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好漢一見宋江都驚呼“原來是宋公明哥哥”？

　　自20世紀80年代起，“四大名著”陸續被改編為電視連續劇。《紅樓夢》、《西遊記》、《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等每一部大劇的播出，都會在人羣中掀起了一波又一波親炙名著、品讀經典的熱潮，劇中鮮活的人物形象成為當時億萬觀眾心中一抹揮之不去的亮彩。

　　數十年後，新版《紅樓夢》的華麗登場、新《三國》的戰馬嘯嘯都以新鮮的視角和大膽的改編引起觀眾的廣泛關注，而斥資1.2億元的新《水滸傳》更使得各大衞視熒屏競相熱播、烽煙再起。因而，正確認識有宋一代之基層政治制度背景，對於更加深刻的理解以“層累式”成書的《水滸傳》就顯得十分重要了。

　　徽宗一朝的宋代，皇帝輕浮墮落，廟堂讒佞盈朝，江河日下、風俗頹敗。當是時也，外有遼、金、夏侵凌倍深，內則官吏盤剝平民愈緊且士夫競逐奢華日甚，正是徽宗的昏庸無能，與宋代積貧積弱的社會環境加上冗官、冗兵、冗費的種種積弊，形成了人民痛苦的根源。《宋史》卷二十二《本紀第二十二·徽宗四》載有史臣之評價：

　　跡徽宗失國之由，非若晉惠之愚、孫皓之暴，亦非有曹、馬之篡奪，特持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諛。於是蔡京以猿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佚之志。溺信虛無，崇飾遊觀，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為誕謾，怠棄國政，日行無稽。及童貫用事，又佳兵勤遠，稔禍速亂······自古人君玩物而喪志，縱慾而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為戒。

　　《水滸傳》裏形形色色的梁山好漢，便在大宋皇朝風雨飄搖的政治背景下你方唱罷我登場，成就了一段驚天動地的事業。對於後人而言，一部風雲際會的《水滸傳》，則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讀者因自身所處角度不同而感觸各異。梁啓超先生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寫道：“以舊史作史讀，則現存數萬卷之史部書皆可謂為非史，以舊史作史料讀，則豈為此數萬卷者皆史料，舉凡以文字形諸記錄者，蓋無一不可於此中得史料也”。

　　1956年2月20日，毛澤東在聽取了工作彙報後，發表談話時説：“《水滸傳》是反映當時政治情況的，《金瓶梅》是反映當時經濟情況的。這兩本書不可不看。”並且曾説對薄一波談過：“《水滸》要當作一部政治書看。它描寫的是北宋末年的社會情況。”所以，瞭解有宋一代之政治制度，具體而言是基層吏胥制度，《水滸傳》為人們提供了生動的素材。

　　梁山上有幾位較為特殊的人物在落草之前還曾經是州、縣之中一些有頗“身份”的“人物”，如：鄆城縣押司、呼保義宋江;教授學究、智多星吳用;渭州徑略府提轄、花和尚魯智深;陽穀縣都頭、行者武松。此四人者，皆為水泊梁山可圈可點之人物，皆系統治階級之基層小官，亦即所謂“吏胥”之流。他們亦官亦民，按理説是“勞心者”，是“治人者”，然而卻在黑暗的社會現實背景之下，終因不堪忍受壓迫，被逼上了梁山。

　　宋朝的吏胥是指官員(品官和未入品官)以外的官職辦事人員。吏胥人員身份較為低微，卻十分熟悉各種法規和公文程式，往往不隨主管長官的更替而變動。吏胥的名目很多，統稱之為“公吏”，包括公人和吏人兩類。《慶元條法事類》卷52《 試出職》載：

　　公人指衙前、專知······兵級等，吏人是指職級到貼司。

　　朱熹之《朱子語類》卷84《禮一·論修禮書》載：

　　公人“各管逐項職事”，吏人“掌文書簡牘”，胥徒是“今弓手、節級奔走之類。”

　　州縣官府的胥吏有衙前、人吏、貼司······保長正、耆長、壯丁等，名目甚多，州衙和縣衙所設大同小異。而《嘉定赤城志》卷十七《吏役門》載：

　　衙前分為都知兵馬使到第六名教練使，共十三階;人吏分為都孔目官到糧料押司官，共十階。

　　宋江其人見諸《宋史》卷二十二《本紀第二十二·徽宗四》記載：

　　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遣將討捕，又犯京東、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

　　而在野史《大宋宣和遺事》中，又為宋江安排了一個看似合理的結局：“收方臘有功，封節度使。”宋江的命運結局，學界歷來爭議不止，在此姑存一説。《水滸傳》中，宋江擔任押司，即辦理文書、獄頌的地方小吏《宋吏·職官志》所載羣牧司於臨安府皆有押司官，其名為官而實為吏。宋人趙彥工在《雲麓漫鈔》卷十二載：

　　諸縣人吏，國初，押司、錄事於等第户差選諳吏道者充。

　　故宋江在鄆城縣有些名望威信，得到大家的認可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長期的基層行政經驗為他日後成為梁山首領打下了堅實基礎，從另一角度也正交待了宋江招安思想的邏輯起點。眾所周知，梁山好漢是在“兩贏童貫，三敗高俅”的勝利形勢下主動乞求招安的，至少説明在宋江的內心深處真的抱着“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認識，因而使得吏胥出身的宋江和無賴出身的太尉高俅之間的鬥爭，最終演變成了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

　　宋時風氣，優容士子、崇文抑武。聞名遐邇的“四大書院”便是由政府推動、給予資金支持並由最高統治者欽賜匾額，從這一角度來看，統治階級對教育和知識分子還算較為重視。《水滸傳》中的智多星吳用，便是代表。吳用，字學窮，道號加亮先生，被人們親切地成為“教授”或“學究”。考之正史，“教授”實為學官之稱，屬於幕職諸曹等官。《文獻統考》卷六十三《職官十七·教授》記載，漢時郡國中有個叫文翁的曾經治理蜀地，他在成都招納學官弟子。待到漢武帝時，所有郡國都設立了學校官。魏晉以後，郡國都設有文學即博士助教的職守。隋朝潘徽曾經擔任州博士，至唐朝時，府、郡則置經學士各一人，掌五經教授。《宋史》卷一百六十七《志第一百二十·職官七》載：

　　景祐四年，詔藩鎮始立學，他州勿聽。慶曆四年，詔諸路州、軍、監各令立學，學者二百人以上，許更置縣學。自是州郡無不有學。始置教授，以經術義行訓導諸生，掌其課試之事，而糾正不如規者。委運司及長史於幕職、州縣內薦，或本處舉人有德藝者充。

　　對於吳用究竟是官府所正式任命的“教授”還是僅僅為鄉村以教書為業的“教師”，《水滸傳》中並無確切交待。但是，“物以類聚、人以羣分”，從他與地方保正托塔天王晁蓋等人的熟稔程度來看，吳用應該是當地具有一定政治地位且文化程度較高的知識分子無疑，故在羣眾中有着較高的威信，是老當地老百姓的“精神導師”，他很可能就是正史所載縣學裏的“教授”。正是這個不可或缺的軍師式的人物，在梁山聚義的過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魯提轄的出場顯得甚為隆重，施耐庵在《水滸傳》第二回《史大郎夜走華陰縣 魯提轄拳打鎮關西》中描這樣寫道：“只見一個大漢，大踏步競入進茶坊裏來……頭裹芝麻羅萬字頂頭巾，腦後兩個太原府扭絲金環，上穿一領鸚哥綠絲戰袍，腰繫一條文武雙股鴉青絛，足穿一雙鷹抓皮四縫乾黃靴;生的面圓耳大，鼻直口方，腮邊一部貉鬍鬚，身長八尺，腰闊十圍”，簡直是一位呼之欲出的英勇武官摸樣。魯提轄之俠肝義膽尤令金聖嘆由衷贊曰：“寫魯達為人處，一片熱血直噴出來，令人讀之，深愧虛生世上，不曾為人出力。”對於“提轄”一官，《宋史》卷一百六十七《志第一百二十·職官七》載：

　　守臣帶提舉兵馬巡檢、都監及提轄兵甲者，掌統治軍旅訓練、教閲，以督捕盜賊而肅清治境。

　　而《文獻通考》卷六十《職官十四·榷貨務都茶場》則載：

　　建炎四年，詔榷貨務都茶場依舊隸左右司，其提領措置並罷，其都茶場仍令提轄榷務官兼行提轄。

　　此處提轄已為管理貿易之官，並無維護治安、緝拿賊盜的職能，魯達供職於小種經略相公府，擔任的自然是“提轄兵甲”之職，肩負“肅清治境”之任。

　　至於打虎英雄武松，則是因“虎”得“福”，當了“都頭”一舉解決了安身立命的大問題。那陽穀縣知縣見松忠厚仁德，有心要抬舉他，便道：“雖你原是清河縣人氏，與我這陽穀縣只在咫尺，我今日就參你在本縣做個都頭，如何?”……當日便參武松做了步軍都頭。宋時縣下並不設軍，故“步軍”二字，係為妄加，“都頭”一職原為宋各軍指揮使下設之官，為軍官之中級別較低之任，而州縣之捕快頭目亦有此稱謂，考諸源流，則語出《新唐書》卷五十《志第四十·兵》載：

　　及僖宗辛蜀，田令孜募神策新軍為五十四都，離為十軍……以左右神策大將軍為左右神策諸都指揮使，諸都又領以都將，亦曰“都頭”。

　　由唐入宋，時過境遷。“都頭”一詞名稱不更而實義變遷，武松系陽穀縣的捕快，被授予都頭之職，可知“都頭”已由高級軍事將領的職務“飛入尋常百姓家”，演變成為基層吏胥的稱謂了。

　　一部波瀾壯闊的《水滸傳》為人們展示了一幅宋時基層百姓的生活畫卷，併為後人瞭解宋代的政治制度提供了鮮活資料，而至於《水滸傳》的藝術生命和文化魅力，金聖嘆的批語則為我們留下了更大的想象空間：

　　不登泰山，不知天下之高;登泰山不登日觀，不知泰山之高也。不觀黃河，不知天下之深;觀黃河不觀龍門，不知黃河之深也。不見聖人，不知天下之至;見聖人不見仲尼，不知。聖人之至也。乃今於此書也亦然，不讀《水滸》，不知天下之奇……

　　(文章原載《首播》雜誌，作者系鄭州大學歷史學院2014級博士研究生，供職單位：河南省新聞出版廣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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