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説，沒有在深夜痛哭過的人不足以語人生，那麼，沒有在酒局後嘔吐的人不足以聊職場。
曾在廣州某傳統企業就職的程錚就表示，只要是出門赴酒局，他就不會記得自己是怎麼回去的。嘔吐、胃絞痛、進急診，這些輪番在他身上上演了三年後，程錚也從銷售代表晉升成為了銷售經理。
“業績是一杯杯酒悶出來的，升遷是一次次嘔吐換來的。”程錚對“螳螂財經”説出這句話的時候，語氣雲淡風輕，因為對他來説這曾是職場常態。
其實程錚開始説的是“業績是喝出來”的，但他隨即改口，換了一個動詞：悶。
這種悶，並不是“感情深，一口悶”，而是在代表權力與利益的酒局上，作為一個需要求着客户簽字的業務員，他只能用“我幹了，您隨意”的姿態，滿足客户嘴裏所需要的誠意。
既牽連着商業利益，又關係着職場的發展，在當下社會里，酒局就發展成了一個有人哭有人笑的魔幻世界。
當然，最樂意見到這樣場面的，當屬酒類企業，尤其是白酒。
根據智研諮詢數據，社交動機是購買白酒的第一驅動力。消費者飲用白酒的場合中應酬聚會佔25%，朋友同事聚會佔27%，家族聚會佔10%，酒席和喜宴佔10%。而在日常場合飲用白酒的比例僅為18%，遠低於其他酒類。
而且，根據前瞻產業院預測，到2025年，白酒行業市場規模將達到6343億元。
“煙搭橋，酒開路”，那些支撐繁榮的白酒市場的職場人，是不是都如程錚一樣為自己開闢了一條職場升遷路，我們無從知曉，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都受過白酒的苦。
“酒桌上，沒人把我當人看”
“喝了這麼多年酒，每一杯都可以算是為我自己而喝，但沒有一口讓我有開心的味道。”做了六年行政的戴薇，幾乎每個月都要和酒打幾次交道。
雖然是行政崗，但戴薇的工作有一部分老闆私人助理的性質，因而，公司給戴薇配了一部24小時不能關機的手機和一輛奧迪A6，方便隨叫隨到。
接送老闆、客户，為老闆擋酒，為客户陪酒，就構成了戴薇的大部分工作內容。
“我從滴酒不沾，到能喝半斤，用了三個月時間，從能喝半斤到能喝快一斤還能自己打車回家，也只用了三個月時間。我還試過能不能喝得更多，但是胃出血被送進了急診。”
和“螳螂財經”聊起過往的戴薇，因為懷孕已經戒酒很久了，現在正在休產假的她時常在考慮離職的事。
戴薇很感謝這份工作。因為，對於初中畢業就進入社會的她，從一個流水線上的廠妹，到如今的行政經理，能和大多數本科、研究生畢業的高材生一起工作，還在長沙買了一套一百多平的房子，她覺得非常幸運。
而這份幸運，戴薇説，除了她自己豁得出去，也更是酒局的功勞。
但，有多少感謝，就有多少恨。
“有一次我來大姨媽痛經，老闆臨時叫我去擋酒，我問可不可以請假，沒有收到回覆。我趕緊去醫院先打了止痛針就過去，但週末有點堵車，等我進門，等着我的是喝翻了的市場部主管和不能再喝了的老闆，以及一羣還意興盎然的客户。我不記得那天我到底喝了多少，只感覺到自己像個工具，誰讓我喝我就得喝，沒人管我身體上正承受多大的痛苦，或者説，根本就沒人把我當人看。”
在這種權力不對等的酒局裏，戴薇只能做一隻任人宰割的羔羊。
職場新人，也是一樣。
畢業後考進了體制內的小新，去單位報道那天一家人都歡天喜地。但在入職迎新的當晚，小新就感受到了來自權力的軟性壓迫。
其實，在去飯店的路上，同科室的一個校友已經好心告訴了小新要怎樣給領導倒酒、敬酒。但從來沒喝過酒的小新，看着服務員擺在自己面前的42度白酒時，他還是小心翼翼地表示了一句自己不能喝酒。
領導的臉忽然就變得很耐人尋味了，而同時，幾個同事自動分成紅臉白臉兩派來勸説小新“識抬舉”。但毫無職場經驗的小新還是遵從自己的本心拒絕了喝酒。
但從那之後，小新發現自己在單位不怎麼有人緣，就算自己努力工作，業績考核卻總不如和他同一批進來的同事。
“那時候太年輕了，以為只要堅持不喝酒，大家多少都會體諒。現在才明白，像我們這種酒桌文化深厚的基層單位，拒絕喝酒不僅等於斷絕了和其他同事的來往，更是斷絕了自己的升遷之路。”
如今，五年過去了，小新已經看到和自己一起進來的同事有升了副科，還有一個已經是正科了，而自己還是單位裏做着邊緣工作的小透明科員。
小新這樣的情況，不管在何種性質的企業，都不是個例。知乎上隨便一搜，都是關於職場不喝酒會有什麼後果的擔憂。
而且，喝酒不僅與升遷掛鈎，很多企業年會，也開始被酒桌文化侵蝕。
“螳螂財經”的同事就分享過一個事例：在某知名企業年會上，有人幸運抽中了一萬塊錢獎金，但當他上台領獎時，領導卻表示，要拿走錢就得乾掉一瓶紅酒。
憑運氣得到的禮物，卻要憑酒量才能拿到手。不知道到底是企業不誠心，還是領導喜歡花點錢就能支配員工的感覺。
在這些酒局裏，酒只是個工具，它背後所代表的，是話語權。只有老闆、領導、客户，那些能夠決定你職場命運的人，才是這套話語權體系裏的掌控者。而職場社畜們哪怕996甚至007，在酒桌上，都是失語者、工具人。
厭惡酒桌文化的年輕人，能夠擊碎這套規矩嗎？
所以，很多人開始厭惡酒桌文化。尤其是年輕人。
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曾對109441人進行的一項顯示，35.7%的受訪者每月要參加三個及三個以上的酒局，84.0%的人直言反感當下酒桌文化。
而此前一條關於“酒桌文化有多討厭”的熱搜中，有2.1億的閲讀，2.6萬的討論度，並且在附帶的投票中，5.2萬人有42681人表示討厭聚會。
人們厭惡酒桌文化，厭惡的不是酒，而是不對等的話語權下的服從、壓制與剝削。
但隨着90後、95後逐漸成為職場上的中堅力量，讓人厭惡的酒桌文化或許能得到改善。
畢竟生長於經濟富足時代的年輕一代，尤其是95後，他們已經不再願意讓自己在職場受委屈。
領英的《第一份工作趨勢洞察》顯示，95後平均7個月就離職，而90後是19個月，80後則是3年半。
只要不爽就能隨時瀟灑離職的95後，怎麼可能甘心委屈自己在酒桌上被按頭牛飲？
當然，討厭酒桌文化，這並不代表這屆年輕人不愛喝酒。只不過，他們只願意按照自己的方式來喝。並且，90後和95後年輕消費羣正逐漸成長為線上酒水消費的主要驅動力。
根據南方都市報統計數據，2020年618期間，在天貓平台，95後人羣酒水消費已同比去年增長170%。京東方面，95後人羣成交額也超過250%。而在蘇寧平台，25歲至36歲年齡段是白酒和啤酒的“消費主力”，並且白酒消費人羣佔比高於啤酒。
不僅如此，90後和95後在酒水消費上呈現出多元化、個性化、求便捷、愛嚐鮮等消費特徵，小眾洋酒、無酒精啤酒、顏值果酒、小瓶白酒等是他們的偏好。
同時，那些曾經被酒桌文化迫害過的職場人，在自己成為擁有話語權的那一個之後，也開始理解年輕人的選擇。
就如前文提到的程錚，他已離開了廣州那家傳統企業，去深圳開了一家如今已有近百人規模的公司。雖然因為業務發展，相關部門仍然有很多人無法避免走上客户的酒桌，但在公司內部，他明令禁止帶有軟性壓迫的酒局出現。
“酒桌文化淨是糟粕，酒桌上只有虛偽的笑臉和骯髒的嘔吐物，哪怕這背後是百萬大單，我內心真的一點也不向往。當然，説歸説，在無力改變的現狀下，為了公司利益，我還是會幹了那杯酒。”程錚説的時候臉上竟是無奈，而本來89年的他，現在的神態語氣，已是一個十足的“被酒精浸泡出來的中年油膩男”。
不僅如此，為了抓住這屆個性十足的年輕消費者，已有不少酒品牌改變策略去打進90後95後內部。
就如最近幾年，做成小瓶打出情感營銷的江小白、紅星二鍋頭，都在竭盡所能地以“説不出的事叫心事，留不住的人叫故事”“將所有一言難盡，一飲而盡”等等情感文案去試圖戳中年輕人的心。而RIO雞尾酒也以與英雄墨水、六神花露水等品牌跨界的方式試圖讓自己在國潮大趨勢中捕撈一些年輕人。
在職場環境、酒類品牌都在改變的情況下，我們當然期望着想喝酒就喝酒、想喝奶茶就喝奶茶的年輕人，能夠趁勢將酒桌上的腐朽規矩徹底擊碎。但同樣，也會有擔心，只要酒水還有市場，只要職場仍是僱傭，就難以避免那些揹負着壓力的年輕人，在身不由己的環境中，最終成了酒桌文化的傳承者。
職場裏的成年人，從來就沒有容易二字。我們不敢斷言什麼時候才會出現“將工作還給工作，將生活還給生活”的那一天，但不管怎樣，只要有改變，就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