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説乎？大英帝國特使——馬戛爾尼伯爵曾奉命覲見乾隆皇帝，請求互通商貿，卻吃了閉門羹，無奈悻悻而返。走時，馬戛爾尼拋出一句狠話：“中國至少在過去150年裏，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説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變成半野蠻人”，“最終它將重新墮落到野蠻和貧困的狀態”。失望與諷刺之情溢於言表，果不其然，半個世紀後，鴉片戰爭爆發，英國人終於用堅船利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英吉利的商品、貨物和資本像潮水一樣湧入中國。隨之而來，當然還有英語。
皇族：九五之尊 “壓力山大”
清廷的自大與保守，讓世人詬病不已。但在大清國二百多年的基業中，有2.5位皇帝曾大膽地張開雙臂擁抱歐羅巴文化。前者是一手締造“康乾盛世”的康熙皇帝，其次是在積貧積弱的國運中試圖通過“戊戌變法”來扭轉時局的光緒皇帝，剩下的半個皇帝就是“亡國之君”宣統了。
康熙在與俄國進行《尼布楚條約》的談判中，逐漸意識到精通俄語與拉丁語人才的重要性。回京後，於1708年設立“內閣俄羅斯文館”，讓八旗子弟“專習俄羅斯文字，以備翻譯”。到雍正年間，又從四譯館中分出“西洋館”，“招滿洲青年專修拉丁文”，以《華夷譯語·拉氐諾話》作為教材。《華夷譯語》本是洪武年間官方編纂的一部蒙漢對譯辭書，後來逐步擴充收錄語種，成為中國近代早期的外文譯漢文的官方辭書。可笑的是，《華夷譯語》沿襲了歷史上漢譯佛經的體例——外文詞條都是以漢文注音，如“Don't answer at random”注音為“洞脱，唵五史為，阿脱，而藍道姆”，教學效果也可想而知了。
兩個世紀後，康熙的八世孫光緒皇帝就聰明多了。極具維新思想的光緒英語學習熱情很高，每日清晨四點就開始上課，在閲讀和寫作方面都表現出相當的悟性，但口語卻糟糕至極。他計劃用英語做新年獻詞，並致函各國公使。無奈，公使們不給面子，紛紛婉言謝絕。雖然不得已身為“傀儡”，但這位思想開明又頗具叛逆精神的青年單單是敢於以身作則、帶頭學英語的膽識就值得人們稱讚。他以九五之尊帶頭學習“嘔啞嘲哳難為聽”的“蠻語”，提高了英語在宮中的地位，紫禁城內很快掀起了學英語的時尚，就連慈禧老佛爺最後也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1917年6月，張勳率領五千辮子兵在北京擁護溥儀復辟。雖然復辟鬧劇很快消停了下去，但是小皇帝的教育問題卻被提上了議事日程。李鴻章之子李經邁適時向小朝廷推薦蘇格蘭人莊士敦擔任帝師，教授溥儀英語。溥儀對英語學習抱有極大的興趣，第一年主要學習英文單詞和一些淺顯的口語對話，用的課本是《英文法程》；隨後開始讀《伊索寓言》、《金河王》、《愛麗絲漫遊記》以及許多英文的短篇故事和西洋歷史、地理；莊士敦還會把日常用語、童話、成語故事和很多儒家經典名言翻譯成英文，融入到日常的教學中。溥儀的英語水平進步很快，最後能用英語翻譯《四書五經》，莊士敦相當滿意。幼年時的英文學習，給溥儀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礎。1945年東京審判時，溥儀面對法官的英文質詢，對答如流，不需要戴同聲傳譯的耳機。
學校：中西並進 “寄託”美國
康熙皇帝設立的四譯館和俄羅斯文館最終成了“擺設”。到了晚清，在外交場合，清政府不得不僱用外國人擔任翻譯。這些外國人往往是各國使節的翻譯，也可能是在華的傳教士，但有一點共性是，他們在談判過程中總是使用各種伎倆為本國謀利益。迫於這種情況，清廷在奕 等人的奏請下，率先在京滬穗三地設立了同文館，致力於培養精通外語的高級人才。除此之外，各地的水師、船政、鐵道等學堂也紛紛開展外語教學。
京師同文館於1861年首先設立英文館。在英語教學上，直接移植當時正在歐洲盛行的“語法翻譯教學法”，即讓學生通過大量的中英文互譯練習來學習和掌握英語。低年級的學生往往“淺解辭句、練習句法、翻譯條子”，到了高年級，課程則擴大為“翻譯選編、翻譯公文、練習譯文”等內容。同時，學生還得不斷地翻譯西方書籍，成績顯著者可以得到不菲的獎勵。
併入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後，這種英文學習法仍沒有多大改觀。茅盾先生曾回憶他在北京大學預科求學時的經歷：“那時候學英語，不像現在從發音規則學起、循序漸進，我們認、讀、寫英文字像認、讀、寫漢文方塊字一樣，先生硬教，學生硬記，天天默寫單詞，天天背課文……”
不久後，北京大學的老冤家——清華學堂從遊美肄業館中脱胎了。作為培養赴美留學生的預備學校，清華學堂必須保證畢業生直接升入美國大學後，能夠順利地適應在美生活和學習，因此，這裏的英文教學直接採用美國模式，學校實行嚴格的考試和淘汰制，定期舉行期考、月考，每日都有口試，口試成績也作為學生平時成績的依據。如果學生國學不及格，西學及格，仍然可以畢業；如果西學沒有及格，國學即使分數再高也畢不了業。同時，清華學堂還非常注重英語氛圍的營造，校園內的演講會、辯論會、戲劇、演出等大多數都是用英文進行，各類告示與刊物也全用英文書寫，甚至在校醫院看病、唱校歌都得使用英語。在這種沁潤似的英語教學法培養下，清華園先後走出了“中國語言學之父”趙元任和“非漢語語言學之父”李方桂。
在官辦學堂如火如荼地培養新式人才之時，教會學校也在中國各地悄然生長。作為在中國開辦的第一所大型西式學校，馬禮遜學校對中國傳統私塾教育持批判態度，校長布朗自詡學校的人才培養目標是“訓練整個人，包括德、智、體”，因而馬禮遜學校的英語教學注重系統性和計劃性，並能根據不同層次學生的特點，設置不同的課程，採用不同的教學法。在教學上，學校反對死記硬背的填鴨式教學，主張充分發揮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做到“不須遠征，而自能使學生明白瞭解”。表現優秀的學生，更有機會赴美留學，中國留學的先驅、耶魯大學畢業生容閎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官員：“佶屈聱牙” 漢字注音
“睜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則徐是中國維新思想的先驅。他很早就意識到中國在科技上的落後，為此，他注意“採訪夷情”，派人專門收集澳門出版的外國人辦的報紙書刊，並把出身低下卻懂英文的人招入欽差行轅，進行被當時頑固派認為是大逆不道的翻譯工作。
為了獲得關於西方的第一手資料，55歲時，林則徐開始自學英語。怎奈當年沒有音標，林則徐學習只能靠死記硬背。一年十二個月的名稱、常用的專有名詞、英文數詞、各種外幣單位及英美等國駐粵官員的姓名都在林則徐的背誦範圍內，但佶屈聱牙的英語發音着實讓林則徐為難了一番，為了便於記憶，他利用漢字給英文單詞注音，比如在China的後邊註上“柴諾”，doctor後注“諾克拓”，trade注“吐烈”。
到了晚清，皇權已被架空，國家權力牢牢地掌握在漢族地主階層的手中。雖然李鴻章喪權辱國，但他仍然是“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李鴻章是著名外交家，他不會外語，卻深諳“臨時抱佛腳”之道：每每出使之前，都會找翻譯學幾句寒暄語，現學現賣，倒也應酬得來。
有一次出使沙俄之前，李鴻章又請來翻譯，想重操故技。怎奈俄漢發音差異巨大，李鴻章怎麼也記不住。最後，索性直接在隨身攜帶的扇子上，用漢語記錄了俄語發音：“請坐——殺雞切細”(Садитесь)，“謝謝——四包錫箔”(Спасибо)，“再見——大四位達理也”(До свидания)”等等。雖説方法不考究，但溝通效果卻不差。二戰後的雅爾塔會議上，丘吉爾也用現學的俄語向斯大林打招呼，結果斯大林聽了之後毫無反應，倒是蘇方的翻譯打破僵局，詢問丘吉爾：“首相閣下，您説的英語，怎麼我一句也聽不懂呢？”
曾國藩的次子曾紀澤就將這種用漢語注音學習法發揚至極。《翁文恭公日記》記載：“詣總理衙門，羣公皆集。未初，各國來拜年。餘避西席，遙望中席，約有廿餘人，曾侯與作夷語，啁啾不已。”畢竟不是正規的教育，雖然此時的曾紀澤可以“啁啾不已”，但是真正的美國人説他的英語確實“流利但不合文法”。
文人：口誦筆譯 終成“温拿”
政客們紛紛攘攘，東一棒槌、西一榔頭的漢字注音學習法，只能Chiglish味兒十足。真正值得當代人追逐崇拜的，應當是民國的學院派文人。
雖説“辮子教授”辜鴻銘屢屢被自由主義者們罵成“老古董”，但在英文水平上，譏諷者們卻很難望其項背。辜鴻銘10歲時就隨義父布朗在蘇格蘭接受嚴格的德文和英文教育。布朗雖是英國人，但他的教法更神似中國的私塾教育——死記硬背。他要求辜鴻銘背誦《浮士德》，卻説“只求你讀得熟，並不求你聽得懂。聽懂再背，心就亂了，反倒背不熟了。等你把《浮士德》倒背如流之時我再講給你聽吧！”這樣，半年多的工夫辜鴻銘稀裏糊塗地把一部《浮士德》背了下來。到第二年，布朗才開始給辜鴻銘講解《浮士德》。
之後，辜鴻銘開始了半月學一部莎士比亞戲劇的英文學習計劃。天資聰明的辜鴻銘越背越快、過目不忘，計劃又改為半月學三部。這樣不到一年，辜鴻銘已經把莎翁的37部戲劇都記熟了。此時辜鴻銘的英文和德文水準已經超過了一般大學畢業的文學士，此時打下的紮實基礎，對辜鴻銘日後在古希臘文、拉丁文、法文、俄文、意大利文等九種語言文字上的建樹功不可沒。辜鴻銘後來在北京大學教英語時，有學生向他請教掌握英語的妙法，他回答得很簡單：“先背熟一部名家著作做根基。”
“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國的鄉村，屋子安裝有美國的水電煤氣等管子，有個中國廚子，有個日本太太，再有個法國的情婦。”作為一名遊走於東西方文化之間的學者和文學家，林語堂的英語學習法自有其特點，樸樸素素、簡簡單單地總結起來，就是注重口語訓練。林語堂認為學英語必須有全句的觀念，“不能專念於單字。學時須把全句語法、語音及腔調整個讀出來”；“口講必須重疊練習”，使“人在不知不覺之間吸收英文的句法，久而久之，自然順口。到了順口之時，英文句法已在不知不覺之間學來，比寫作時算什麼主格賓格強得多了”；“口講的話都是自自然然説出來的，少有堆砌奇字、矯揉造作之弊，因為口講應答之間，不容你刻意求工”。
對於滬上小姐張愛玲來説，提高英文的好方法就是不斷地把自己的習作由中文譯成英文，再由英文譯成中文，並儘量避免重複的詞句。反反覆覆，英語水平就會大有提高。張愛玲在港大的求學歲月裏，將這種翻譯學習法發揮到了淋漓盡致。為了讓英文寫得地道純熟，她狠狠心三年沒用中文寫東西，甚至通信用的也是英文。留過洋的姑姑對她的英文功底很是佩服，説她，“無論是什麼英文書，她能拿起來就看，即使是譯本物理或是化學書。”三年工夫沒有白費，看來，正應了張愛玲在《十八春》裏説的那句話——“對於三十歲以後的人來説，十年、八年不過是指縫間的事；而對於年輕人而言，三年、五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
商人：英漢夾雜 “洋涇浜”語
當中國人在地球的一端搖頭晃腦地背誦着“How do you do”時，地球的另一端，美國人早已用“Long time no see”相互寒暄。昔日的古典雅言正在逐漸淡出美國人的口語，Chinglish竟成了一時的風尚。其實，這種“畫虎不成反類犬”的英語，最早可以上溯到中國商人的口齒間。
自《五口通商章程》簽訂後，中國東部沿海及長江沿線各港口陸續開放。一時間，外商雲集，僅上海一地，剛剛開埠一個月，就有11家洋行，1847年增至39家，1854年激增至120多家。貿易量的不斷攀升，讓中國各地的商販們趨之若鶩。
然而，由於精通商貿英語的外事人才緊缺，也為了能順利躋身上流社會，商人們不得不硬着頭皮自己學起了英語。在與外商交談時，連估帶猜、中英夾雜，再融入些上海口音，就形成了一種全新的混合語。因為當時上海的商業機構多聚集在英法租借的界河洋涇浜的兩岸，於是人們把這種“四不像”似的語言稱為“洋涇浜英語”。
商人們説的洋涇浜英語中有着深刻的漢語烙印，姚公鶴先生就曾説過：“洋涇浜話者，用英文之音，而以中國文法出之也。”“洋涇浜”英語把rice(大米)説成lice，把fish(魚)説成fis，把have(有)念成hab，very few 念成welly few。若是説起整句話來，現代的人估計更是摸不着頭腦，曾有一位年輕的先生去拜訪兩位女士，中國僕人很嚴肅地告訴他：That two piecey girls no can see. Number one piecey top side makee washee, washee. Number two piecey go outside, makee walkee, walkee(那兩位姑娘您現在一個都不能見。年齡大的一位正在樓上洗澡，年齡小的一位不在家，請您趕緊走開，趕緊走開)。
即便如此，但千萬別以為“洋涇浜英語”就是下里巴人的專利。董橋先生曾提到他有一次跟老上海喝茶，聽到鄰座有人很謙虛地對他的茶友説：“我只會説洋涇浜英文！”那老上海忍不住小聲説：“他也配？”哈哈，可見正宗的洋涇浜也是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人的專用語！
當然，“洋涇浜英語”並非上海特有，在廣州、澳門、哈爾濱、台灣等地也出現了漢語與當地通行外語相結合的洋涇浜語。1949年之後，中國各地相繼解放。在上海，洋涇浜英語也喪失生存土壤，很快退出了歷史舞台。但不要以為“洋涇浜英語”就此絕種，你早上吃的“吐司”(toast)、喝點“咖啡”(coffee)、抽的“雪茄”(cigar)、坐的“的士”(taxi)、穿的“派克大衣”(parka)都是“洋涇浜”。當然，你很快還會在英語中見到dama(大媽)與tuhao(土豪)。