼樣聽一場搖滾樂。”陸偉透露，在之前的每一場錄製中，崔健對觀眾的“培訓”幾乎每次都會上演，“子曰樂隊第一次來的時候，唱《乖乖的》那首歌，他培訓觀眾説‘乖乖的’説了好幾次。”
part5搖滾教父還是搖滾夸父?搖滾樂不發達是我的失職
崔健好友俞心樵覺得，雖然崔健五十多歲了，還是個大孩子的感覺，大藝術家應該是精通世故，但又能免予世故保留天真的人。
雖然崔健已經在很多場合表達過自己對“搖滾教父”這頂帽子的反感和拒絕，但看起來他又無時無刻不在履行着這個身份應有的權力和義務，他本能地揹負着某種使命感。
如果“中國搖滾”這個概念還存在的話，2016年正值中國搖滾誕生30年。對於30年來搖滾樂在中國的成果，崔健用“小品王”趙本山買私人飛機一事作對比，他頗為感慨又有些哀傷地説，“我們搖滾三十年，老崔所謂的領頭羊還沒有買私人飛機，商業上是我個人的光榮，但是行業的恥辱，人家小品都已經買到了。為什麼搖滾樂這麼不發達，可能是我的失職，或者是社會的問題，這麼喜聞樂見、這麼容易讓大家喜歡的一種音樂形式為什麼受制約。説明我們有問題，説明我們做的還不夠勇敢，還不夠誠懇，觀眾還是不接受我們，要不就是社會的問題，社會還沒有開始接受誠懇、成熟、勇敢的東西。”
對崔健的這番思考，李皖認為這是缺乏自省的表現，“他沒有意識到，其實這個不是他要追求和擁抱的，這個可能是他要批判的，一個搖滾樂去賺大錢，在我們這個時代，其實它是一個資本的成功，不是搖滾的成功。”
一直對崔健持褒揚態度的李皖，談及崔健這種自發的使命感和對搖滾的偏執，覺得他的姿態“有點僵硬”，“好的音樂不一定只有搖滾樂，搖滾樂也不能作為好音樂的一個符號。他的搖滾情結上，有過於固化的東西，這個我覺得是他需要走出來的。”
而30年後早已步入中年的麥田，對昔日的偶像發出了更加尖鋭的質問，“一直不明白，崔健對搖滾樂的責任感是哪個單位賦予的?”
值得一提的是，痛仰樂隊在《中國之星》上的首秀，演唱的是《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這是痛仰樂隊十幾年前第一張專輯的第一首歌，整首歌幾乎都在重複嘶吼“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這句毛主席語錄。主唱高虎告訴網易娛樂，是崔健專門為他們選定了這首歌。而節目播出時，因為遭遇審查，痛仰樂隊的表演直接被全盤拿掉。
在外界看來，崔健的這種問題意識和批判性幾乎濃到癲狂的地步，而這也是很多人將崔健與魔巖三傑作比較的原因。竇唯的消失、何勇的瘋魔、張楚的沉默，都一再凸顯了崔健在公眾視線中的活躍度，並強化了他作為拯救、激活中國搖滾音樂的豪情英雄的形象。俞心樵認為，眾人所説的所謂“竇唯不跟時代玩了”，其實是“時代也沒有跟竇唯玩”。誰不跟時代玩，時代就不跟誰玩，這是現實世界的通行規則，崔健明顯做了那個扛鼎人，步履蹣跚地走在時代的高速公路上。
但作為崔健的好友，俞心樵也指出了崔健身上的那種“偏執、固執的一面”，而這實際上也説明“他是一個挺孩子氣的人，雖然五十多歲了，他還是個大孩子的那種感覺，很大程度上這種孩子氣一直保留了下來。大藝術家應該是精通世故，但又能免予世故保留天真的這樣的人，就此而言，老崔就是這麼一種人吧”，俞心樵説。
在俞心樵心中還保留天真的崔健，甚至在俞心樵孩子出生後第一個趕過來，送的禮物竟然是尿布，“很難想象一個大老爺們兒還會提着幾袋尿布過來。”
這種“天真”，讓已近暮年的崔健仍舊像守着自己的玩具一樣，對搖滾樂的疆土寸土不讓，而且還一再試圖將雙手伸向這個時代，努力抓取最後的迴響，依舊在資本和娛樂的夾擊中期許一席體面的回報。這種穿行在現實中的理想主義，讓崔健扛着搖滾的大旗，似乎永遠保持着追逐的姿態，像逐日的夸父，也許會倒在乾渴的路上，但至少距他心中的精神烏托邦愈來愈近。
《中國之星》第五期，崔健推薦的楊樂登台，二人是80年代初即相識的鐵哥們兒，曾共同組建中國最早的搖滾樂隊之一“七合板樂隊”，後來楊樂退出演藝圈，隱跡多年。
在這場錄製中，楊樂一曲《無糖的咖啡》唱畢，崔健動情落淚，二人台上台下四目相對，往昔風華正茂的青春記憶似追擊而來。
崔健哽咽着悶聲問，“樂兒，這個party可以不結束嗎?”
楊樂眼泛淚光，篤定答道，“這個party早晚會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