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茶和伍迪·艾倫合作的新片《紐約的一個雨天》，在挪威和韓國成績矚目，電影依舊是高辨識度的——話癆式知識青（老）年（頭）風格。
伍迪·艾倫，美國著名導演、演員、作家。1935年生於紐約布魯克林，15歲起為報紙、廣播撰寫專欄，後成為喜劇演員，1969年正式開啓導演生涯，以驚人的拍攝速度和數量著稱，至今拍攝50多部影片，風格獨樹一幟。
作為世界影壇中最獨特、最具魅力的導演之一，伍迪·艾倫被譽為“繼卓別林後最傑出的喜劇天才”。1977年憑藉《安妮·霍爾》包攬四項奧斯卡金像獎，從此蜚聲國際，此後《開羅紫玫瑰》《漢娜姐妹》等作品均獲獎無數。
他的電影以反諷的劇情和機智的台詞著稱，用充滿智慧的幽默解析人生、諷刺人性，在知識分子與普通觀眾間都有着極高的聲譽，也因此被稱為“美國電影界唯一的知識分子”。
今天為大家帶來《我心深處》中瑞典著名影評人史提格·比約克曼就相關作品採訪伍迪·艾倫的片段。
《安妮·霍爾》
史提格：我發現《安妮·霍爾》中還有一處可能也受到了伯格曼的影響，那就是你從這部電影開始，使用了同一種片頭字體，非常簡潔，再也沒有換過，伯格曼也是如此。
伍迪：我並不知道他也是這樣，我從來沒想過這個問題。其實我最初的意圖並不在此，我在《香蕉》和《性愛寶典》中使用了很華麗的片頭字體，但我忍不住想：“花很多錢在字體上真是愚蠢的做法，典型的美國作風，從今往後我要用最便宜的字體，最樸素的那種。”於是我挑了一種喜歡的字體，從此再也沒換過。畢竟，片頭字幕的用處何在呢？不過是傳遞簡單的信息而已。
史提格：關於回憶，你説過這麼一句話：“我在處理現實與幻想的關係上有困難。”
伍迪：沒錯，這也是我多部電影的主題。回憶童年的方式有很多種，有時候我會想起一些難過的經歷，有時候回憶會把難過放大。客觀準確的回憶是很難做到的。
《安妮·霍爾》
史提格：你在《安妮·霍爾》中飾演的角色是一位運動達人，這在你的電影中很少見，你本人是不是對這方面興味索然？
伍迪：恰恰相反，我年輕時一直是很棒的運動員。沒有人料到這一點，但其實我非常擅長體育運動，直到今天仍然是一個體育迷。劇院的氛圍遠不如一場好比賽那樣激動人心，現在我也喜歡經常看各種體育比賽。
史提格：比如？
伍迪：太多了。棒球、籃球、拳擊、足球、網球、高爾夫……幾乎沒有我不喜歡的運動。在倫敦的時候我非常愛看板球比賽，那是一項美國人從來無法理解的運動，但我很快就迷上了。
史提格：很少見你的電影參加國外舉辦的電影節，這是你為自己設立的一條原則嗎？
伍迪：有時我會把電影送去電影節，但是從不參加比賽，因為我不想和他們比。電影不是拍來參加比賽的，應該是讓人欣賞的，所以我很樂意把電影送去戛納、威尼斯或者其他電影節參展。我本人從來不去這些電影節，我知道他們會懷疑我的做法帶有政治意味，就好像奧林匹克比賽一樣，剛開始是一個單純美好的想法，但逐漸淪為一種政治宣傳。
《我心深處》
史提格：《我心深處》幾乎沒有用到音樂，取而代之你用的是氛圍音效，比如海浪聲、風聲等等。
伍迪：那時我剛拍完《安妮·霍爾》，仍處於對音樂毫無頭緒的階段，因此，既然《安妮·霍爾》沒有用音樂，那麼《我心深處》乾脆也不用了。當時的我正處於轉變期，配樂的選擇也慢慢開始過渡到具有我個人風格的音樂。我想既然這是一部嚴肅的電影，就不需要音樂，但還是要有某種氛圍感。
史提格：電影的開頭有一個場景是姐妹倆站在窗邊，結尾處也是同樣的場景，形成了一種對稱結構。
伍迪：我們一度考慮過要給電影取名為《窗》，後來戈登·威利斯執導的第一部電影就叫《窗》。
史提格：下一個鏡頭突然切換到片中的父親（E.G.馬紹爾飾演）站在辦公室窗邊的特寫。他背對着鏡頭，簡短地道出了過去的經歷。你是在什麼時候決定把這一幕放在電影的開頭的？
伍迪：這個場景原本出現在電影后面的部分，但剪片子的時候我和拉夫·羅森布魯姆一邊看一邊想：“把這一幕放在電影的前面應該會起到不一樣的效果。”
史提格：還記得為什麼要這麼做嗎，是考慮到觀眾的心理還是有別的原因？
伍迪：放在開頭能起到一個有趣的鋪墊作用。我記得當時我們覺得這場戲如果出現在電影的第三或第四幕會非常有意思，放進去之後我們又琢磨“要是放在結尾處呢？”，但是放在前面完全沒問題，因此就沒再改動。同樣的情況在拍其他電影時也會發生，某個場景被挪到看似無關的地方，這完全是突發奇想。有時我走在街上，類似的想法會突然冒出來。它給了電影某種活力，因為完全是即興的。
《我心深處》
史提格：也許是因為《我心深處》出乎所有人意料，因為沒有人料到你會拍一部劇情片。
伍迪：是的，人們大失所望，好像我打破了某種無形的協議。美國人眼中的劇情片不是這樣的，美國人眼中只有那種肥皂劇式的劇情片，而《我心深處》不屬於這一類，因此觀眾不僅是對我一改之前討喜的喜劇風格感到失望，對劇情本身也不感冒。他們嫌電影太嚴肅了，但這恰恰是我喜歡的地方。更何況這是我第一次拍劇情片，缺乏技巧和經驗，我知道《我心深處》不是一出莎士比亞式的傑作，這只是我的第一次嘗試，而觀眾的態度並不寬容，有人指責我不守信用。
史提格：對此你做何感想？
伍迪：《我心深處》是我想拍的那種電影，我也盡了最大的努力。我當時想嘗試着拍劇情片，並不是徹底地轉向，我只是希望它成為我作品的一部分，但也不是那種隨隨便便的嘗試。我不要拍傳統的商業劇情片，我要拍最高級的那種劇情片。如果我失敗了，那也沒關係，但我堅持我的追求。如果我成功了，那這就會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我並沒有説我成功了，但我的野心很大，這就是我的想法。這部電影收到了無數負面評論，觀眾不喜歡令我感到很遺憾。
《解構愛情狂》
史提格：你怎麼想到要在電影開頭運用快速的跳切鏡頭的？就是朱迪·戴維斯離開出租車的那場戲。
伍迪：我在《丈夫、太太與情人》中也用過這一招。在處理那些神經質的人物時，我偶爾也會用同樣神經質的剪輯方法。我喜歡那種不協調的剪輯風格，所以在這部電影中我隨心所欲地剪輯，保持這種快節奏的感覺，想什麼時候跳切就什麼時候跳切，因為這種節奏完全適用於神經質的角色。在拍攝那場戲之前，我就知道會用到這種跳切的方式，所以拍攝的時候非常自由，因為我知道不需要做無縫剪輯。我想通過這種毫無邏輯的跳切營造出焦慮的感覺。
史提格：在“演員”這一節中，你是怎麼想到讓羅賓·威廉姆斯從頭到尾都失焦的？
伍迪：我想這麼做很久了，所以覺得這部電影是一次很好的機會。具體操作起來特別簡單，我經常在片場聽見攝影人員喊：“失焦了！”因此很多年前我就想到如果問題不在相機，而是演員本人失焦了，會怎麼樣？這個人的一生都是失焦的。
《解構愛情狂》劇照
史提格：那個名叫曲奇的妓女是你電影中少見的黑人女主演，為什麼你電影中的黑人角色這麼少？
伍迪：其實並不比別的電影少。老是有人質疑這一點，但只要去看看別的導演—我不想提任何一個名字—你會發現同樣的結果。拍攝自己熟悉的東西是人之常情，而我所熟悉的是我的家庭和我的鄰居，我周圍的人是我寫作的素材來源。我從來不考慮人種的問題，我只根據角色挑選演員，如果角色設定是黑人，我就找黑人演員。人們總是問我為什麼《漢娜姐妹》中的女僕是黑人，但事實上百分之九十的那樣的家庭都僱用黑人女僕。這些年來總是有人對此抱有疑義，在那些不喜歡我的電影或是不喜歡我本人的人看來，這一點代表我瞧不起黑人，但根本不是這樣，我從來沒想過這樣的問題。選角的時候我也不會考慮社會慈善或平等機遇的問題，我只選適合角色的演員。一旦有人提到這個問題，關於我電影的議論就沒完沒了。我不想提其他導演的名字，但從來沒有人議論過他們的電影，卻總有人問我為什麼出演我電影的黑人演員這麼少。我的回答永遠是：“我只選我認為適合角色的演員。”如果我僅僅為了種族多樣性而選黑人演員，那就意味着我還要選西班牙裔、華裔、日裔和韓裔。這種愚蠢的觀念是反藝術的。
史提格：之前我們簡單地討論過菲利普·羅斯，除了他以外還有哪些作家是你一直閲讀的？
伍迪：從我這一輩來説的話，索爾·貝婁是最重要的作家，菲利普·羅斯也是。過去的作家中也有一些是我非常喜愛的，比如福樓拜、卡夫卡等等。但貝婁和羅斯是我最欣賞的當代作家。當然，和其他人一樣，我也很喜歡塞林格，但他的作品很少。
《解構愛情狂》
史提格：你會特別留意某些評論家的觀點和看法嗎？
伍迪：……我一直活得像一隻鴕鳥，這種方式固然有它的缺點，但也有好處，對於作家尤其如此。我喜歡獨處，享受獨自工作，我不喜歡參與其他活動。比如有的人拍電影，他們享受拍電影的過程，然後在首映會之後舉行派對。有的導演喜歡讀評論，享受參加奧斯卡典禮受人矚目的感覺，他和工作人員都是真心享受這個過程，他們並不是膚淺的人。我懷念那種樂趣，但我的感覺並沒有那麼強烈。當我完成一個作品，就會馬上繼續創作下一個，其他的我都不在乎。能夠不斷地產出，而不被任何表揚或批評所影響，我就覺得很快樂。我並不明白，成為一個萬人簇擁的大導演，其中的樂趣何在。當然，作為羣體的一員享受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是美好的，但我不會和演員吃飯，不會説很多話，也不會社交，這就是我的處世方式。
在伍迪·艾倫編著並主演的電影《呆頭鵝》裏，他用電影把白日夢和現實生活串聯起來，由此探討兩者之間的落差。電影里老是給觀眾們留下話癆形象的伍迪，並沒有把藝術當做自我拯救的路徑，如他所言：藝術終究只是知識分子的一種娛樂方式，從來不是藝術家的救贖，它無法令莎士比亞多活一秒。所以他把自己扔進拍電影的過程裏面，即興發揮，享受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